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基爾·斯塔默是英國過去十年里的第六位首相。對于一個自認為是現代民主發源地、也是動蕩世界中穩定典范的國家來說，這顯然不是什么體面的局面。
當代英國政治的許多混亂，原本就是自己造成的。斯塔默之前那幾位熱衷自我宣傳的保守黨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和莉茲·特拉斯——顯然是問題的一部分。但其他人也作出過災難性的誤判。戴維·卡梅倫決定就英國是否脫離歐盟舉行公投，就是一個尤其惡劣的典型例子。
可以理解的是，這種首相頻繁更替的局面，讓人們更渴望穩定和可預期性。最終，斯塔默帶領工黨在2024年大勝。他承諾，將通過冷靜而審慎的重建過程，恢復公眾對政治的信心。
事情并沒有朝這個方向發展。恰恰相反，斯塔默一直被批評過于謹慎，不愿作出外界認為解決英國一些深層問題所必需的大膽決定。
他還被貼上了一個頗為尷尬的綽號——“從不在場的基爾”。外界之所以這樣看他，是因為不少人覺得，他花在與國際同行打交道上的時間，比處理國內事務還多。
其中一些問題，也是世界各地民主國家居民都很熟悉的：生活成本壓力、住房難以負擔、公眾對公共服務不滿，以及一個自稱中左翼的政黨，既沒有清楚說明其進步社會議程，更談不上真正落實。
就英國而言，斯塔默還因以下問題受到批評：未能兌現取消學生學費的承諾；決定收緊養老金領取者冬季燃料補貼的資格，盡管他后來已收回這一決定；以及宣布削減福利待遇，而在黨內反彈后，他也被迫放棄了這一做法。
路面坑洞也成了斯塔默連最簡單問題都解決不了的象征。這類問題注定會激怒立場居中的選民。過去幾周，我一直在英國各地開車，對他們的挫敗感，我完全能夠理解。
這一切都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在最近的地方選舉中，如此多工黨選民離開了工黨。
但這不只是英國的問題。世界各地的中間派政府都在艱難地向選民證明，自己有足夠的愿景和勇氣去處理那些更貼近日常、也更容易引發公眾共鳴的議題。
和斯塔默一樣，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和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都被認為缺乏個人魅力，而且都面臨極右翼政黨迅速崛起帶來的挑戰。部分原因在于，他們試圖占據中間地帶，而這往往會帶來乏善可陳的政策議程，結果卻仍然在政治光譜兩端同時遭到批評。
至少，默茨還有勇氣批評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那些日益加劇不穩定的舉動，盡管這么做對他并沒有帶來多少實際好處。
不過，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提醒我們，外交政策幾乎換不來多少選票。馬克龍在民調中的處境也同樣艱難。他在國際舞臺上的高曝光度，加深了外界對其傲慢的印象，也讓人覺得他既不了解國內問題，更談不上解決這些問題。
正如斯塔默在英國已經體會到的那樣，在政治震蕩越來越常見的時代，領導人被趕下臺依然是真實存在的風險。
也許在這一點上，英國確實算得上世界領先。最近這場政治混亂的受益者，是由奈杰爾·法拉奇領導的極右翼英國改革黨。盡管他本人及其政黨一直面臨種族主義和無能的指控，但法拉奇在2029年大選中成為英國下一任首相，確實存在相當現實的可能。
不過，在這件事發生之前，工黨很可能會更換領導人，以挽回支持率。幾位主要競爭者已經開始活動，希望斯塔默能順勢讓位。畢竟，弒君也自有其代價。
無論最終誰從這場領導權角逐中脫穎而出，英國選民——以及其他國家的選民——對領導人的期待，可能都已經變得過高、過于復雜，也彼此矛盾，以至于任何人都難以真正滿足。
一個真正檢驗這一判斷的人，可能是頗受歡迎的曼徹斯特市長安迪·伯納姆。他正積極謀求重返議會。如果他能在必要的補選中擊敗英國改革黨，那很可能會坐實他作為斯塔默繼任者的位置。
但即便如此，他也可能面對同樣的政治逆風，因為選民如今普遍更加憤世嫉俗。兩極分化如今已成為西方社會的普遍病癥，而在許多失望的年輕人眼中，民主也不再是政治上的黃金標準。
難怪越來越多年輕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絕望。在英國，哪怕把那些坑坑洼洼的道路全都填平，恐怕也改變不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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