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驚現侵華日軍大佐的墓碑，人們紛紛往墓碑上撒尿

2013年11月18日清晨，霧氣剛在牯嶺鎮山腰散開，幾名保潔工沿著景區防火道清挖落葉與碎石。鐵鍬碰到硬物，發出“當”的一聲，露出半截斑駁的青石。

他們先以為是遺落的界碑，好奇心驅使，索性把周圍泥漿除凈。幾筆橫豎映入眼簾，繁體陰刻，許多筆畫已被風雨磨蝕，只依稀可辨“飯塚”“部隊長”幾字。手機拍照上傳，消息旋即在山下的茶館炸開了鍋。

“是不是當年那個惡名昭著的家伙？”一位白發老人拍著桌子，他1930年代就住在香峰村。消息傳開，半天不到，山下數十位村民踉踉蹌蹌趕到現場，圍著石碑七嘴八舌。有人扔石頭，有人破口大罵，甚至有青年當場解開褲子，怒氣難平。

為什么一塊殘碑掀起滔天怒火？得追溯到75年前。1938年8月，武漢會戰硝煙正濃，日軍急欲拿下長江北岸的要沖以圖南進，廬山列入作戰計劃。這里海拔千余米，壁立千仞，既是江南門戶，也是江西腹地的屏障。蔣介石此前在山頂牯嶺曾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處，日軍認為此山象征中國軍心，不拿下難以昭示所謂“皇軍威風”。

當年由日軍第101師團步兵第101聯隊擔任前鋒，聯隊長正是飯冢國五郎，時年44歲。早年就讀日本士官學校的他，因在淞滬會戰中敢打敢拼，被吹捧為“突擊名將”。日方新聞畫報將他舉為“昭和軍神”，身影頻現戰地宣傳片。可在基層兵眼里，他更像是個火藥桶：動輒呵斥，動輒拔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TDB1938-161號口述錄寫得直白：“飯冢憎惡退卻，曾當場斬殺兩名報信遲到的通信兵。”

廬山攻堅戰從8月中旬連打到月底。160師與附近各友軍依托山地構工，守在牛毛尖、五老峰一線，死咬要道。霧氣濃、視距短，日軍炮擊受限，連續進攻都被擊退。飯冢惱羞成怒，命令攝影班跟隨，日日擺拍沖鋒畫面。他脫到只剩軍褲，握刀高呼，仿佛拍戰地紀錄片。

據《廬山戰役親歷者口述實錄》記載，26日黃昏，160師某連觀察哨發現對面那名“赤膊軍官”在壕邊比劃動作。排長低聲咬牙：“看他囂張。”恰有一支剛繳獲的三八式栓動步槍送到前沿，槍口冷冷對準，扳機扣響，一發子彈劃破山間霧氣。對岸的軍刀頓時墜地，飯冢捂胸跪倒。跟拍記者先以為他擺造型，待血浸濕胸前布料才驚覺——被擊中要害，當場斃命。

失去主將的101聯隊一下亂套。戰友緊急掩埋遺體，在臨時指揮所后側立碑悼念，碑文正是“飯塚部隊長之墓”。山雨連綿，殘余部隊倉皇南撤，無暇遷移石碑。一年后，廬山再度易手，它就此留在泥土之下。

遺憾的是，這名“軍神”死前釀下的血債從未被遺忘。他戰場受挫后，遷怒于山中的香峰寺，縱兵放火，僧侶與逃到寺里的平民無一幸免，經卷佛像灰飛煙滅。那場浩劫，在當地老人記憶里依舊帶著血腥味。

抗戰勝利后，香峰村村民找出那塊日文墓碑，把它推倒，連夜深埋。歲月流逝，幾代人種茶采石、游人踏青，碑石沉在泥層，偶爾有老人提及“日本鬼子頭目葬在山里”，年輕人多當傳說。

直到2013年的那場小雨，“傳說”驟然具象。憤恨情緒翻涌，不少游客效仿老輩“破碑泄憤”舊法，輪番撒尿，甚至有人掄起錘子。景區管理處隨即報警，文物部門趕到，將石碑連同周圍土層一起起掘封存，送往九江市博物館。

為什么要“搶救”這塊人人唾棄的敵酋之墓？文保人員的說法很簡單：這是侵華日軍罪行的物證，任何毀壞都是對史實的再次抹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現場勘察表明，墓碑下無棺槨，僅有一小撮焚灰，顯系倉促就地掩埋。石碑采用花崗巖，筆畫由日軍隨軍刻工以鑿刀匆匆而就，字體略帶草率，可見當時形勢緊迫。

事實上，不僅中國檔案保留了飯冢之死的記錄，日本方面也有零散資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收藏的《陸軍作戰詳報》第252號電報注明：“聯隊長飯冢中將（時倨大佐職）在八月二十六日十六時三十七分，因狙擊手射擊殞命，精神光耀后進。”電報結尾是“可恥”二字，被后人涂抹，疑為戰友對其輕率指揮的私下評語。

對廬山而言，戰斗早已塵封，但那方墓碑卻像是不定時的鬧鐘，一再提醒山民：這里埋過一個帶來血火的人。史學界如今把廬山戰役視作武漢會戰北翼一段重要插曲，5000多名中日官兵在此陣亡，卻很少有人知道那位吹噓成“軍神”的大佐，實際上死于一次普通的遠距離點射。

翻檢國內外戰史刊物，能拼出他的生平：1894年出生于長野縣，陸軍士官學校23期，上海事變后便喜用拍攝戰地照片塑造個人形象，性情乖張、賞罰無度。某日，他在酒后對部下吼道：“把沖鋒的樣子必須拍得像武士！”不料幾周后，恰恰死在鏡頭前。命運弄人，終究難逃因果。

如今那座被帶走的墓碑，存放在恒溫庫房，列為侵華日軍罪證實物。科研人員已完成三維掃描與除鹽處理，計劃在未來的抗戰舊址陳列館中展出。屆時，旁邊會配以《廬山戰役簡報》復印件、《日軍士兵口述錄》譯文，以及香峰寺被毀的影像殘片。

有人好奇，當年怒射飯冢的160師士兵是誰？1995年發表的《守山打鬼子》一文給出答案：行刺者名朱玉銘，安徽霍邱人，時任機槍三連一等兵。抗戰結束后，他回鄉務農，1955年病逝。遺物只有一方已經銹蝕的三八槍機和一張黑白合影，拍攝于1944年湖南竹埠嶺。在那張照片里，他笑得很平靜，從未在意自己曾送敵軍“大英雄”上路。

再說那些在碑前泄憤的村民，多是香峰寺被屠后幸存者的后代。對他們而言，廬山云海再美，也難遮歷史瘡痍；那方石碑若無妥善處置，就像一把銹刀插在土地，時刻撕扯舊傷。如今，碑被移走，山坡重歸寂靜，只有偶爾掠過的云霧在山梁間翻滾，像極了當年炮火升騰的硝煙。

被雨水沖出的不只是石頭，更是被歲月掩埋的記憶。墓碑遭遇的“集體唾棄”看似粗糲，卻折射出一種最直接的民間歷史觀：仇恨有時沉睡，但不會消散；罪證必須保存，卻絕不能被敬奉。

廬山的松風依舊，香峰寺遺址野草沒膝，戰場的槍聲早已遠去。而那塊小小的石碑，如同一枚冷硬的釘子，將1938年的血與火釘在泥土深處，讓每一次雨后偶然顯露的刻痕，都成為無法抹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