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多爾袞寫成“民族英雄”？這本兒童歷史書，到底想干什么！

家長給孩子選歷史讀物，圖的是什么？

無非是想讓孩子讀懂過去，銘記歷史，樹立正確的歷史觀。

可總有一些號稱“權(quán)威”“暢銷”的少兒讀物，走著走著就偏了方向。

近期，一本名為《寫給兒童的中華上下五千年》的兒童書，被家長們集體質(zhì)疑，推上了風口浪尖。

問題不是排版，不是文筆，而是它對一個歷史人物的刻意歪曲——把多爾袞塑造成了“民族英雄”。

看到這四個字，相信很多了解歷史的人，都會心頭一震，滿是荒謬。

多爾袞是誰？先簡單說說他的生平。

他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極的弟弟，清初攝政王。

1644年，他率領(lǐng)清軍入關(guān)，隨后輔佐年幼的順治帝，成為當時大清朝的實際掌權(quán)者，攝政七年直至病逝。

史書對他的評價歷來復雜，有軍事才干，但更多的是他推行的暴政，給漢民族帶來了深重災(zāi)難。

可就是這樣一個人，在面向孩子的讀物里，卻被洗白成了“大好人”“民族英雄”。

這不是觀點分歧，而是赤裸裸地篡改歷史，是對歷史的褻瀆，更是對孩子的誤導。

真實的多爾袞，從來不是什么英雄，而是雙手沾滿鮮血的統(tǒng)治者。

史學家早已明確，他攝政期間，推行了六大惡政，每一項都浸著漢人的血淚。

首當其沖的，就是屠城令。

1644年清軍入關(guān)后，為了快速震懾百姓、樹立權(quán)威，多爾袞在直隸三河、昌平、良鄉(xiāng)等地，制造了多起屠城慘案。

城破之后，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軍民，大肆屠戮，血流成河。

這種殘暴的方式，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后來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廣州大屠殺，都是這種邏輯的延續(xù)。

單說嘉定三屠，短短數(shù)日，十幾萬百姓慘遭殺害，昔日繁華的城池，變成了人間煉獄。

最讓人憤慨的，莫過于剃發(fā)令。

1645年，多爾袞下旨強制推行“剃發(fā)易服”，那句“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成了無數(shù)漢人的催命符。

在古人心中，“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剃發(fā)無疑是奇恥大辱。

《嘉定屠城記》記載，清軍挨家挨戶搜查，只要發(fā)現(xiàn)留有長發(fā)的人，當場斬殺，無一例外。

這段黑暗歷史，并非孤證。荷蘭商人約翰·尼霍夫的游記、意大利傳教士衛(wèi)匡國的《韃靼戰(zhàn)紀》，都有明確記載。

多方史料相互印證，足以證明，剃發(fā)令背后，是無數(shù)家庭的破碎和無數(shù)生命的消逝。

還有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每一項都充滿了壓迫與殘酷。

圈地令允許滿清貴族“跑馬圈地”，騎馬跑一圈，圈起來的土地就歸貴族所有。

大量漢人一夜之間失去賴以生存的田地，要么淪為流民，要么被迫成為貴族的奴隸，生活苦不堪言。

投充法更是赤裸裸的奴隸制復辟，允許八旗子弟強行將漢人充作奴隸，隨意驅(qū)使、打罵。

而逃人法則規(guī)定，奴隸逃跑被抓回，要被刺字、鞭打，三次逃跑者，直接處死。

更嚴酷的是連坐制度，誰敢藏匿逃奴，全家斬首，鄰居也要連坐流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逃人檔》中，有這樣的原始記錄：逃奴王二被抓后，鞭一百、貫耳，發(fā)往寧古塔為奴；窩主張三因收留逃奴，全家斬首，鄰居連坐徙邊。

這些冰冷的文字，都是多爾袞攝政時期的真實寫照。

他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加重民族矛盾、雙手沾滿鮮血的罪魁禍首之一。

讓人痛心的是，這樣一個人，竟然被寫進兒童讀物，被包裝成“正面形象”。

這本兒童書的出現(xiàn)，絕不是偶然，它暴露了少兒歷史讀物領(lǐng)域的三大深層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少兒讀物的“去悲劇化”傾向，把歷史閹割得面目全非。

很多作者和編輯有個誤區(qū)，覺得給孩子看的東西，必須陽光、正面，不能有血腥和黑暗。

于是，他們刻意過濾掉歷史的殘酷，只留下“光輝事跡”，把復雜的歷史，簡化成“好人好事”。

出發(fā)點或許是善意的，可結(jié)果卻是災(zāi)難性的。

孩子讀到的，是虛假的、不完整的歷史。他們不知道戰(zhàn)爭會死人，不知道改朝換代伴隨著血淚。

等到他們長大，接觸到真實史料的那一刻，要么三觀崩塌，要么對歷史產(chǎn)生深深的懷疑。

就像此前某兒童繪本，竟將火燒圓明園的兇手說成中國人，把美國消防員塑造成救火英雄，顛倒歷史黑白。

歷史教育的第一課，不是區(qū)分好人壞人，而是告訴孩子，真實發(fā)生過什么。

你可以選擇溫和地講，但不能選擇不講，更不能篡改。

第二個問題，是“翻案風”悄悄滲透少兒讀物，誤導孩子的歷史認知。

多爾袞被寫成民族英雄，不是個例。

近些年，一些歷史人物評價出現(xiàn)了“逆向翻案”的苗頭：秦檜被說成“替皇帝背鍋”，李鴻章被包裝成“悲劇英雄”。

成年人之間的學術(shù)討論，怎么爭都可以。但把這些沒有定論、甚至早已定性的翻案觀點，塞進兒童讀物，就是犯罪。

孩子沒有辨別能力，書上寫什么，他們就信什么。

你把多爾袞寫成英雄，他就會真的以為多爾袞是英雄；你把秦檜洗白，他就會模糊忠奸的界限。

這種先入為主的錯誤印象，以后要花多少力氣，才能糾正過來？

第三個問題，是少兒讀物的審核機制，存在明顯的漏洞。

一本書從交稿到上市，要經(jīng)過責任編輯、復審、終審三道關(guān)卡。

少兒讀物的審核標準，本應(yīng)比普通圖書更高，可這樣的低級錯誤，還是堂而皇之地出現(xiàn)了。

要么是審核人員專業(yè)能力不足，連清初的基本史實都不清楚；要么是審核流于形式，翻翻目錄就簽字放行。

就像此前某兒童歷史書，將自殺殉國的丁汝昌畫成“投降圖”，錯誤出版六年才被發(fā)現(xiàn)。

更讓人不寒而栗的是，或許有出版社刻意放行這類“翻案”書稿，刻意歪曲歷史。

這一本被發(fā)現(xiàn)了，還有多少本沒被發(fā)現(xiàn)的“問題讀物”，正在悄悄誤導我們的孩子？

兒童是民族的未來，歷史教育，是孩子成長路上的必修課。

我們可以給孩子講溫和的歷史，但不能給孩子講虛假的歷史；我們可以引導孩子辯證看待歷史人物，但不能刻意洗白、歪曲歷史。

多爾袞的功過，自有歷史定論；那些被他傷害的百姓，那些浸透血淚的歷史，不容篡改。

希望所有少兒讀物的作者、編輯和出版社，都能守住底線。

別讓錯誤的歷史誤導孩子，別讓本該傳遞真相的書籍，變成傷害孩子歷史觀的“毒藥”。

歷史不容篡改，英雄不容褻瀆，孩子的未來，更不容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