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總結出了黃金時代的三大密碼。縱觀從古希臘到現代盎格魯文明的黃金時代，它們成功建立“新的立足點”并實現繁榮，通常具備以下三大核心密碼：首先是開放性與包容性。人性中有兩大對立的特點，分別是推動貿易的商人和以鄰為壑的部落。黃金時代的文明都會選擇人性中擁抱貿易和探索未知的商人特性，而排斥以鄰為壑構墻自保的部落思維。黃金時代也是知識繁盛的時代，能意識到知識無國界，智慧不分種族。羅馬的強大源于其接納人才和新技術，荷蘭的文化中心地位依賴于其宗教和思想的包容。這種開放和包容還會依賴法治、自由市場和自由思想的核心構建。
其次是務實精神與階層融合。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與此前從古希臘到兩宋黃金時代最大的區別是實現了知識階層與工匠階層的深度結合，也就是書齋與工匠的聯合，這需要打破階層的壁壘，打破讀書人對工匠的歧視。可以說英國工業革命的關鍵在于培根鼓勵那些知曉事物的人和那些制造事物的人之間的合作。而這種合作又是基于一種務實的精神，將知識應用于解決實際問題，并在不斷改良中實現突破。階層融合的結果是社會結構上，財富貴族取代了血統貴族，社會從身份社會轉向契約社會。
最后是去中心化的作用。黃金時代的衰落往往伴隨著“蘇格拉底之死”時刻，即社會放棄了對開放知識交流的承諾，用控制取代了好奇心，并開始強制推行“正統思想”。諾獎經濟學家喬爾·莫克爾將此現象稱為“卡德威爾定律”，即大多數社會在技術創新方面只能保持活躍狀態很短的時間。成功的黃金時代傾向于去中心化。歐洲的分裂局面讓思想共和國成為可能。英國政府的缺位以及美國制度的去中心化特性，都為創新提供了更大的試驗空間。
那么《人類巔峰》對黃金時代的梳理對當下又有什么啟示呢？我們正處于工業革命不斷迭代的AI狂飆時代，歷史的教訓對當下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首先，要提防排外與僵化。歷史顯示，雖然歷史上不斷出現挑戰者，但大多數精英很快會恢復鎮定，開始強制維護“傳統”“正統”，并扼殺不可預測性的潛力。當技術變革帶來破壞性時，人性中會產生抱團排外的心態。當下，我們必須警惕既得利益格局對創新的阻礙，而政府必須有能力破解這些阻礙，營造有利于創新者的競爭環境。其次，重拾樂觀主義和探索精神。黃金時代與樂觀的文化氛圍緊密相關。當下全球社會面臨一系列危機，比如地緣政治緊張，西方國家面臨移民危機，全球經濟也面臨不少挑戰，很容易用一種“世界是危險的”心態取代自信的探索精神。我們需要像雅典人那樣樂于獲取新事物，而不是像斯巴達人那樣封閉世界以維護現有的一切。
我們在此次解讀中多次提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爾?莫克爾（Joel Mokyr），是重要的經濟史專家。他在《增長的文化》中特別強調，工業革命之所以能夠持續，關鍵在于科學革命與思想革命所孕育的泛歐洲思想者和科學家的網絡（思想共和國），使得創新有機會能夠持續發展，成為沒有終點的革命。莫克爾的著作聚焦于文化和制度對技術持續增長的影響，為我們理解現代文明如何突破古代文明“曇花一現”的宿命提供了深刻的視角。
最后的啟發。我們可以通過換位思考來理解為什么我們正處在一個東西方“再平衡”的世界。諾伯格慨嘆美國所主導的“黃金時代”是否正在衰落，一方面是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注：本文寫于2026年1月），不斷拆毀美國在二戰之后建設的國際秩序，本身就在踐踏黃金時代的準則，很難不讓人擔憂美國會變成一個閉塞、僵化、停滯的國度；另一方面則是西方也需要理解并適應“中國的崛起”，中國在經濟體量上超越美國的可能性。同時，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高度“全球化”的時代——這里所說的全球化強調的是無論是技術發展還是資訊交流都已經高度全球同步的時代——如果中國想要肩負起延續全球“黃金時代”領導者的角色，也需要深刻理解開放、制度韌性和包容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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