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實踐的現狀與挑戰

規模擴張與責任重構：中國規上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與可持續發展實踐研究

（作者：王連升）

摘要：2026年一季度，我國規上互聯網企業完成互聯網業務收入5027億元，同比增長10.6%，實現利潤總額558.4億元，同比增長60.5%。行業高速增長的同時，平臺經濟的治理問題也日益凸顯。本文在梳理中國規上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歷史脈絡與現實挑戰基礎上，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與多中心治理理論，剖析當前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治理中的核心矛盾領域——數據治理與算法責任、靈活用工與勞動者權益保障、資本擴張與公平競爭，并結合騰訊、阿里巴巴、字節跳動等頭部企業的ESG實踐，構建“合規底線—社會創新—價值共生”三層治理模型，提出推進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現代化的系統性路徑。

關鍵詞：規上互聯網企業；企業社會責任；ESG治理；平臺經濟；可持續發展

一、引言

2026年4月30日，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數據顯示，一季度我國規模以上互聯網和相關服務企業完成互聯網業務收入5027億元，同比增長10.6%，利潤總額達558.4億元，同比增長高達60.5%，研發經費投入亦保持較快增勢。這一組數據，既展現了中國互聯網經濟強勁的增長韌性，也提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深層命題：在規模急劇擴張、利潤高速增長的背景下，互聯網企業的社會責任治理是否能同步跟進？當企業的經濟影響力與社會影響力日漸膨脹，其權力邊界應當如何劃定，責任邊界又當如何擴展？

這并非一個單純的企業倫理問題。互聯網平臺企業已深度嵌入國民經濟與社會運行的底層架構，從信息傳播、商品交易到公共服務的支付、出行、外賣，其觸角延伸至億萬民眾的日常生活。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平臺力量的不斷壯大，也暴露出資本擴張、數據濫用、算法歧視、壟斷競爭、勞動權益受損等諸多治理難題”。這些問題，已經超越了傳統企業社會責任的討論范疇，觸及數字時代社會治理的根本性挑戰。

本文的核心問題意識在于：在中國互聯網行業加速邁入“強監管、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歷史關口，規上互聯網企業應當建構怎樣的社會責任治理框架，才能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平衡，走向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圍繞這一問題，本文將首先梳理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理論基礎與演進脈絡；繼而聚焦當前治理實踐中的三大核心矛盾；在此基礎上，以頭部企業的ESG實踐為案例，提煉治理創新的內在邏輯；最后，提出推進社會責任治理現代化的系統性路徑。

二、理論框架與歷史演進

（一）理論基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多中心發展

傳統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核心框架。然而，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崛起，使得利益相關方的邊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相較于傳統企業，平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從“單邊屬性轉向跨邊性”——平臺兩端的用戶（消費者與商家）均成為核心相關方，而快遞員、外賣騎手等“泛組織新型利益相關者”也進入責任框架。這意味著，互聯網企業的社會責任邊界絕非傳統意義上的“企業—員工—社區”三元結構，而是一個涉及多方主體、多重利益、多類風險的復雜網絡。

多中心治理理論為理解這一復雜性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有學者以奇虎360與騰訊的糾紛為案例，論證了多中心治理模式與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構建的內在吻合關系，指出傳統的政府單一監管模式難以應對互聯網治理的復雜性與動態性，需要政府、企業、行業組織、用戶多方參與的協同治理。這一理論洞見，對于理解當前中國互聯網治理從“強監管”走向“常態化監管”的時間窗口具有重要的解釋力。

（二）歷史演進：從野蠻生長到規范發展

中國互聯網產業的社會責任治理軌跡，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責任意識的萌芽期。 這一時期，互聯網企業以“顛覆者”的姿態出現，社會責任議題主要集中在網絡安全、信息真實性等基礎層面，治理模式以企業的自發探索為主，尚未形成系統化的規制體系。

第二階段（2010年代中期至2020年）：治理困境的凸顯期。 隨著平臺經濟的爆發式增長，“二選一”、大數據殺熟、個人信息泄露等問題集中暴露。2019年，有研究指出，互聯網獨角獸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卻沒有跟上業績增長的步伐，網絡安全、個人信息保護、大數據‘殺熟’等社會責任的履行令人擔憂”。這一時期，監管部門開始密集出臺政策，從反壟斷、數據安全、個人信息保護等多個方向構建規制框架，但尚未形成閉環。

第三階段（2021年至今）：常態化監管的深化期。 以2021年中央對平臺經濟進行系統性治理為標志，中國互聯網治理進入新階段。《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合規指引》《網絡交易平臺規則監督管理辦法》等政策密集出臺，“標志著平臺經濟治理進入新階段”。2026年，針對平臺企業的監管呈現出“常態化、精準化”態勢，“約談企業數量多、約談頻次高、約談問題更具體”。與此同時，ESG信息披露也從企業自愿行為逐步走向規范化，財政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的《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基本準則（試行）》標志著中國可持續信息披露制度建設邁出關鍵一步。

三、當前規上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核心矛盾

規上互聯網企業的社會責任危機，并非偶發的個案，而是結構性的困局。這種困局集中體現在三大領域。

（一）數據治理與算法責任：權力的集中與責任的稀釋

數據是互聯網平臺的核心資產，也是其社會責任的“阿喀琉斯之踵”。平臺企業通過匯聚海量用戶數據，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效率與精準，但伴隨而來的是數據濫用、隱私侵犯、算法歧視等一系列問題。有研究深刻揭示了這一困局的深層機制：“在數據利益總量相對有限的約束下，平臺對數據價值的不公平攫取導致消費者剩余系統性轉向生產者剩余，滋生了水床效應，背離了公平交易的市場基本原則”。

算法責任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困境。算法黑箱使得平臺的行為邏輯難以追責，而算法不透明又進一步放大了用戶的弱勢地位。從外賣騎手的送單時間被算法精確到秒，到推薦算法對用戶注意力的極端攫取，權力與責任之間的嚴重不對等，已成為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治理中最棘手的倫理難題。

2026年，全總推動的“平臺算法和勞動規則協商”值得關注。截至目前，納入工作范圍的美團、順豐、貨拉拉等15家頭部平臺企業已基本完成協商并簽訂算法協議，圍繞勞動報酬、休息權、算法知情與參與等核心議題開展對話，“勞動者核心權益從被算法‘模糊’逐步走向‘算得明白’”。這一實踐探索，為算法治理提供了寶貴的制度創新經驗。

（二）靈活用工與勞動者權益保障：新業態中的“責任漂移”

平臺經濟催生的大量新就業形態，在創造靈活就業機會的同時，也帶來了勞動權益保障的真空。“靈活就業一方面滿足了企業和勞動者靈活用工和就業的需求，另一方面靈活就業人員權益保障也存在短板”。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勞動者常被置于“合作關系”而非“勞動關系”的法律框架下，導致社保缺失、工傷保障不足、申訴渠道不暢等問題。

部分平臺企業通過外包、共享、勞務派遣等方式“隔離與轉嫁用工法律風險”，形成了多主體平臺用工的復雜結構。這種“責任漂移”機制，使得企業名義上的雇主義務被層層稀釋，最終承擔責任的往往是處于產業鏈最末端的勞動者自身。

然而，值得肯定的是，近年來部分頭部企業已開始正視這一問題。美團推出外賣騎手養老保險補貼方案，成為行業標桿性舉措。正如有評論所指出的，“平臺企業的社會責任，首先有對‘人’的尊重，尤其要守護好產業鏈中最基礎的勞動者權益”。這提示我們：勞動者的權益保障，不僅是法律合規的要求，更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倫理底線。

（三）資本無序擴張與公平競爭秩序：平臺權力的邊界問題

大型互聯網平臺憑借其網絡效應和數據優勢，天然具有壟斷傾向。強制商家“二選一”、單方面提高傭金、大數據殺熟等行為，不僅損害了平臺內商家的權益，也侵蝕了市場競爭的公平根基。2026年初，“某頭部在線旅游平臺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被市場監管總局立案調查”，再度將平臺反壟斷問題推至輿論中心。

從治理角度看，平臺經濟領域的社會責任治理面臨四大現實矛盾：“一是平臺經濟規模化帶來的治理失衡，亟需通過專門立法壓實平臺主體責任；二是電子商務新業態與傳統法律框架的適配沖突；三是多元主體權益保障的不均衡；四是‘監管+自律’的多元共治格局尚未完全形成”。這種治理系統性不足，使得平臺責任的邊界始終處于模糊地帶。

但值得注意的是，監管的強化并非對行業的抑制。數據顯示，在加強反壟斷監管的同時，行業收入仍保持高速增長。“加強反壟斷監管，與做大做強平臺經濟并不矛盾，更不會扼殺互聯網行業的創新基因，相反，這正是對平臺經濟發展環境的有力保護”。這一判斷點明了治理的深層邏輯：良好的秩序本身就是發展的土壤。

四、治理創新與實踐探索：頭部企業的ESG進路

（一）騰訊：從社會公益項目到“善意生態”的系統構建

騰訊的社會責任實踐，經歷了從自發性公益到戰略性社會價值創造的演進。在其最新發布的ESG報告中，騰訊強調其正“通過精心的規則設計和技術賦能構建生態，將分散的善意凝聚起來，合力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這種“善意生態”的構建，體現了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從“捐贈導向”向“機制導向”的深刻轉變。與此同時，平臺內部的治理亦不斷強化——反腐機制、AI倫理委員會、綠色數據中心建設等舉措，共同構成了騰訊ESG治理的完整圖景。值得注意的是，騰訊的公益平臺模式將技術與公益深度融合，實現了公益資源的高效匹配與透明化管理。

（二）阿里巴巴：業務嵌入式公益與“AI向善”的價值框架

阿里巴巴的社會責任實踐具有鮮明的“嵌入式”特征——社會責任并非企業業務的附加項，而是融入業務流程的有機組成。2025年，阿里巴巴發布了國內科技企業首份《AI向善行動報告》，提出基于六個完整價值觀基座的行動框架：“安全可靠、隱私保護、普惠正直、可信可控、開放共治與綠色低碳”。該報告認為，“AI向善是技術走向成熟的試煉場，是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也是構建社會信任的堅實橋梁”。在環境保護領域，阿里巴巴通過優化數據中心設計和運行效率、提高清潔能源使用比例降低碳排放強度，并利用AI技術進行氣象預測以優化電網調度決策。

（三）字節跳動：內容治理平臺化與社會治理的技術化

字節跳動在2025年CSR報告中特別附刊了《抖音算法社會價值報告》，展示其在算法治理方面的探索。數據顯示，2025年抖音反詐“驗證助手”日均服務10萬人次；引入大模型進行謠言治理后，平臺謠言曝光量較年初下降90%；網暴治理方面，全年攔截不當評論1.2億條。這些數據一方面顯示了平臺治理的技術潛力——AI介入后治理效率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也不免引發更深層的追問：當內容治理全面算法化，誰來治理算法本身？這提示我們需要警惕技術治理中可能出現的“治理悖論”。

（四）實踐啟示：三層治理模型的提出

綜合上述企業的實踐，可以提煉出規上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三層模型”：

第一層：合規底線層。以法律法規和行業標準為剛性約束。如《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及ESG信息披露評價指南》（T/ISC 0068-2026）團體標準的發布，從經濟、治理、社會、環境四個維度開展階梯式打分。這一層要求企業做到“不違規”——這并非高線，而是底線。

第二層：社會創新層。以技術能力解決社會問題。騰訊的生態構建、阿里的AI向善、字節的算法治理，都體現了將核心技術能力向社會價值領域遷移的努力。這一層要求企業從“合規者”走向“創新者”。

第三層：價值共生層。以實現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共創為目標。正如有學者所論述的，互聯網平臺企業應當“將社會責任融入公司目的，使其利益相關者分享公司決策權力和監督權力”。這要求企業在治理結構上進行制度性改革，真正實現“共治”而非“獨治”。

五、挑戰與展望：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制度進路

（一）制度供給與企業自覺的雙向校準

當前，中國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制度框架正處于快速建構期。財政部2026年1月發布的首個全國性可持續信息鑒證準則，標志著ESG治理從“軟約束”走向“硬約束”。這一制度建設的意義不可低估——當信息披露不僅關乎企業形象、更關乎合規成本與法律風險時，企業從“選擇性披露”轉向“實質性披露”的內生動力將顯著增強。

然而，制度供給無法替代企業自覺。真正的社會責任治理，應當是外部規制與內在自省的協同共振。有學者指出，互聯網平臺企業社會責任的倫理治理需要“企業自身加強對社會責任的自主治理”與“完善法治以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倫理治理”雙管齊下。這提示我們：好的制度應當既能提供剛性約束，也能激發主體能動性。

（二）全球語境與中國路徑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實踐，既需要對接國際ESG話語體系，也需要回應中國本土的現實關切。2025年《中國互聯網企業ESG與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出，“以大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正在推動ESG的重構與躍遷”。中國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龐大的用戶規模和豐富的應用場景，為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責任治理路徑提供了獨特條件。

但也需正視，當前行業可持續信息披露仍處在“理念倡導”向“實證化”過渡的階段。與歐美企業成熟的ESG評級體系相比，中國互聯網企業的社會責任治理在定量指標設定、第三方審計、信息披露透明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間。未來，中國需要構建與自身經濟體量相匹配的ESG治理與鑒證體系，在國際ESG規則制定中爭取更多話語權。

（三）未來的優先議程

綜合以上分析，未來規上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應當優先推進以下議程：

其一，完善ESG信息披露的標準化與強制化。《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及ESG信息披露評價指南》的發布是重要起點，但需進一步推動信息披露從“可選”走向“必選”，從“形式合規”走向“實質有效”。

其二，強化勞動權益保障的制度剛性。推動平臺企業落實養老保險、醫療保障等基礎社保覆蓋，以美團騎手養老保險補貼方案為標桿，擴大制度性保障的覆蓋范圍。

其三，建立算法治理的公共監督機制。在15家頭部平臺企業算法協議簽訂的基礎上，推動算法備案、算法測評、算法審計等制度的落地。

其四，推動平臺治理結構的民主化改革。探索在平臺企業的決策機制中嵌入多方利益相關者代表，實現責任分配的權力對等。

六、結語

2026年一季度5027億的互聯網業務收入、60.5%的利潤增長，是對中國互聯網經濟活力的有力證明。但企業的生命力，不僅取決于它在市場中攫取價值的能力，更取決于它在社會中創造價值的能力。當互聯網平臺企業已經成為數字時代的基礎設施時，其社會責任就不僅僅是慈善捐贈或綠色辦公這樣的“加分項”，而是關乎億萬民眾日常生活、關乎就業公平和市場秩序的“必答題”。

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國規上互聯網企業的社會責任治理正站在從“意愿覺醒”邁向“制度構建”的歷史節點上。結構性的矛盾依然存在——數據權力的集中、勞動權益的薄弱、平臺擴張與公平競爭的張力——但治理創新同樣在發生，以騰訊、阿里巴巴、字節跳動為代表的頭部企業正用實踐探索從“合規”到“創新”、再到“共生”的進階路徑。未來的關鍵在于，能否將個別的探索轉化為共同的制度安排，將行業增長的紅利轉化為社會進步的推力。正如《2025互聯網平臺企業社會責任評估報告》所指出的：“平臺企業從來都必須與時代同呼吸”。這既是對過去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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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連升，研究員，提出"責任閉環"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價值論。同時，基于中國企業實踐和全球商業環境變遷的優先級，提出的“三層利益相關方”理論，重構了企業利益相關方。現任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要點》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同時，兼任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山東省人工智能學會青年科學家委員會委員，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委員。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協會專家，北京市發改委ESG生態研究特邀專家，瑞典國家外交部CSR特邀訪問學者，北大創新評論特邀專家，證券日報特約專家，北京ESG研究院顧問，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顧問等。連續20年堅持知識公益，已有超過710萬人次享受了知識公益的專業幫扶。發表各種研究論文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