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臺籍長征硬漢叛變出賣1800同志

1950年1月29日下午，臺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號，一名神色慌張的中年男人被保密局特工破門帶走。

幾天之后，這個人開口了。他一張嘴，就供出了一個令所有人震驚不已的名字：吳石。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中將，是當時潛伏在國民黨內部最高級別的紅色特工。

這一次，他沒有再逃。不到一小時的審訊時間，他就供出了上百名同志的姓名、地址和聯(lián)絡密碼。

這個人叫蔡孝乾。是當時我黨臺灣工委的書記、臺灣地下黨的最高負責人，也是紅軍長征中唯一的臺灣籍共產黨人。

一個連二萬五千里長征都走過的人，為什么連一小時的審訊都扛不過？

1908年，蔡孝乾出生在臺灣彰化縣花壇鄉(xiāng)一個普通農家，原名蔡乾。由于家境貧困，他每天上學路上要撿田螺，帶到學校后請校工燒熟了當午飯，只為給家里省一口糧。

校長看他孝順，便在他名字里加了個“孝”字，從此全校師生都認識了這個“孝行楷模”。

1924年，16歲的蔡孝乾懷揣理想來到上海，進入我黨創(chuàng)辦的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這里堪稱我黨早期人才的搖籃，系主任是瞿秋白，教員有蔡和森、惲代英、張?zhí)住⑷五鰰r這些日后為中國革命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物。

1926年，蔡孝乾受組織指派返回臺灣宣傳革命。1928年4月，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正式成立，蔡孝乾雖然人在臺灣未能出席，但仍被選為中央常委，負責宣傳工作。這一年，他才20歲。

臺灣的日本殖民當局很快開始搜捕臺共成員。1928年8月的一個夜晚，蔡孝乾和幾名同志秘密乘船逃離臺灣，來到福建漳州，從此，他的人生軌跡與大陸革命深深綁在了一起。

1932年4月，紅軍攻下漳州。蔡孝乾被安排進入中央蘇區(qū)，介紹他去的是日后十大元帥之一的羅榮桓，他對蔡孝乾說：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開始。踏上征途的八萬五千人，最終走到陜北的卻不足一萬人，而蔡孝乾是這支隊伍里唯一的臺灣人。一路上，他參加了遵義革命委員會的組建，也走過雪山草地，穿過槍林彈雨。幸運的是，他活了下來。

到達延安之后，他被安排在中央白軍工作委員會，從事策反和統(tǒng)戰(zhàn)工作。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又隨八路軍總部赴山西前線，擔任敵工部部長，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

這期間，他撰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臺灣》，旗幟鮮明地主張臺灣回歸祖國。

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蔡孝乾是全會上唯一的臺灣代表。日本投降后，我黨決定組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被任命為工委書記。1946年4月，他潛返闊別二十年的臺灣，以“老鄭”為化名，秘密發(fā)展組織。

組織的期望沉甸甸的，所有信任都押在了蔡孝乾身上。卻不曾料到，僅僅過了四年，他會親手把這一切葬送得干干凈凈。

剛到臺灣的蔡孝乾，未必沒有立志干一番事業(yè)的想法，但環(huán)境的腐蝕是悄無聲息的，從戰(zhàn)火紛飛的前線，到大城市的地下生活，他的欲望“開關”被悄然擰開了。

據史料記載，蔡孝乾赴臺后迅速沉迷于物質享受。他貪污了組織撥付的一萬美元經費，長期在臺北最高檔的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餐，經常在著名的山水亭餐廳大擺宴席，一個身負重建地下黨重任的人，過著比資本家還講究的日子。

從另一個角度看，1946到1949年之間，臺灣地下黨在他的領導下確實有了一定發(fā)展。至1949年，臺灣工委已擁有近兩千名黨員，動員群眾近五萬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日益腐化的生活方式，已經注定了危機的種子正在生根。

1949年底，國民黨敗退臺灣，老蔣親自坐鎮(zhèn)，開展“保密防諜”工作。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全島。

同年8月，保密局突襲了基隆中學的《光明報》印刷點，逮捕了校長鐘浩東。在審訊中，精神恍惚的鐘浩東無意提到了“老鄭”這個代號。

蔡孝乾雖然利用外出的機會掙脫看守跑掉，但躲了不到三個月，他就在嘉義鄉(xiāng)下因為嘴饞跑去吃西餐而被再次抓獲。

這一次，他沒有再猶豫。不到一周的時間，他就供出了包括吳石在內的全部地下黨人名單。據統(tǒng)計，從1950年初蔡孝乾叛變開始，到當年三、四月間，臺灣地下黨組織幾乎被連根拔起。

短短幾個月內，1800多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牽涉其中，全部被國民黨軍警特務抓獲。最終審判下來，有1100多人被慘遭槍殺，當時的馬場町刑場血流成河。

這些數(shù)字的背后，是一條條鮮活的人命。

在眾多犧牲者中，最令人扼腕的是吳石將軍。

吳石是潛伏在老蔣政權心臟最深處的我方情報人員，他曾通過朱楓將大量絕密軍事情報送往大陸，其中包括臺灣防御部署的完整地圖和國民黨部隊的番號、兵力、火力配置等，這些情報對于解放軍制定攻臺計劃至關重要。

蔡孝乾被捕后，從筆記本上查到了吳石的名字，隨即把吳石與朱楓的秘密會見全盤供出。保密局局長毛人鳳不敢怠慢，立即呈報老蔣，盛怒之下，老蔣下令逮捕了吳石。

1950年6月10日，吳石、陳寶倉、朱楓、聶曦四人在臺北馬場町刑場英勇就義。因為蔡孝乾一個人的出賣，一切都化為了泡影。

朱楓的命運同樣令人心碎。她是華東局特派員，1949年11月利用在臺親戚關系潛入，與吳石接頭后傳回了大量珍貴情報。她本有機會撤離臺灣，但蔡孝乾的叛變徹底堵死了生路。被捕后，她在獄中堅貞不屈，最終在臺北從容赴死。

還有劉光典，這位中央社會部的情報交通員，在蔡孝乾叛變、洪國式情報組被破獲后，他獨自躲進臺灣南部海拔一千多米的深山，掘地為穴，吃野果、喝露水，過著原始人一般的生活，堅持了整整四年。

1954年，他因叛徒出賣被捕。審訊中，他面對國民黨的威逼利誘，始終沒有屈服，最終在1959年2月4日凌晨被押赴刑場，身中四槍后英勇就義，年僅37歲。

另一邊，叛變后的蔡孝乾人生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轉折。他不但沒有被國民黨當成用完就扔的工具，反而被授予少將軍銜，先后擔任“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副主任等職務，專門從事所謂“匪情研究”。

1982年，蔡孝乾在臺灣病逝，終年74歲。

蔡孝乾晚年寫過回憶錄，據說他用了“理性選擇”四個字來總結自己的叛變行為。他的“理性選擇”代價，是1800多個家庭的破碎，是1100多條忠魂的鮮血，是原本有可能實現(xiàn)的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被無限期推遲。

答案也許并不復雜。長征的苦，是集體主義下的苦——大家一起走，有信仰在撐，有同志在旁，血肉相連，不甘掉隊。當一個人脫離了組織監(jiān)督、沉迷于物質享受之后，他的骨頭就一點一點變軟了，沒有突如其來的背叛，只有溫水煮青蛙式的墮落。

歷史是一面照妖鏡。它能照出人性的最光輝處，也能照出人性最黑暗的角落。

一個人可以走過世界上最艱險的路，但未必能走過自己內心的貪欲和軟弱，前者需要的是雙腿，而后者需要的是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