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壇領袖，卻被國共兩黨共同嫌棄

近代中國百年風云，名人輩出，但很難找到第二個像胡適這樣的人。

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白話文運動的開拓者，是享譽海內外的學界泰斗，文壇地位無可替代。這樣一位大師級人物，在民族危亡的關鍵幾十年里，卻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最尷尬的存在。

汪精衛評價胡適：先生之所見，與在下不謀而合。

周佛海評價胡適：先生之所見，如撥云見日，令在下茅塞頓開，以當下之時局，若要救國救民，就非得停戰止戈不可，佛海不才，當為為諸公試之。

近衛文麿評價胡適：胡適先生是東亞少有的睿智學者，在政治上是有遠見的，中日兩國，和則為亞洲之幸，戰爭則為東亞之大不幸，可嘆中國國民政府為一己之私欲左右，不肯與帝國相互提攜，辜負了帝國之黃種人興盛之偉大期待。

岡村寧次評價胡適：我認識胡適先生時，尚為一名小小的尉官，當時有幸曾在北大客聆先生的課程，至今亦有所得，后來考上陸軍大學，與諸同學如石原莞爾、東條英機等人談起先生，無不扼腕嘆息，若中國多一些胡適先生這樣的人物，帝國與中國絕不會走到戰爭這一步。

溥儀：我這無心的玩笑，真的把他（指胡適）給引來了。據莊士敦說，胡適為了證明這個電話，特意找過了莊士敦。他沒想到真是'皇上'打的電話。他連忙向莊士敦打聽了進宮的規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頭，我這皇上脾氣還好，他就來了。不過因為我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也沒叫太監關照一下守衛的護軍，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門，費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過，后來護軍半信半疑請奏事處來問了我，這才放他進來。

錢穆：是個社會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個讀書人。

章太炎：哲學，胡適之也配談么？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唐德剛：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直一文。如果把胡適看成一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

程潛：胡適是漢奸！

魯迅：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老蔣給胡適的挽聯是這樣的："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蔣介石評價胡適："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只有私情而無道義。","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

教員：蔣反動派最多算半個賣國賊，但胡則是徹頭徹尾的。

周公：胡適的骨頭是軟的。

國民黨對他表面禮遇、私下鄙夷，蔣介石在日記里數次痛罵他無品格、是文化毒賊；我黨也明確界定，其在民族大義面前判斷失當，立場搖擺。

在整個近代史上，能讓國共雙方都極度不滿、雙雙疏遠的文化名人，胡適是獨一份。

清末民初，遠赴美國留學的胡適，徹底被西方制度與國力折服，逐漸形成了極度推崇西方、全盤否定本國的偏激認知。

他常掛在嘴邊的觀點就是“百事不如人”，認為中國的制度、文化、國力全方位落后西方，沒有任何對抗的資本。這種認知，讓他逐漸背離了近代國人抗爭救國的主流思潮，走上了一條“唯妥協論”的道路。

1915年，北洋政府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舉國嘩然。全國學子群情激憤，奔走呼號。

遠在美國的胡適，卻將國人的熱血抗爭嘲諷為“愛國癲”，認為民眾的憤慨是不理性的癲狂之舉。在他的日記里，絲毫不見家國悲憤，反而大肆夸贊北洋政府的外交手段，稱其“知己知彼，能柔能剛”，是外交史上的進步。

“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五四運動”以后日本歸還青島，胡適又認為日本的對華侵略政策有所悔悟，因此“余之樂觀主義終未銷”，對中國未來外交抱有“開明之望”。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次日，胡適在日記中痛心疾首：
"昨夜日本軍隊襲攻沈陽，占領全城，中國軍隊不曾抵抗。此事之來，久在意中。中日戰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這一個國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如果說這時候的胡適腦袋還算正常，那么兩年之后他的想法就開始有點典了。

1932年胡適在《獨立評論》第18號發文，公開贊成東三省解除武裝，認可李頓調查團提出的“東北由外國憲兵共管、中日雙方撤軍”的報告書。并向當時自己的上司宋子文（財政部長，胡適被聘為委員）致信闡明觀點。

結果被宋子文當面駁斥：東北問題，牽涉三千余萬中國同胞，君何得肆意斷送！

盡管胡適在后來很快“反省”，表示“適之細思斯君之言，頗為感動，因寄書謝過，斯君善意，至今未敢忘”。但是到1933年熱河淪陷以后，胡適仍然堅持以退為進的抗日主張：

“在一個國家的千萬年的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了什么？中國要想戰勝日本，必須低頭苦志努力發奮做幾十年的小學生，方可有一條活路。”

同樣是1933年，3月12日?胡適又在在《獨立評論》第42號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日本人應該醒醒了！》的文章。

文中幫日本人出主意：“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征服中國，那就是懸崖勒馬，徹底的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也就是這句話，胡適被魯迅罵做“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這句話雖然是反對日本“暴力侵略”，但實際上是提倡日本在占領區實行“王道懷柔”，削弱國人的抵抗決心。

1934年，北平學生街頭張貼抗日標語、呼吁全民救國，胡適竟當眾上前撕毀標語，與學生激烈辯論。

胡適在現場反復強調，中日國力差距懸殊，一旦全面開戰，中國三日之內必亡。與其以卵擊石、招致亡國，不如隱忍退讓，靜待來日。

客觀來說，胡博士并非算是投降派，綜合他在各種場合的觀點，可以說胡博士是反對日本侵略的，立場上沒啥問題，有問題的是怎么抗戰。

簡單來說，就是胡適認為日本很強，中國當時不具備抗戰的底氣和實力，所以最好的抗戰路徑，就是"發憤圖強做幾十年小學生"。

所以周公說他“骨頭是軟的”，本質上是沒錯的。

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有點讓人看不懂了。

1936年2月，胡適在北京基督教兄弟會演講中，提到了一個著名的觀點：

“中國歷史上那些成功議和的政治家仍被視為叛徒，秦檜與金人和談成功，給國家帶來了一百年的和平，但七百五十年來從未被原諒。”

洗地洗到秦檜身上，歷史上也沒有幾個了。如果這就是胡適想要的和平，那么南宋為何要抵抗金人呢，干脆降了大家一起搭伙過日子算了，看來胡博士還是太保守。

以上，如果說胡博士是為了迎合老蔣的“不抵抗政策”，而刻意違心逢迎，那么在七七事變以后，尤其是老蔣在1937年7月17日發表“廬山談話”明確抗戰大綱以后，胡適還在堅持“割地換日軍撤軍”就有些說不過去了。

1937年8月5日，胡適與陶希圣擬定了主張對日妥協、承認“滿洲國”以換取日本從華北等地撤軍的詳細條陳。

核心意思就是，建議中國政府在一定條件下（如熱河歸還、東三省人民可自由選擇國籍等），?承認“滿洲國”，以換取日本從中國關內（包括華北、上海、漢口等地）完全撤軍，并放棄租借地、領事裁判權等特權?。

老蔣在次日的國防會議上譏諷胡適“書生之見”，“以局部的和平求得絕對的永久和平，絕無可能”。

于是就有了程潛的“胡適是漢奸”之語。

當時《申報》也公開評論，國難當頭，舉國臥薪嘗膽、誓死抗爭，胡適卻屢屢鼓吹隱忍退讓，無異于消磨國人骨氣、瓦解抗戰意志。

蔣介石忌憚胡適的消極言論動搖民心，索性將他派往美國出任駐美大使，讓他利用自身人脈爭取國際援助。

也就是在任職期間，胡適在演講中第一次承認“苦撐待變”對抗戰的意義。

但他的履職表現，始終飽受爭議。相較于爭取實質性物資援助、對接美國政界的核心任務，胡適更熱衷于公開演講，借此斬獲三十余個榮譽博士頭銜，深耕個人聲望。

對此，蔣介石極為不滿，在日記中直言胡適對國家使命毫不上心，自私利己。

就連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也直言，胡適空談自由民主，只會吃喝玩樂，毫無務實舉措，難堪大任。宋子文也曾多次向蔣介石匯報胡適履職不力的種種問題。

蔣介石最終看透了胡適精致利己的本質，痛斥其借外力謀私利、損害國家威信，是無品格的文化買辦，兩人徹底分道揚鑣。1942年，胡適也被免去駐美大使職務。

不僅如此，老蔣退守臺灣以后，胡適旅居美國，居然又開始對老蔣指手畫腳，抨擊老蔣搞“白色恐怖”統治。

早在1948年，胡適就私下批評老蔣“用人唯親、獨裁誤國”。但同時，胡適批蔣又不反蔣。其實在1949年6月23日，美國副國務卿魯斯克曾和胡適密談，希望由胡適接替蔣介石。

結果遭到胡適拒絕，胡適表示：“能擔此重任領導中國的，唯有蔣介石一人，別無他選。”胡適甚至對記者公開表態：“我愿意用我道義力量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

胡博士這時的立場的，大體可以總結如下：反對老蔣獨裁，支持老蔣領導國家。

所以兩人在五十年代不時爆發齟齬。

1951年3月30日、31日和1952年9月14日，胡適3次給蔣介石寫信，規勸蔣介石“辭去國民黨總裁”，聽任“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

1956年10月21日，時值老蔣生日將近（10月31日），胡適在美國加州大學發表《向蔣總統獻上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兩個故事以賀壽》的文章。

文章中，他勸誡蔣介石“不宜過分干預瑣事，不宜親自處理日常事務”，強調信任下屬，賦予他們責任，并建議老蔣應成為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恪守法律與憲章的領導者。

這篇文章不僅在美國發表，還同步在《中央日報》、《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祝壽特刊”之中。

大家不妨腦補一下，以老蔣的為人，看到這篇“祝壽”文章的時候，心里又作何感想？

可能會有人問，胡適都這樣子了，為什么兩人都沒翻臉，老蔣后來還邀請胡適出任“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說到底，老蔣所忌憚的，是胡適在美國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老蔣在美國的大力扶持下，還丟掉大陸，這事本身就讓美國對老蔣的態度曖昧不明。老蔣更不想因為胡適擴大和美國的分歧。

兩人的分歧在“雷震事件”上才算徹底攤牌。

1960年，一直被胡適視為“自由斗士”的臺灣《自由中國》雜志負責人雷震，因反對老蔣“三連任”，聯合島外各界人士發表聯名信，甚至另外組建新黨準備競選，結果被老蔣以“共諜”的罪名逮捕，獲刑10年。

胡適雖然沒有參與其中，實際上對雷震是支持的。要知道，胡博士一直批評老蔣過于專制，在臺灣搞獨裁。在輿論上他和雷震可以說是戰友。

此事件過后，老蔣責備胡適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們政府”。胡適則因雷震由言論獲罪而對臺灣政治表示“大失望”。

此后，胡適在臺灣受到“圍剿”，被擁蔣學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

蔣胡兩人的君臣關系自此公開化。

這也是胡適余生中最難受的一個階段，一方面他在美國的工作已經結束，有沒有被美國人冷落我們不知道，但眼下他身居小島，方方面面都不能逃脫老蔣的打壓。可謂是人生最落魄的階段。

1962年2月24日下午，胡適在歡迎新院士酒會席散時突發心臟病，猝死于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

當晚，老蔣聞之，在日記中默默地記下：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

3月2日，老蔣又在日記中寫道：蓋棺論定。胡適實不失為自由評論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感與愛國心，惟其太褊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脫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

過了一天，老蔣估計是還氣不過，又在日記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足見二人隔閡之深、厭惡之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