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潘玉良13歲那年被家人賣進妓院，因容貌平平遭老鴇嫌棄要求退貨，家人卻堅決不同意
1918年初春，上海美專的考場貼出成績，一幅題為《花影》的油畫拿了最高分，卻沒進錄取名單。圍觀者不解，有人低聲嘀咕：“考官說她‘出身不清’，不敢收。”落榜的考生沉默轉身，擦掉掌心的粉筆灰——她叫潘玉良，今年二十四歲。
消息傳到法租界臨時的住處，朋友洪野氣得拍桌子，連連說荒唐。可她只是把畫卷好，抱在懷里，第二天又守在校門口。校長劉海粟見狀，問明原委后，只說一句：“技藝好，別的事我不管。”就這樣，補錄成定局。一紙通知書，比任何安慰都管用。
許多人到今天還盯著她那層“舊賬”，卻少有人回頭看看張玉良這一名字在故鄉揚州的含義。1895年，她生于鹽商破敗的小院；十三歲時舅舅為賭債把她押到蕪湖的煙花碼頭，兩石米便抵掉了一個孩子的命運。她在煙棚里燒水打雜，十五歲差點被推去“開臉”，寧死抵抗，臉頰留下了疤。靠嗓子學曲，她勉強從雜役擠進歌伎的席位。
命運的拐點出現在1912年。蕪湖鹽務督辦潘贊化赴席聽曲，被她嗓中一抹蒼涼打動，詢問身世后，當場付銀贖人。往后，她在潘府學認字、學法文，也學拿畫筆。她改姓“潘”，這既是婚姻，也是身份的重塑。彼時的上海正流行一句話：“進了美專，前程各半看真本事。”潘贊化相信她的本事，賣掉兩處房產，替她籌到赴歐的學費。
在上海美專的四年，她的勃發讓同窗驚嘆。為了臨摹人體，她站在鏡前照著自己的骨骼和肌理一筆筆捕捉。有人譏笑“放不下面子”，她回以一句：“畫布要誠實。”有意思的是，這幅自畫像后被老師拿去做了展覽范本。
1921年，她與同時代的徐悲鴻、林風眠一樣，踏上馬賽的碼頭。巴黎國立美術學院象征著西方藝術的金頂殿堂，亞洲面孔稀少，女性更是鳳毛麟角。清晨在盧浮宮寫生，夜里在閣樓打著煤油燈刻石膏，生活費常常只夠買一根面包。一次學院競賽，她的油畫《浴后》得到評委會青睞，獎學金足夠支撐學業繼續。有人夸贊她是“東方來的羅丹弟子”，她卻搖頭：“我是中國人，畫里有家鄉的雨巷。”
1928年回國，上海灘以海報般的熱鬧歡迎這位“留法女畫家”。劉海粟讓出西畫系主任的位置，南京中央大學也遞來聘書。課堂上，她要求學生先磨基底、再觀石膏，以歐洲式訓練拆解線條體塊。那幾年，她先后五次辦展，義賣所得全部捐給前線。抗戰的炮聲越來越近，校內卻傳出流言：有人把她的舊身份寫成大字報貼在圖畫室門口。面對吵鬧，她甩下粉筆，抬手一揮，教室鴉雀無聲。旁觀者說，那一巴掌響亮得像鐵器落地，也像一個時代的裂縫。
1937年，上海陷落前夕，她登船赴法。此去一別，四十年。戰火之外的巴黎并不全是浪漫，租金與顏料價格一路飆升，她靠接訂單、教孩子畫畫維持創作。1959年，巴黎大學授予她“多爾烈藝術大獎”，評語寫道：“將東方的抒情與西方的形體推向新的高度。”她卻立下三條不變：不改中國籍、不嫁他人、不賣代表作。有人勸她更圓滑些，她笑答：“筆直的線條也能畫出溫柔。”
1964年，友人帶來電報，告知潘贊化四年前已逝。她取出那只陪伴多年的心形小盒，默默翻看兩人舊照，然后把蓋子扣緊，再未開啟。病危時，她只留下簡單囑托：畫留給故鄉，骨灰隨塞納河。
1977年，巴黎初春未褪寒意，她在租住的閣樓里靜靜離世，終年八十二。八年后，七只木箱跨越重洋抵達安徽，內中兩千余件油畫、水墨、雕塑，逐一陳列于新建的潘玉良紀念館。參觀者行至《浴后》前，常會停步良久：畫面里那位目光坦然的女子，似在提醒觀者——天定的出身、世俗的挑剔，都擋不住一支執拗的畫筆要寫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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