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南京法院欲重判大特務，他申辯稱陳賡能作證其特殊貢獻，結局如何？
1927年4月，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被夜色包圍，屋頂電臺卻依舊在嗡嗡作響。中央特科剛成立不久，周恩來交給情報科一個頭疼的任務：必須在國民黨新建的黨務調查科里安插眼線，否則滬上地下網絡隨時可能被連根拔起。
就在人手告急的時候，一個并不起眼的名字被推到桌面——鮑君甫。資料顯示，此人1893年生于廣東香山縣，少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1919年回到上海，一身洋文、交際手段嫻熟。更巧的是，他已在1924年加入國民黨，正籌劃擠進調查科。
陳養山把情況報上去后，請示只有一句話：可用不可棄。于是1928年初的一個清晨，黃埔江上一艘租來的舊游艇悄悄靠岸。艙里，陳賡與鮑對坐。沒有豪言，雙方只是互遞文件，最后一句話很輕：“費用每月自有安排，聯絡人叫小胡。”船靠碼頭時，外人只看見兩位“商人”走散。
當年夏天，鮑果然任職中統上海區特派員，辦事處設在北四川路大德里，門口掛著堂而皇之的“公濟互助社”招牌。文件、印鑒、行動計劃，都像流水一樣先匯進這條渠道，再分流到特科情報科。那陣子，上海警備司令部準備一次大搜捕，名單上赫然有任弼時。鮑提前三天遞出暗號，特科隨即轉移十余名骨干，一樁血案化險為夷。
有意思的是，真假情報被他混在一起送往南京，用來穩住徐恩曾的胃口。一次，他故意透露“中共即將襲擊江灣倉庫”，國民黨調走一半便衣，特科趁機把錢壯飛、李克農、胡底送入了調查科內部。龍潭三杰的傳奇由此翻開第一頁。
然而風險始終在旁窺伺。1931年4月，顧順章在漢口落網后叛變。特科電臺截獲信號，卻已來不及全部收網。鮑的身份被牽出，他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途中王雨瓢槍口誤擊車頂，才讓鮑逃過一劫。可是獄中七年，幾乎耗盡他的家底與體力。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他靠舊交斡旋獲保外，可再沒踏進情報圈半步。
解放后，鮑退居南京城西一條深巷，擺了張小茶案糊口。1951年1月，全國進入鎮壓反革命高潮，南京公安局張榜要求特務自行登記。60歲的鮑拄著拐杖排隊，“我是中統舊人”一句話，把他送進看守所。負責案件的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長鞠華拿著厚厚檔案卻始終下不了筆——材料里既寫著“高級特務”，也夾著幾封舊信，落款都是“陳賡”。
如何求證？辦法只有一個，請示當年的直接領導。那時陳賡在朝鮮前線指揮作戰，函電需經北京、沈陽、平壤三地倒手。鞠華咬牙寫信，托空軍帶往前線。兩個多月后，回信終于到了：“鮑君甫自1927年即與我黨合作，屢有裨益，可酌予從寬。”信尾的手寫簽名蒼勁有力，也只兩行數字般干練的字。
“老鮑，你的事我會證明。”這是陳賡在信里的一句附言，寥寥九個字，卻像錘子落地。1952年1月25日，南京法院宣判：鮑君甫管制一年，保留公民權利。量刑理由引用了當時的政策條款——“立功者可以減輕或免除處罰”。庭上無人鼓掌，氣氛反倒更加沉甸甸；畢竟，雙重身份容易讓人無所適從。
刑滿后，他沒有官職，只在市政協檔案室做臨時校對，每月還能領到補助五十多元。1956年，陳賡轉道南京看望，同行的還有多年不見的陳養山。三位老人并肩坐在舊木椅上，說起往事，更多是長嘆。客廳里沒照相機，只有冷茶。那天分別時，鮑悄悄把當年的聯絡暗號寫在煙盒背面遞給陳賡，說留個紀念。陳賡沒說話，只是把紙條塞進軍大衣內袋。
1969年，鮑君甫去世，享年76歲。相關部門按照老規矩料理后事，將殘存的案卷與那封1951年的回信一并封存。情報人員的生平常帶著霧氣，遠觀時神秘，走近卻滿是裂痕。鮑的一生證明，潛身敵營的策略曾護住過無數同志，也暴露過無數險境；更提醒后人，歷史功罪的評斷需要耐心，需要檔案里的每一頁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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