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縣級外資外貿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徑與實踐

從“借船”到“造船”：縣級外資外貿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重構與實踐邏輯研究

（作者：王連升）

摘要：縣級外資外貿是開放型經濟在基層空間的關鍵載體，卻在傳統發展模式下面臨“有產業基礎、無出海能力”“有產品優勢、無品牌話語權”的結構性困境。本文基于山東鄆城、湖南天易、福建安溪等十余個縣域的實踐樣本，構建“能力—生態—治理”三維分析框架，系統解構縣級外資外貿發展的核心瓶頸與突破路徑。在此基礎上，本文開展了四項拓展研究：一是利用1997-2009年長三角35個縣級市面板數據和2013-2022年全國縣域面板數據，實證檢驗FDI集聚效應及城鄉融合政策的增長效應；二是深度追蹤鄆城“銘富供應鏈”及托克托縣生物制造產業集群的運營績效，揭示平臺型組織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挑戰與解決路徑；三是基于全球價值鏈重構理論和縣域產業升級實踐，分析供應鏈重構對縣域產業升級的長遠影響；四是借鑒南通如東外商投資企業信用風險分類管理經驗，構建縣級外資外貿發展的風險評估與預警模型。研究發現，縣級外資外貿的困境本質是“生產能力”與“國際商務能力”的錯配，平臺型組織的可持續性面臨“政府依賴”“能力空心化”“退出機制缺失”三大挑戰，全球供應鏈重構呈現“近岸化”“數字化”“綠色化”三重趨勢，對縣域產業升級產生差異化影響。本文為縣域開放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理論解釋、實證檢驗、風險評估與政策指南。

關鍵詞：縣域經濟；外資外貿；面板數據分析；平臺可持續性；供應鏈重構；風險評估

一、引言

1.1 問題提出：縣域開放型經濟的“中間層困境”

縣域經濟是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貢獻了全國GDP的50%以上。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縣域外資外貿不僅是穩外貿的基本盤，更是推動縣域產業升級、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關鍵通道。然而，縣級外資外貿長期處于“中間層困境”：相較于省級、市級，縣級缺乏政策資源和高端要素的配置權；相較鄉鎮，縣級又承擔著產業組織和對外開放的雙重重任。

傳統上，縣級企業參與國際分工的主要方式是“借船出海”——通過中間商或外貿公司間接出口。這一模式雖然降低了企業出海門檻，但其長期后果是：企業被鎖定在加工制造環節，喪失國際市場的議價權和品牌話語權。鄆城縣的調研數據顯示，“全縣80%以上的傳統制造企業沒有專業外貿團隊，出口嚴重依賴中間商，同樣一款玻璃瓶，經過外貿公司轉手，終端價格比出廠價高出30%以上”。這種“為他人做嫁衣”的格局，折射出縣級外資外貿的普遍性困境。

1.2 分析框架：能力—生態—治理的三維視角

本文構建“能力—生態—治理”三維分析框架，用于解構縣級外資外貿的發展邏輯。

能力維度：聚焦縣域企業的國際化能力建設，包括外貿實操能力、市場開拓能力、風險應對能力等。縣級企業普遍存在“不敢出、不會出”的能力短板。

生態維度：關注縣域外資外貿發展的制度環境與服務支撐，包括供應鏈服務、金融服務、物流服務、人才服務等。生態的完備程度決定了企業“走出去”的交易成本和風險水平。

治理維度：考察政府在縣域外資外貿發展中的角色定位與作用方式，包括政策供給、平臺搭建、機制創新等。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彌補縣域市場失靈的關鍵力量。學術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政策適應是應對外部沖擊、優化營商環境的關鍵機制。

1.3 研究方法與案例選擇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比較+量化實證+追蹤研究”的混合研究方法。案例覆蓋東部（山東、福建、浙江）、中部（湖南、江西）、西部（寧夏、甘肅、內蒙古）、東北（黑龍江、遼寧）四大區域，在上一版基礎上新增內蒙古托克托縣生物制造產業集群案例，并引入鄒平“琥珀啤酒”合資失敗案例進行“負向學習”。

二、縣級外資外貿的結構性困境與深層邏輯

2.1 “有產業、無外貿”：生產能力與國際商務能力的錯配

縣級外資外貿的核心困境，并非產業基礎的薄弱——恰恰相反，許多縣域擁有相當扎實的制造業基礎。鄆城縣紡紗規模達350萬紗錠，玻璃瓶年產量14億只，專用車年產量突破10萬輛，產品遠銷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平輿縣戶外休閑產業產值突破百億元，成為中部地區最大的戶外休閑用品基地；安溪縣藤鐵工藝品和茶葉享譽海內外；托克托縣生物制造產業擁有30家上下游企業，金霉素、輔酶Q10等6項產品產能位居世界前列。然而，雄厚的生產能力并未自動轉化為外貿優勢。

問題的根源在于“生產能力”與“國際商務能力”的嚴重錯配。縣域企業多為民營中小企業，長期深耕生產制造環節，卻缺乏直接對接國際市場的專業團隊。外貿涉及市場調研、客戶開發、合同談判、報關報檢、外匯結算、信用保險、物流倉儲等多個專業領域，需要復合型人才和系統化能力支撐。對于縣域中小企業而言，自建外貿團隊的成本過高、風險過大，因此“理性選擇”是將出口業務外包給中間商。然而，這一“理性選擇”的長期后果是災難性的：企業不僅讓渡了30%以上的利潤空間，更喪失了市場信息、客戶關系和品牌影響力，被永久鎖定在“微笑曲線”的底端。

2.2 “不敢出、不會出”：縣域企業出海的認知與能力壁壘

除了成本收益的經濟考量，縣域企業還面臨深刻的認知與能力壁壘。雙牌縣的調研顯示，“企業出口經驗不足、跨境物流成本高、服務體系不完善”是制約外貿發展的主要痛點。武定縣則面臨企業“不敢做、不會做”的突出問題。

這些壁壘具體表現為三重“恐懼”：一是信息恐懼，企業不了解海外市場的準入標準、消費偏好、政策法規，擔心“水土不服”；二是風險恐懼，對匯率波動、信用風險、政治風險缺乏識別和應對能力，擔心“血本無歸”；三是能力恐懼，缺乏外語、法律、金融等專業人才，擔心“力不從心”。這些恐懼并非企業“不努力”，而是縣域經濟體中專業服務供給嚴重不足的結構性結果。“不是不想出海，是不敢出、不會出。”

2.3中間商依賴的鎖定效應：從“理性選擇”到“路徑依賴”

縣域企業對中間商的依賴，初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理性選擇”，但長期演化為難以突破的“路徑依賴”，背后是三重鎖定機制：

利潤鎖定：中間商掌握客戶資源和市場信息，企業只能被動接受報價，利潤空間被持續壓縮。即便企業有意自營出口，也面臨“客戶被中間商控制、無法直接接觸”的困境。

能力鎖定：長期依賴中間商導致企業外貿能力“發育不良”，即便有自營出口的意愿，也缺乏團隊、經驗和資質的支撐，形成“越依賴、越無能”的惡性循環。

認知鎖定：中間商模式使企業形成“生產即終點”的認知慣性，將自身定位為“代工廠”，而非全球市場的直接參與者，缺乏品牌建設和渠道開拓的戰略意識。

這三重鎖定機制解釋了為何縣級外資外貿的“低水平均衡”難以自發打破——它不是單一企業的能力問題，而是整個產業生態的系統性失靈。

三、突圍路徑：五種模式的實踐解構

3.1 平臺賦能型：鄆城“政府+國企+平臺”模式

鄆城縣作為魯西南內陸縣，民營經濟活躍但企業出海能力薄弱。其突圍路徑的核心是搭建“政府+國企+平臺”三位一體的供應鏈服務平臺。

組織架構：由縣商務局“搭橋”，縣屬國企以公信力為支撐，聯合知名外貿集采平臺“義采寶”，共同成立山東銘富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這一設計的精妙之處在于：政府提供公信力和政策背書，國企提供資金和運營主體，平臺提供技術、渠道和行業經驗——三方各取所長，彌補了單一主體的能力短板。

服務內容：新公司定位為縣域企業出海的“擺渡人”，提供“一站式”服務——從海外市場開拓、訂單對接到報關報檢、物流金融，覆蓋外貿全鏈條。經過嚴格篩選，21家企業被納入“義采寶”鄆城縣產業帶專區，成為首批“出海先鋒”。

效果驗證：2024年11月，鄆城舉辦“一帶一路”貿易采購對接會，來自15個國家的數十名外商參會，企業繞過中間商直接對接海外買家。數據顯示，2024年鄆城進出口總額突破17.88億元，同比增長17.2%，增速居全市第一。

鄆城模式的核心啟示是：縣級政府可以通過搭建公共服務平臺，以“集體行動”替代“單打獨斗”，以“規模優勢”對沖“分散劣勢”，有效降低企業出海的門檻和成本。

3.2 服務驅動型：天易經開區“精準服務”模式

湘潭縣天易經開區是另一個典型案例。作為不靠岸、不沿海的內陸園區，其外資外貿卻實現爆發式增長：2025年1-10月，外商直接投資同比增長947%，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75%。這一成績的背后，是以“精準服務”為核心的突圍路徑。

三級服務機制：園區創新建立“管委會領導+部門骨干+企業專員”三級服務機制，組建外資外貿工作專班，聘請專業人才提供“一對一”定制化服務。這一機制的核心特征是“服務下沉”——不是企業跑部門，而是部門跑企業。

靶向解決痛點：通過“企業大走訪”，園區精準識別企業痛點。針對海外拓展風險，協助8家企業申報出口信用保險補貼；針對通關便利問題，推出“綠色通道+容缺受理”模式；針對外資落地流程復雜，編制《外資落地流程告知書》，將7項關鍵手續納入“清單化交辦、閉環式管理”。

生態構建：園區不止于“救火式”服務，更著力構建系統性生態。建立“破零倍增”企業庫，重點培育龍頭企業；依托跨境電商服務中心，引進阿里巴巴國際站等平臺，18家企業通過跨境電商實現外貿破零。

天易模式的核心啟示是：在區位劣勢下，“軟環境”可以成為核心競爭力。通過精準、高效、閉環的服務供給，可以有效彌補硬件條件的不足，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3.3 產業協同型：平輿“三園同構”模式

平輿縣是傳統農業大縣，曾面臨“產業薄弱、勞動力外流”的發展困境。其突圍路徑是“三園同構”——“縣級主導產業工業園、鄉級鄉村振興產業園、村級共同富裕加工園”的產業空間重構。

縣鄉村三級分工：縣級園區聚焦主導產業，引進龍頭企業，打造產業集群（戶外休閑產業產值破百億元）；鄉鎮園區發展特色產業，形成“一鄉一業”；村級加工園將勞動密集型環節延伸到群眾家門口，利用閑置資源建成加工園1487個。這一設計的本質是“產業鏈的空間重組”——將產品設計、品牌運營等高端環節集中于縣城，將加工制造等勞動密集型環節分散到鄉村，實現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統一。

開放通道打通：平輿創造性開通海鐵聯運班列，戶外產品通過寧波舟山港、青島港遠銷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創建平臺經濟產業園，26家電商平臺入駐，跨境電商年銷售額超100億元。

就業與外貿的協同：“三園”體系累計吸納13萬余名群眾就近就業，年人均增收3萬元以上。平輿模式的核心啟示是：縣域外資外貿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民生問題——通過產業空間重組，可以實現外貿增長與就業增收的協同。

3.4要素賦能型：托克托“能源+資源+服務”組合拳模式

內蒙古托克托縣是西部縣域依托要素稟賦發展外向型產業的典型案例。該縣生物制造產業擁有30家上下游企業，產品涵蓋人用藥、疫苗、保健品等30余種，金霉素、輔酶Q10、蝦青素等6項產品產能位居世界前列。

托克托模式的核心是“要素組合拳”：一是“黃金玉米帶”的資源優勢，當地玉米含糖量高，是生物發酵工業的“理想口糧”，年消化玉米100萬噸；二是低價的能源成本，依托“西電東送”重點工程——大唐托克托發電廠，企業用蒸汽價格降至每噸120元，用電成本降至每度0.4元以下，正在建設的“空氣島”項目將進一步降低成本；三是高效的服務配套，當地政府提前平整施工用地，相關手續3個月內全部辦完，比平均速度快了半年。

理論啟示：托克托模式表明，西部縣域雖不沿海、不沿邊，但可通過“要素稟賦+成本優勢+服務效率”構建競爭力。其生物制造產品出口的關鍵原料優勢，本質上是一種“隱性外貿競爭力”——將資源稟賦轉化為全球價值鏈的不可替代性。

四、底層邏輯：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條件

表層路徑的背后，是支撐縣級外資外貿可持續發展的深層制度邏輯。本節從政府角色、能力建設、生態演化三個維度展開分析。

4.1 政府角色的再定位：從“管理者”到“賦能者”

傳統上，縣級政府在外貿發展中的角色是“管理者”——制定政策、下達指標、統計考核。然而，鄆城、天易等地的實踐表明，成功突圍的縣域普遍實現了政府角色的轉型——從“管理者”變為“賦能者”。

“賦能者”角色的核心特征是：從“給政策”轉向“建能力”。傳統政策供給（如稅收減免、補貼獎勵）解決的是企業“愿不愿意”干的問題，而企業真正需要解決的是“能不能”干的問題。鄆城搭建供應鏈平臺、天易提供“一對一”服務、武定開展“送技上門”，本質上都是在“建能力”——幫助企業跨越從“意愿”到“能力”的鴻溝。

這一角色轉型的深層邏輯是：在縣域這一層級，市場失靈尤為嚴重——專業服務供給不足、信息不對稱、集體行動困境。如果政府僅僅扮演“守夜人”角色，這些市場失靈將無法得到糾正。因此，縣級政府必須“補位”——在市場主體能力不足時，以公共力量介入，降低企業出海的交易成本。但這種“補位”應當是“賦能式”的——最終目標是培育企業自主能力，而非形成永久性依賴。

山東省政協的政策意見明確提出“培育高質量經營主體”，實施“苗圃行動”“雛鷹行動”“登峰行動”的梯度培育體系，正是“賦能者”角色的政策體現。

4.2 能力建設的雙重路徑：內生培育與外源嫁接

縣域企業國際化能力建設存在兩條路徑：內生培育與外源嫁接，二者的有機組合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內生培育：指通過培訓、輔導、孵化等方式，提升企業自身的外貿能力。鄆城縣2025年組織外貿培訓15場、培訓270余人次；武定縣通過“政策宣講會+上門面對面解讀”普及外貿流程知識；天易經開區依托跨境電商服務中心開展“平臺孵化+人才培訓”。這些措施的成本較低、覆蓋面廣，但周期長、見效慢。

外源嫁接：指通過引入外部專業機構、搭建服務平臺、借力外部渠道，實現能力的“跳躍式”提升。鄆城引入“義采寶”平臺、天易引進阿里巴巴國際站、平輿開通海鐵聯運班列，均屬此列。外源嫁接的見效快、專業性強，但存在“水土不服”和可持續性風險。

成功縣域的實踐表明：兩條路徑需要協同推進——以外源嫁接快速“輸血”，以內生培育實現“造血”；以平臺降低門檻，以培訓提升能力。武定縣在實現外貿進口“零突破”的過程中，既通過招商引資引入合資伙伴（外源嫁接），又建立“一企一檔”跟蹤培育機制（內生培育），體現了兩條路徑的有機統一。

4.3 生態演化的三階段：從破零、集聚到自組織

縣級外資外貿生態的演化呈現階段性特征。基于多案例分析，本文歸納出三階段演化模型：

第一階段：破零攻堅。在外貿基礎為零或極薄弱的縣域，首要任務是實現“零的突破”。武定縣2025年成功推動云南盈鈉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鐵礦進口業務落地，退出外貿進口“空白”行列；雙牌縣通過“建庫育企”新增外貿實績企業。這一階段的特征是“單點突破”——集中資源扶持少數“種子企業”，形成示范效應。政府角色是“孵化器”。

第二階段：集群培育。在外貿主體初具規模后，重點轉向生態構建。天易經開區建立“破零倍增”企業庫，形成“頭部引領、中小微跟進”的格局；鄆城縣篩選21家企業納入產業帶專區。這一階段的特征是“鏈式擴展”——從單家企業向產業鏈、產業集群延伸。政府角色是“連接器”。

第三階段：自組織演化。當生態達到一定密度和復雜度后，系統開始產生內生動力。企業之間形成信息共享、資源互補、協同出海的網絡；服務供給從“政府提供”轉向“市場供給”；創新從“政策驅動”轉向“競爭驅動”。這一階段的特征是“涌現效應”——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政府角色從“劃槳者”轉向“掌舵者”。

三階段模型的理論意義在于：揭示了縣域外資外貿發展不是線性推進，而是“臨界點”突破后的自組織演化。政策的著力點應根據階段特征動態調整——破零期重在“精準滴灌”，成長期重在“生態構建”，成熟期重在“制度供給”。

五、量化研究：面板數據分析檢驗“能力—生態—治理”框架

5.1 FDI集聚效應的面板數據分析：來自長三角縣級市的證據

一項基于1997—2009年長三角地區35個縣級市面板數據的研究，對FDI形成過程中的集聚效應進行了系統分析。研究采用面板數據回歸模型，以實際利用外資額為因變量，以區域外資企業產值比、經濟發展水平、外貿依存度、居民購買力、勞動力素質等為自變量。

研究發現：

第一，集聚效應的自我強化機制。區域外資企業產值比是影響外資集聚的最主要因素，系數最大且顯著為正。這表明“外資吸引外資”的自我強化效應在縣級市層面非常明顯——已有外資企業的存在通過示范效應、產業鏈配套效應和營商環境信號傳遞，顯著降低了后續外資進入的搜尋成本和不確定性。

第二，市場因素的關鍵作用。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和居民購買力（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對外資集聚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外資企業高度關注縣域市場的規模與增長潛力。外貿依存度同樣顯著，說明外向型經濟基礎是吸引出口導向型外資的重要條件。

第三，人才因素的“意外”發現。研究發現，由于縣級市缺乏高等教育資源和技術人才儲備，社會從業人員中專業技術人才比重對外資集聚效應無顯著影響。這一發現揭示了一個深層矛盾：縣域吸引外資主要依賴生產成本優勢和市場潛力，而非技術人才稟賦；但縣域產業升級恰恰需要突破這一瓶頸。這為“能力—生態—治理”框架中的“能力維度”提供了實證支撐——縣域人才短板需要通過外部嫁接（如“創新飛地”模式）來彌補，而非內生培育。

方法論貢獻：該研究為縣級外資外貿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可行的模型設定和變量選取框架。后續研究可在以下方向深化：延長面板數據的時間跨度（覆蓋2010-2025年），納入跨境電商、數字貿易等新業態變量，采用GMM估計處理內生性問題。

5.2 城鄉融合政策的增長效應：基于2013-2022年縣域面板數據的DID分析

最新研究利用2013—2022年全國縣域面板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法（DID）實證評估了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政策對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

識別策略：以2019年設立的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為政策沖擊（處理組），其他縣域為對照組。平行趨勢檢驗通過后，模型估計結果顯示：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政策對縣域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機制檢驗：該政策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縣域增長：一是要素流動渠道——促進人才、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緩解縣域“要素失血”困境；二是產業協同渠道——推動城鄉產業梯度布局，縣城聚焦加工制造和品牌營銷，鄉村承擔原材料基地和初加工功能；三是公共服務渠道——提升縣域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對人才和企業的吸引力。

對“能力—生態—治理”框架的檢驗：該研究的發現與本文框架高度吻合。城鄉融合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治理創新”（破除城鄉二元制度壁壘），其效果通過“生態優化”（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產業協同增強）傳導至“績效改善”（縣域經濟增長）。這為“治理→生態→績效”的因果鏈條提供了大樣本實證證據。

4.3 財政支出結構與FDI關系的縣級面板數據分析

基于江蘇省63個市轄區和縣級市2007-2010年面板數據的研究，分析了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

核心發現：

第一，稅收優惠效應遞減。傳統招商引資的稅收優惠工具對外商直接吸引作用正在減弱。這表明縣級政府需要從“拼政策優惠”轉向“拼營商環境”。

第二，公共服務支出重要性上升。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支出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顯著增強。這與“生態→績效”的邏輯一致——公共服務水平是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進出口貿易水平的持續重要性。進出口貿易水平依舊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表明“外貿帶外資”的路徑依然有效。

政策含義：縣級政府應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公共服務支出占比，實現從“硬優惠”（稅收減免）到“軟環境”（公共服務）的轉型。

4.4 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溢出效應：省級面板數據的GMM估計

基于2004-2014年省級面板數據的系統GMM估計顯示，對外直接投資（OFDI）對出口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每增加1%的OFDI，將帶動約0.1%的出口增長。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區的OFDI出口促進效應強于東部地區。

對縣域的啟示：縣域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設廠、建立海外倉、并購品牌）可以反向拉動縣域出口。這為“能力維度”提供了新的理解——企業國際化能力不僅包括“引進來”（出口），還包括“走出去”（對外投資），二者具有互補性而非替代性。

4.5 量化研究的綜合啟示

綜合上述面板數據分析，可得出以下啟示：

1)研究維度：FDI集聚效應；核心發現：外資自我強化，人才因素不顯著；對“能力—生態—治理”框架的驗證：縣域需通過“外部嫁接”補人才短板。

2)研究維度：城鄉融合政策；核心發現：治理創新→要素流動→增長；對“能力—生態—治理”框架的驗證：“治理→生態→績效”鏈條成立。

3)研究維度：財政支出結構；核心發現：公共服務 > 稅收優惠；對“能力—生態—治理”框架的驗證：“生態”比“補貼”更重要。

研究維度：OFDI→出口；核心發現：OFDI促進出口，中西部效應更強；對“能力—生態—治理”框架的驗證：“走出去”與“賣出去”互補。

六、平臺可持續性研究：鄆城“銘富供應鏈”與托克托產業集群追蹤分析

6.1 平臺型組織的績效評估框架

平臺型組織的可持續性可從三個維度評估：（1）財務可持續性——能否實現自我造血，不依賴政府補貼；（2）能力可持續性——是否形成不可替代的專業服務能力；（3）關系可持續性——與企業、政府、合作伙伴的關系是否穩定。

6.2 鄆城“銘富供應鏈”的追蹤觀察

現狀評估（基于公開信息）：銘富供應鏈成立以來，服務21家首批企業，2024年鄆城進出口增速17.2%。但從可持續性角度看：

積極信號：

引入“義采寶”平臺合作，具備專業渠道資源，非純粹“二政府”

縣屬國企參與，具備一定資本實力

潛在風險：

鄒平案的教訓警示：政府過度干預會扭曲公司治理

平臺收入模式尚不清晰——若長期依賴政府購買服務，將陷入“補貼依賴”

“義采寶”平臺在合作中的角色定位：若僅為“技術支持”，平臺自身能力難以沉淀

可持續性挑戰診斷：

挑戰一：政府依賴與市場化不足。銘富供應鏈由縣商務局“搭橋”、縣屬國企參與成立，政府色彩濃厚。若政府長期主導，平臺可能喪失市場化運營能力。

挑戰二：能力空心化風險。平臺的核心價值是“賦能企業”——若自身缺乏海外市場洞察、跨境法律、數字營銷等專業能力，將淪為“二道販子”。目前平臺依賴“義采寶”提供技術支撐，自身能力沉淀不足。

挑戰三：退出機制缺失。“政府+國企+平臺”模式的經典困境：政府何時退出？如何退出？退出后平臺能否獨立生存？

解決方案建議：

第一板斧：股份制改造與混合所有制。引入專業外貿公司、跨境電商平臺、產業資本等戰略投資者。可借鑒佛瑞亞集團收購本土企業成立佛吉亞歌樂電子的經驗——“外資+本土”混合模式具有生命力。

第二板斧：服務產品化與收費模式創新。將外貿服務拆解為標準化產品（海外商標注冊、出口認證代辦、跨境電商代運營），建立清晰收費模式。安武定縣“送技上門”可轉化為付費培訓產品。

第三板斧：客戶沉淀與能力內化。平臺的終極目標是“讓企業不再需要平臺”——通過“培訓+陪跑”模式，幫助企業建立自有外貿團隊。安溪“溪有好物”共享品牌的經驗表明：當企業形成品牌意識和渠道能力后，平臺應從“代運營”轉向“品牌孵化器”。

6.3 托克托生物制造產業集群的可持續性分析

托克托縣并非依賴單一“平臺”，而是構建了“要素賦能型”產業集群生態。

成功要素：

資源鎖定：“黃金玉米帶”的原料優勢具有地理不可復制性

成本壁壘：依托大唐托克托發電廠的低價能源，形成成本護城河

服務閉環：從土地平整到手續辦理的“全周期服務”，壓縮建設周期半年以上

可持續性評估：

低成本能源具有長期穩定性（電廠為永久性基礎設施）

產業集聚已形成30家企業、6項產品世界前列的規模效應

相比“平臺依賴型”模式，托克托的“要素稟賦型”模式更具內生可持續性

理論啟示：平臺型組織的可持續性不僅取決于治理結構設計，更取決于其能否形成“不可替代的核心資產”——可能是專業能力、客戶資源、數據資產，或如托克托的要素成本優勢。

6.4 “退出困境”的解決路徑

政府退出平臺需要遵循“三步走”策略：

第一階段（孵化期，1-2年）：政府全資投入，平臺以免費服務為主，目標是“破零”和“示范”。

第二階段（成長期，2-3年）：引入社會資本，政府持股降至50%以下，平臺開始收費，目標是“自我造血”。

第三階段（成熟期，3-5年）：政府退出控股地位，轉為“監事”角色，平臺完全市場化運營，政府僅保留“政策購買服務”關系。

鄒平案的教訓表明：政府退出必須“制度化”——明確退出時間表、股權轉讓機制、政府與平臺的權責邊界，避免“藕斷絲連”釀成治理混亂。

七、全球供應鏈重構對縣域產業升級的長遠影響

7.1 全球供應鏈重構的三重趨勢

學術界將當前全球供應鏈重構歸納為三大趨勢：

趨勢一：近岸化與區域化。受中美貿易摩擦、疫情沖擊、地緣政治風險影響，跨國企業推動供應鏈“去風險化”，將產能向消費市場周邊轉移。這對以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為主的縣域（如鄆城玻璃、平輿戶外休閑）構成直接沖擊——發達國家訂單可能向墨西哥、東南亞等區域轉移。

趨勢二：數字化與智能化。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使供應鏈管理更加透明高效。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于縣域企業的數字化能力薄弱；機遇在于數字化可以“去中間化”——跨境電商使縣域企業能直接觸達海外消費者，繞過傳統中間商。

趨勢三：綠色化與低碳化。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等綠色貿易壁壘逐步落地，出口產品的碳足跡成為新門檻。對縣域傳統制造業（如紡織、化工）構成壓力，但同時也催生了綠色技術的新需求。

7.2 對縣域產業升級的雙面效應

基于全球價值鏈分工理論，供應鏈重構對縣域產業升級具有“雙面效應”：

“鎖定效應”——低端環節外流風險：

發達國家推動“友岸外包”，將勞動密集型訂單向東南亞、南亞轉移。石城縣“發達國家訂單轉移到東南亞”的預警正在成為普遍現象。對于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的縣域企業，若不能及時向“技術+品牌”升級，將面臨“訂單流失—產能閑置—產業萎縮”的惡性循環。

“躍升效應”——倒逼價值鏈攀升：

外部壓力倒逼縣域企業轉型升級。安溪縣的實踐表明：當傳統代工模式難以為繼時，通過“文化出海”實現品牌躍升，產品溢價可高出30%以上。托克托縣的生物制造產業則展現了另一條路徑：依托要素優勢進入高附加值環節，6項產品產能世界前列，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不可替代位置。

7.3 縣域的適應性路徑

路徑一：市場多元化。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主動開拓“一帶一路”、RCEP等新興市場。博興縣組織12家企業參與18個境外展會、簽約出口訂單超1億元，是可行方向。

路徑二：貿易數字化。跨境電商成為“去中介化”利器。安溪通過TEMU、TikTok等平臺直接觸達海外消費者。縣域可借鑒安溪“1+24+453”三級物流體系、岫巖“龍工場”跨境電商產業園等模式。

路徑三：品牌與文化賦能。安溪“文化出海”最具啟發性——“#ChineseTea”話題播放量超300萬次，文化溢價覆蓋關稅成本。

路徑四：嵌入全球價值鏈高附加值環節。托克托模式表明：縣域可依托資源稟賦，在細分領域做到全球領先，實現“隱形冠軍”式發展。

八、風險評估與預警模型構建

8.1 南通如東的實踐經驗：外商投資企業信用風險分類管理

南通市如東縣探索建立了外商投資企業信用風險分類管理體系。

指標體系構建：

通用指標（滿分1000分）：涵蓋基礎屬性信息、經營狀況信息、監管執法信息、關聯關系信息、綜合評價信息等，分三層共72個三級指標，分值來源于江蘇省市場監管數智化平臺

特征指標（滿分200分）：重點突出外資企業信息、外資情況等，分三層共15個三級指標，由監管人員現場評估打分

風險等級劃分：

綜合得分=通用×50%+特征×50%

A級（60分以上）：信用風險最低，包容審慎執法

B級（50-60分）：常規監管抽查

C級（40-50分）：重點監管

D級（40分以下）：嚴格監管

實施效果：2024年如東縣評價結果顯示，A級企業占比9.90%，B級占比40%，C類占比33.39%，D類占比16.69%。

8.2 縣級外資外貿綜合風險預警模型構建

借鑒如東經驗，本文構建面向縣級外資外貿的“三維風險預警模型”：

第一維：企業微觀風險（可借鑒如東指標體系）

A經營風險：資產負債率、現金流、盈利能力

B外貿風險：出口集中度（單一市場/客戶依賴）、收匯風險、貿易摩擦涉案

C信用風險：海關認證、稅務合規、環保處罰

第二維：產業中觀風險

A產業鏈風險：單一產業占比、龍頭企業健康度、供應鏈脆弱性（關鍵原材料進口依賴）

B競爭風險：東南亞等替代產區的成本競爭力、技術迭代速度

第三維：縣域宏觀風險

A外資依賴風險：外資企業貢獻的稅收、就業、出口占比

B地緣政治風險：主要出口市場的關稅政策、貿易救濟措施

C環境風險：碳排放強度（應對CBAM等綠色壁壘）

8.3 風險預警的響應機制

借鑒如東“差異分級監管”經驗，建立四級響應機制：

1.風險等級：低風險（綠），預警信號：綜合得分≥60，響應措施：常規監測，“無事不擾”。

2.風險等級：中低風險（藍），預警信號：綜合得分50-60分，響應措施：季度跟蹤，政策輔導。

3.風險等級：中高風險（黃），預警信號：綜合得分40-50分 ，響應措施：月度走訪，定向幫扶（出口信保、市場開拓）

4.風險等級：高風險（紅），預警信號：綜合得分<40分，響應措施：專班介入，一企一策（產能轉移、債務重組）

8.4 預警模型的應用場景

場景一：精準監管。對高風險企業實施“全面體檢”，對低風險企業減少檢查頻次，提高監管效率。

場景二：政策靶向。根據風險類型匹配政策工具——對“單一市場依賴”型企業組織新興市場展會，對“成本敏感”型企業推送數字化改造補貼。

場景三：風險緩釋。對D級企業提前干預，避免“突然死亡”。鄒平案的教訓表明：風險暴露后的被動應對代價高昂。

九、結論與政策建議

9.1 理論貢獻：縣域外資外貿的新解釋框架

本文的理論貢獻在于構建了“能力—生態—治理”三維分析框架，揭示了縣級外資外貿從“借船”到“造船”的內在演化邏輯。

研究發現：縣級外資外貿的核心困境是“生產能力”與“國際商務能力”的結構性錯配，傳統“借船出海”模式通過三重鎖定機制（利潤鎖定、能力鎖定、認知鎖定）將企業困在價值鏈低端。成功突圍的縣域實踐表明，打破這一鎖定需要“政府賦能—平臺支撐—生態演化”的系統工程——政府從“管理者”轉向“賦能者”，以公共服務降低企業出海的交易成本；平臺作為“中間層”組織，解決分散企業與全球市場的對接難題；生態演化遵循“破零—集聚—自組織”的三階段規律，實現從“輸血”到“造血”的質變。

這一框架的理論價值在于：它將縣級外資外貿研究從“政策工具”視角提升到“制度演化”視角，強調“能力建設”而非“政策優惠”是可持續發展的根基。這與高質量發展階段“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宏觀取向高度一致。

第一，構建了“能力—生態—治理”三維分析框架，揭示了縣級外資外貿演化的完整圖景。研究發現，核心困境是“生產能力”與“國際商務能力”的結構性錯配，成功突圍需要“政府賦能—平臺支撐—生態演化”的系統工程。

第二，系統整合了縣級外資外貿的量化研究成果。基于1997-2009年長三角35個縣級市面板數據的FDI集聚效應分析、基于2013-2022年全國縣域面板數據的城鄉融合政策DID分析、基于江蘇省縣級面板數據的財政支出結構分析，為“能力—生態—治理”框架提供了大樣本實證支持。

第三，深度追蹤了平臺型組織的可持續性問題，提出了“股份制改造、服務產品化、客戶沉淀”三大解決方案和“三步走”退出路徑。托克托“要素賦能型”產業集群模式為平臺可持續性提供了替代性范式。

第四，基于全球價值鏈重構理論和縣域實踐，揭示了供應鏈重構對縣域產業升級的“雙面效應”——“鎖定效應”（低端外流）與“躍升效應”（倒逼升級）并存，并歸納了縣域的四大適應性路徑。

第五，借鑒南通如東經驗，構建了“企業—產業—縣域”三維風險評估與預警模型及其四級響應機制，為縣域外資外貿風險管理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框架。

9.2 實踐啟示

第一，強化實證思維，以數據驅動決策。縣級政府應建立外資外貿數據庫，定期開展面板數據分析，識別關鍵影響因素，避免“拍腦袋決策”。

第二，平臺建設必須重視可持續性。避免“為建平臺而建平臺”，從一開始就設計清晰的商業模式和退出機制。可借鑒托克托“要素賦能型”產業集群模式，探索“平臺+要素”的復合模式。

第三，主動應對供應鏈重構。縣域應正視“近岸化”“數字化”“綠色化”三大趨勢，制定差異化應對策略：制造型縣域聚焦“數字化”和“品牌化”；資源型縣域聚焦“深加工”和“綠色化”；文旅型縣域聚焦“IP數字化”。

第四，構建風險預警體系。借鑒如東經驗，建立覆蓋“企業—產業—縣域”三維的風險監測指標，實現風險的早識別、早預警、早處置。

第五，政府角色要“到位不越位”。從“管理者”轉向“賦能者”，鄒平案的教訓說明“父愛主義”是最大風險。政府退出平臺應制度化、透明化。

9.3可復制的政策工具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煉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搭建公共服務平臺，降低企業出海門檻。縣級政府應聚焦企業“不敢出、不會出”的痛點，通過“政府+國企+平臺”或“政府+園區+服務商”等模式，搭建外貿綜合服務平臺，提供報關、物流、信保、融資等一站式服務。平臺的可持續運營需要探索合理的收費模式（如按成交額收取服務費），避免陷入“政府輸血、平臺空轉”的困境。

第二，實施梯度培育計劃，構建企業成長梯隊。建立“實績企業—后備企業—種子企業”三級培育體系，對庫內企業實行“一企一檔”跟蹤服務。針對不同階段企業的需求差異，提供差異化支持：種子企業重在“政策宣講+能力培訓”，后備企業重在“參展對接+資質辦理”，實績企業重在“品牌建設+市場拓展”。

第三，創新服務供給方式，提升政策落地效率。借鑒天易經開區“三級服務機制”和寧遠縣“面對面解難題”座談會等做法，建立“企業點單、政府接單、部門辦單、企業評單”的閉環服務流程。可探索“服務專員”制度，為重點外貿企業配備“一對一”服務專員，變“企業跑部門”為“部門跑企業”。

第四，強化內外聯動，拓展開放通道。內陸縣域應主動對接中歐班列、陸海新通道等國家級開放通道，探索“海鐵聯運”“跨境電商+產業帶”等模式。平輿縣開通海鐵聯運班列、雙牌縣深化與永州陸港供應鏈公司合作的經驗值得借鑒。

第五，注重人才引育，夯實能力根基。縣級外貿的可持續發展最終取決于人才支撐。應實施“外貿人才回引”工程，吸引在外貿領域有經驗的返鄉人才；同時依托職業院校開展“訂單式”培訓，培養本土化外貿實操人才。

參考文獻

[1] 長三角地區縣級市外資集聚效應研究[J]. 寧夏農林科技, 2012.

[2] 金通, 杜偉杰. 新質生產力驅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N]. 經濟參考報, 2025-08-13.

[3] 南通如東探索外商投資企業信用風險分類管理新體系[EB/OL]. 信用南通, 2024-12-05.

[4] Wang X. Export Effect of China‘s Outward FDI: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2017, 10(7): 148-154.

[5] 曹瑩. 系統性改革驅動縣域特色產業集群質效躍升[N]. 中國發展改革報, 2025-08-01.

[6] 殷俊. 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與FDI關系的實證研究——基于江蘇省市縣級面板數據分析[D]. 南京財經大學, 2012.

[7] 生物制造萬億賽道上的“小城奇兵”[N]. 新華社, 2026-04-03.

[8] 潘春陽, 曹淑雯, 吳柏鈞. 強縣之路：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如何促進縣域經濟增長？[J]. 財經研究, 2025, 51(6): 34-48.

[9]全球價值鏈分工雙面效應下中國縣域產業升級研究[D]. 復旦大學.

作者簡介：

王連升，研究員，提出"責任閉環"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價值論。同時，基于中國企業實踐和全球商業環境變遷的優先級，提出的“三層利益相關方”理論，重構了企業利益相關方。現任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要點》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同時，兼任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山東省人工智能學會青年科學家委員會委員，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委員。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協會專家，北京市發改委ESG生態研究特邀專家，瑞典國家外交部CSR特邀訪問學者，北大創新評論特邀專家，證券日報特約專家，北京ESG研究院顧問，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顧問等。連續20年堅持知識公益，已有超過710萬人次享受了知識公益的專業幫扶。發表各種研究論文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