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級準備讓衛戍區司令吳忠兼北京軍區副司令，毛主席不同意，為何

1970年，開國中將溫玉成由于夾在兩大集團之間難以自處，被調離了北京，他所擔任的衛戍區司令員職務就空缺了出來。

如此敏感的時節，如此關鍵的位置，接手負責中央機關安全的人選必須慎之又慎，得滿足能力出眾、老實可靠等幾大條件。

組織經過考慮，最終任命開國少將吳忠為衛戍區司令員，這是毛主席點了頭的。但奇怪的是，沒多久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提議讓吳忠兼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這次毛主席卻沒同意。

當初大多數擔任了衛戍區司令員的都兼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這不算什么破例之事，毛主席對吳忠也很信任，還說過“吳忠有忠”這句話，為何卻不愿對他再提一提呢？

吳忠調到衛戍區是在1968年4月，不過當時擔任的是衛戍區第一副司令員。兩年后溫玉成被調離，最開始大家都以為還會是出自四野的干部接任，沒想到落實之際卻成了二野的吳忠。

衛戍區主要職責是保衛首都的黨中央、中央軍委、政府機關，編制上歸北京軍區和北京市委領導，但軍事防務方面的問題，實際受軍委和總參直接指揮。

1970年，北京已經有山雨欲來的氣息，執掌衛戍區背后有些非凡的意義，組織等于是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給吳忠了。

他上任沒多久，就以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參加了九屆二中全會，本次會議原定討論憲法、國民經濟和戰備問題，一開始氣氛很熱烈，也沒有出格的現象，但很快有心之人提出應當設立國家主席，并在六號簡報上搞動作。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吳忠根本看不懂，甚至跑去問衛戍區政委吳德：陳夫子說有人反對毛主席，指的是誰啊？

他上任沒多久，就以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參加了九屆二中全會，本次會議原定討論憲法、國民經濟和戰備問題，一開始氣氛很熱烈，也沒有出格的現象，但很快有心之人提出應當設立國家主席，并在六號簡報上搞動作。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吳忠根本看不懂，甚至跑去問衛戍區政委吳德：“陳夫子說有人反對毛主席，指的是誰啊？”整場會議吳忠開得云里霧里，但從陳夫子被處理一事上能看出，大型風暴即將到來，他的心里不踏實。

為解決心里的疑惑，他又跑到北京軍區去向上級司令員鄭維山請教。鄭見他有些焦慮，就安慰他事情不會有那么壞，并表示會幫他加一層“保險”。

這所謂的加“保險”，就是申請讓吳忠兼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這樣吳忠有了更高級別的身份，即便出什么事，也有北京軍區做后盾。然而，當報告送到毛主席案頭后，卻被直接否決了。

主席認為吳忠晉升速度已經偏快，在衛戍區從副手提為正職只用了不到兩年時間，而擔任正職才兩個月又兼大軍區副司令，怕引起不必要的議論。

另外衛戍區是接受中央直接指揮的，如果吳忠在北京軍區這邊兼任了，毫無疑問會削弱衛戍區的獨立行動能力，試想吳忠接到了兩個不同方向的命令，他應該怎么怎么執行？

只在衛戍區，那就只有一個選擇，兼了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那該不該以直屬上級的命令為優先級，這些都可能造成麻煩。

指揮鏈一旦重合模糊，執行效率就會打上折扣，關鍵時刻，主席需要的是一個干凈利落、只對中央負責的衛戍區，所以還是不兼為好。

為了打消吳忠的顧慮，主席讓總理去轉告吳德，再由吳德轉告吳忠，這是符合當時流程的做法，也是在側面對吳忠表示，如果他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通過衛戍區這一環就上報中央，組織對他是非常信任的。

吳忠想明白其中道理后也不再糾結，只要干好自己的工作，跟著軍委走、跟著中央走，就不會出錯。1970年12月22日，周總理主持召開華北會議，華北地區的黨、政、軍相關領導人都奉命參會，一直開到了1971年1月下旬，主要議題還是批評陳夫子。

會議結束后，鄭維山及北京軍區政委李雪峰被撤職，主要原因在于九屆二中全會時兩人受到迷惑，支持了陳夫子。

這讓吳忠更感覺到追隨中央的重要性，也真心認為自己不到北京軍區兼職是好事，以后自己就繼續做好本職工作，專注軍事、不涉及政治。

同年9月12日，毛主席結束南巡回到北京，專列停在豐臺后，主席召見了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等人。吳忠對于外界的事情也有所耳聞，談話間脫口而出：主席，我看我們間出了壞人。

這看似不禮貌的話語，卻能看出吳忠直率的性格，主席聽后點頭贊許：“吳德有德，吳忠有忠。”

沒過多久，大事爆發，周總理緊急部署，讓炮六師、坦克六師及北京附近的三十八軍一個師全部劃歸衛戍區指揮，由吳忠統一調度。

在吳忠的努力下，“小艦隊”計劃和“571紀要”等重要文件被查獲，其中涉及到的重要干部太多，他建議立即對四大金剛采取措施，很快得到中央批準。

因為一系列迅速果斷的應對，事件的負面影響降到了最低，從這個結果來看，毛主席沒有讓吳忠兼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是非常正確的。

試想一下，如果他真的多了這個職務，那在無比混亂的時局下，他需要請示的環節就多了一個，程序方面會嚴重遲滯，有些事情很可能就不一樣了。主席對全局的看待，是很有遠見性的。

后來吳忠長期在衛戍區工作，包括1976年10月之時也發揮了巨大作用。

1977年，在衛戍區司令員一職上完成了歷史使命的吳忠調到廣州軍區，擔任分管作戰事務的副司令員。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前夕，他主動請纓抵前負責廣州軍區南集團的作戰事宜。

在他緊張籌備之際，軍委一道命令下達至廣州軍區，宣布免他的副司令員職務，并要求回京接受審查。

幸好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頂住了壓力，讓吳忠先打完這一仗再說，這位55年第二年輕的開國少將得以完成戰爭生涯的完美謝幕。（第一的馬爾果夫并未參與太多革命歷程，并且后來還出逃，因此一些文獻中也將吳忠稱為最年輕開國少將）

站好了最后一班崗，吳忠選擇回北京接受審查，原來是曾經被他批評過的另一位少將懷恨在心進行了舉報，且他擔任衛戍區那些年發生了很多大事，一些老干部的遭遇也跟衛戍區有關，因此對他產生了意見。

在特定的時代環境下，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的，吳忠知道自己一直都聽從中央命令，相信組織會還自己清白，對于任何調查都很配合。

1987年，中央做出最后定論：吳忠不光在七十年代沒有錯誤，還積極執行了組織決策，采取有效行動，總體上是有功的。

對于種種往事，吳忠看得很開，即便曾被攻擊也非常大度，他只說：我是黨的一員，是人民的軍人，理應為國家盡責。

革命者的胸懷，令人贊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