陳長捷被俘太晚，林偉儔被俘不早也不晚，他們何時被俘結果最好？

陳長捷和林偉儔在天津被俘時的職務，各種史料記載并不一致，有的史料將這二人都寫成“天津警備司令”，那顯然是不準確的，但這也不能怪那些史料不嚴謹，而是因為當年蔣家王朝在各地的軍政機構設置疊床架屋，把天津“防守司令”和“警備司令”弄混也不足為奇，有時候老蔣任命新了司令，卻忘了將原司令免職，一地雙司令并不少見，但有一點沒錯：陳長捷和林偉儔是天津防守司令部正、副司令。

陳長捷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戰爭的回憶》（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中回憶：“一九四八年六月，傅作義將我從蘭州（當時我任第八補給區司令）調到天津，給我以‘警備司令’的名義，負天津基地之責……十二月十五日，傅作義在北平，為應付緊急的局勢，決定‘分區堅守’，頒布命令：（一）天津防守區：配置第六十二軍（缺一五七師）、第八十六軍（三個師）、第九十四軍留津的一個師（第四十三師）為主力，另附以兩個護路旅，兩個河北保安團，以陳長捷為防守司令，林偉儔為副司令。”

林偉儔在《天津戰役親歷記》（《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輯）中對自己的職務也有介紹：“天津戰役前夕守衛天津的國民黨軍計有：第八十六軍三個師，第六十二軍兩個師，第九十四軍一個師，河北省兩個保安師，天津市警備旅一個旅；臨時增編的有第六十二軍第三一七師和第九十四軍第三〇五師（人員武器不全），加上憲兵第四團、汽車兵團、警察等，共十三萬余人。我時任第六十二軍軍長兼天津警備司令。”

陳長捷和林偉儔的說法并不矛盾，九十四軍早在天津留守的是四十三師，后來又增補了三〇五師，四十三師師長饒啟堯在《第九十四軍第四十三師在天津被殲經過》（《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一輯）中也證實了林偉儔和陳長捷的說法。

饒啟堯還提到了第九十四軍副軍長林偉宏，我們查閱資料可知：廣東平遠縣東石汶水村人林偉宏也是黃埔四期畢業，但似乎跟同為黃埔四期的廣東省臺山市水步鎮大嶺鄉興隆村人林偉儔不是兄弟——林偉儔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兩個哥哥都因病早夭了。

林偉宏算投誠人員，并沒有進戰犯管理所，在天津解放后就帶著第三個妻子張翠林到江蘇常熟市居住并一直活到1980年，陳長捷和林偉儔則進了戰犯管理所，分別于1959年和1961年特赦。

林偉宏因為被傅作義調往北平，該軍原軍長鄭挺鋒（又名庭烽，號耀臺，鄭介民胞弟）不贊成起義而離開北平，林偉宏就作為投誠人員而沒有被當成起義將領，但比起陳長捷和林偉儔來，他還算幸運的。

原軍統局總務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見到了陳長捷和林偉儔，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復述了陳長捷的憤懣：“他自己在進行和平談判，卻叫我堅守不投降，結果他成了起義將領，我成了戰犯！已經造成了這樣兩個迥然不同的后果，我上了這樣一個大當，還有什么好說的呢！”

陳長捷說的“他”是誰，讀者諸君都知道，自然不用筆者贅述，我們看了陳長捷和林偉儔的回憶文章，就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問題：陳長捷被俘太晚了，林偉儔被俘既不能算早也不能算晚，他們什么時間被俘最好？

平津戰役的強烈度，似乎不如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因為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所以一部分在北平周邊戰斗中被俘的將領，都沒有被當做戰俘或戰犯對待。北平和平起義傅作義的談判代表周北峰（后來在內蒙古當過水利廳長）在《北平和談紀實》中記載了當年的談判結果：“對傅部的起義人員，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張家口、新保安、懷來戰役被俘的軍官，一律釋放。傅的總部及他的高級干部，一律予以適當安排?！?/strong>

我們僅看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匯編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戰場記憶之平津戰役》，就會發現原一〇四軍軍長安春山和少將副軍長王憲章、少將參謀長郝勤福、少將政工處長張滄，三十五軍副軍長王雷震，第一〇五軍第二七一師師長張進修和副師長梁超分別在懷來、新保安、張家口被俘，這些人都是1948年11月和12月被俘的，而陳長捷的被俘時間則是1949年1月15日。

如果陳長捷早兩個月被俘，北平和談的時候，他必然是談判中必然談到的釋放人員，那么他回到北平后，就可以跟傅作義一同起義了。

安春山起義后歷任綏遠省軍政委員會委員、綏遠省交通局長、內蒙古自治區林業廳副廳長，王雷震起義后歷任解放軍包頭軍分區司令員、包頭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兼包頭市市長，陳長捷在天津被俘后則直接進了戰犯管理所，看起來對陳長捷來說，被俘時間太晚，還真不是一件好事。

陳長捷在回憶文章中，也對自己被俘太晚表示了遺憾——他原本是可以在天津被攻克前放下武器的，那樣他至少能算投誠人員，搞好了也許能被列為起義將領，是他自己放棄了最后的機會。

陳長捷一直在等著北平那方面的消息，所以接到解放軍“和平放下武器”的通牒后，陳長捷召集杜建時、林偉儔、劉云翰、秋宗鼎等人開會研究，結果“都懾于特務的監察，有所欲言，而又吐吐吞吞，沒有一個說應該和可以放下武器的?！?/p>

天津守軍一拖再拖，等傅作義在電話中允許陳長捷主動投誠的時候，已經太晚了，陳長捷回憶：“我和傅通完電話，一個解放軍的副營長帶著幾名戰斗員，已站到我的后面了，我就是這樣被俘于我的指揮所地下室里面的?！?/strong>

跟陳長捷同在天津被俘的還有個林偉儔，這個軍長也參加過遼沈戰役，而且還是進攻塔山防線的主力之一。

林偉儔并沒有在遼沈被俘，這對他來說也算一件“幸事”，因為被四野俘虜，不如二野三野的待遇好，這一點沈醉和原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在回憶錄中都有提及，如果林偉儔在東北被俘，進功德林就要晚一些了。

林偉儔躲過初一沒躲過十五，逃出了東北沒逃出天津，他錯過了與陳長捷一同起義或投誠的機會，也沒能跟隨天津塘沽防守司令間第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一起先撤離再起義。

林偉儔在天津原本也不是只有被俘一條路可以走，他在黃埔四期下鋪的同學曾給他寫過一封信，但他并沒有按信中要求放下武器。林偉儔回憶：“解放軍通信員到達第六十二軍軍部交出第四野戰軍司令員親筆簽名寫給陳長捷、林偉儔、劉云瀚等三人的一封信，大意是：遼沈戰役取得勝利后，百萬大軍已進關，勸告你們放下武器，不得破壞工商企業……我到劉云瀚處商談如何回復，隨即攜帶信件往見陳長捷。”

通訊員先把信件送到林偉儔的六十二軍軍部而不是送到陳長捷或劉云翰那里，其用意不言自明，可惜林偉儔沒有能把握住這次機會：“陳長捷久不出聲，大家沉默了許久，誰都說不出內心的實話，誰也不肯帶頭作出具體主張。”

如果林偉儔審時度勢首先倡導起義投誠，陳長捷極有可能會借坡下驢，那樣他對傅作義也就有了交待，林偉儔也會成為天津和平解放的有功人員，別說不用進戰犯管理所，就是加入解放軍繼續當軍長，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身為天津防守司令部正司令和副司令，陳長捷和林偉儔還是有一定自主權決定是放下武器還是繼續頑抗的，他們都選擇了拖延待變，結果變化出現了，卻不是他們期盼的那種結果——傅作義在電話中允許他們放下武器的時候，解放軍已經沖到眼前，他的放下武器就不是主動而是被動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陳長捷和林偉儔都應該算在平津戰役中被俘，但是同一個戰役中早期被俘的基本都沒進戰犯管理所，林偉儔和陳長捷“不早不晚”地進了戰犯管理所，這就給讀者諸君留下了一個有趣的問題：這兩個天津防守司令，陳長捷被俘時間不能太晚，林偉儔被俘的時間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他們在什么時候被俘不用進戰犯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