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社會，對年輕人還友好嗎？

這個社會，對年輕人還友好嗎

《過春天》

近年來，年輕人中普遍存在的低迷情緒與消極生活狀態，逐漸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躺平”“內卷”“精神內耗”等概念和情緒在被年輕人大量表達和自我調侃的同時，也常常遭到來自長輩群體的不解甚至批評。

在物質條件顯著優于過去、教育機會前所未有豐富的今天，年輕人處境更好了，也更多選擇了，但為何反而失去了生命力？

這種感受與判斷的差異，恰恰反映出兩代人因成長背景、人生經歷和社會處境的不同，而形成的情感與認知斷層。

代際之間的張力，正是《富足一代》這本書試圖解答的。作者伊險峰和楊櫻將1995年至2005年間出生的年輕人（偏一二線城市）稱為“富足一代”。

這一代人成長于中國社會物質財富快速積累、家庭資源高度集中的時期。表面上看，他們擁有前所未有的選擇空間，但卻也承受著諸如激烈內卷、過高期望和意義感缺失等現實與精神層面的壓力。本書深入呈現了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與現實處境，也揭示了代際沖突背后復雜而多元的面貌。

此前，我們邀請《富足一代》的兩位作者伊險峰和楊櫻錄制了一期播客。節目中，他們分享了對當下年輕人生活處境的觀察，也聊了聊對兩代人之間復雜而微妙關系的理解。

下面是這期播客的節錄。

01

“富足一代”眼中的世界

理想的編輯部：首先請兩位老師談談這本書的寫作緣起，為什么想要寫這樣一本書？

楊櫻：我們之前都是媒體出身，我和伊險峰老師曾一起創辦《好奇心日報》。2016年，我們策劃了一個專題：“這個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嗎？”這個專題的背景是當時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移動互聯網進入高潮，外賣、點對點到家服務以及各種線上需求層出不窮，市場上涌現出大量新產品來滿足這些需求。

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針對年輕人的品牌消費和產品需求被深度挖掘。這讓我們產生了一個困惑：當年輕人的物質生活被如此細致地揣摩和滿足時，他眼中的世界在精神層面是什么樣的？

《富足一代》這個書名是在出版前夕才定下的。最初我們只有一個很粗糙的畫像，就是想要了解出生在1995年至2005年之間的年輕人是一個怎樣的群體。2020年到2021年的采訪期間，他們剛剛高中畢業，或正處于教育的關鍵階段，但已經能夠成熟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最重要的是，他們的父輩可能是中國過去三十年來機會最多、資源積累最快、人生變化最劇烈的一代人。我們認為，以這兩個世代之間的關系作為觀察對象會非常有趣。

《小偉》

理想的編輯部：為什么認為他們是富足一代？這本書出版后，我問了不少00后的朋友，他們的反饋是并不覺得自己是富足一代。

伊險峰：這可能正是代際沖突的一部分。每個人對財富和富足的理解都不一樣。我們最初是從機會及其獲得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的。從父輩的角度看，也就是從“這個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嗎”這個提問出發，這里“社會”暗含的主語實際上是成年人、是父輩，他們會覺得社會為年輕人提供了充分的選擇：可以在國內念書，也可以出國；可以上公立學校，有相應的服務和補習。父輩認為自己為下一代提供了很好的選擇可能性。

但從年輕一代的角度看，他們并不覺得這些是需要自己去奮斗的東西，而是天經地義的。早個四五十年前，一家五口人只有兩條褲子，得分頭出門，褲子成了決定你能做什么的選項。而對現在的孩子來說，如果真到了他想出國的那一天，父母會想辦法，他也不會覺得有多大問題。

我們說的“機會”，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是安全感和富足感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在中部二線城市，一名新華書店店員的收入大約四千塊，一位小學老師的收入大約五六千，一個家庭全部的收入大約一萬塊錢，同時家里還有兩個孩子需要撫養，日子確實不太好過。但對孩子來說，這可能不是問題。你說他富嗎？從數字上看，我覺得不富。但從他對未來的想象和可能獲得的機會來看，他是富有的。

理想的編輯部：年輕人確實是成長在一個相對富足的社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起點，但現實情況是，年輕人普遍對人生的前景感到悲觀。富足這個概念在他們生活中，是一個從高處不斷往下墜的過程。而更年長的一代人，雖然人生的起點低，但總的人生軌跡是往上走的，不管這個過程是野蠻生長還是被迫的自力更生。

楊櫻：如果以增長率來看，毫無疑問，社會財富的增長不可能達到之前的水平了，因為過去幾十年的增長率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罕見的。這種高速增長催生了所謂的“紅利一代”，大致是1963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他們獲得的主要是房子、升遷的機會、從小城市搬到大城市居住的可能、階層躍遷等等。

而他們的孩子，就是我們所說的“富足一代”，他們的沮喪或悲觀，來自于他們錨定的父輩獲得的東西，他們沒機會再獲得了。那么，這些年輕人的存在意義應該寄放于何處？

從這個角度延伸下去，我們試圖探討“富足一代”的存在感以及幸福感由什么組成？因為不論什么世代都會希望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只不過大家對幸福和美好的定義不同。

父輩對幸福的定義通常比較物質化，可能以前住農村、用旱廁，現在住進了商品房，這種置換就是幸福感的來源。而他們的下一代已經擁有了這些，起點已經很高了，那么，他們的幸福感又該從何而來？我認為這是“富足一代”的核心命題之一。

理想的編輯部：當以物質財富增長作為自我價值實現的舊敘事失效之后，你們覺得“富足一代”找到了怎樣的新敘事來存放關于自我價值、人生意義等命題？

伊險峰：我覺得不必著急，可以再等等，他們連自己擅長做什么都還在摸索當中，現在就讓他們去定義人生和世界有點太早了。我比較在意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1963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可以說是中國的嬰兒潮一代，也是伴隨著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

他們人口基數很大，也正好趕上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機遇，如果這一代人始終牢牢把握著資源和話語權，那么，后面的世代，比如80后、90后、00后，想要獲得同樣的機會和表達空間，可能會面臨比較大的挑戰。

理想的編輯部：其實現在年輕人失權的問題不僅體現在話語權上。例如，在同樣處于25到30歲、初入職場的階段，長期停留在基層崗位已成為一個明顯趨勢。隨著所有人的職業生涯普遍拉長，向年輕人開放的高級職位正在不斷減少。

《下一個素熙》

楊櫻：有一些傳統行業是這樣。比如我們的一個采訪對象，以前他剛去當律師的時候，律所只要隨便走一個人，他馬上就能升合伙人。但現在新進入律所的年輕律師可能要為此奮斗很久，甚至可能最終也成不了合伙人。這也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日本也是這樣，所有成熟的社會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當現實生活中沒有什么東西可改變的時候，大家自然會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自我，在自我之中實現自洽。這很可能催生出某種新的評價體系，寫作這本書的過程，讓我看到一些表達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轉變已經發生了。這個轉變是“富足一代”乃至更后面的一代人的底色，和上一代已經有了比較明顯的差別。

02

與社會“硬碰硬”的一代人

理想的編輯部：相比上一代，“富足一代”在成長過程中缺少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中介或緩沖。比如在公共表達層面，以前媒體影響力還很大的時候，可以作為橋梁；在私人生活層面，以前，無論是家庭還是其他共同體，仍然很堅實，能夠起到中介的作用。而現在，個人與社會處于一種更加直接的“硬碰硬”的狀態。這會帶來哪些影響？

伊險峰：尋找共同體是一種普遍的需求，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如此。不過，在當下原子化趨勢日益明顯的背景下，各種傳統共同體已經在逐漸消解。這種消解會帶來多大的影響，現在還未可知。但其中一個可能比較顯著的結果是“身份政治”的興起。

就像在美國進步主義運動中圍繞性別、種族、性取向等議題所看到的那樣，隨著身份的劃分變得越來越細致，逐漸形成了一些彼此之間存在身份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在表達上，有時會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極化傾向。在具體的表達和行動方式上，他們往往更傾向于選擇那些看起來更為積極、甚至略顯激進的方案。

楊櫻：關于“極化”現象，我覺得，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其實并不是極端言論的積極表達者。真正在互聯網上頻繁發聲、立場鮮明的人，終究只占少數。對于更多身處其中的普通人來說，看到一個人因為某些言論或立場而遭遇網絡暴力，往往會感到不安甚至恐懼。這種體驗會讓人更加清晰地意識到，極化言論確實具有一定的破壞性和傷害性。我認為這種意識，在潛移默化中使年輕人對現實中的人際關系變得更加謹慎和小心翼翼。

而且這種謹慎已經從線上延伸到了線下。以前你不知道談個戀愛到底會怎樣，就試試嘛，肯定可能被騙或者被傷害，那你就認了。但現在的互聯網不一樣。你從別人的個人經驗里，很少有人作為成功案例現身說法，失敗案例的比例基本上是不均衡的。大多數你能看到的是有壓迫性的、悲慘的失敗案例，告訴你一定要避雷。

大家為了避免受傷，在線下與人交往時也會不自覺地進入一種防御模式，畢竟生活已經很累了，不想再橫生枝節。從各種網絡流行語，再到層出不窮的親密關系類應用軟件中都可以看出，年輕人確實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視為一種負擔，他們比上一代人更希望控制交往的成本。

《過春天》

理想的編輯部：在你們看來，兩代人之間有什么共識可以作為溝通的基礎？

楊櫻：我覺得，大多數人骨子里還是保留了優績主義的底色。無論父輩還是年輕一代，這都是一以貫之繼承下來的。

有些年輕人在表達上會顯得很“反叛”。比如我家的一個侄女，她會跟父母說：“我以后不會想當什么CEO，也不會想去謀什么大的職位。”但與此同時，她在缺錢買東西的時候又會反過來指責父母：“你們憑什么不給我那個錢？這個錢付不起，是因為你不夠努力。”

這句話預設的是，一個人只要足夠努力，就不會境遇不順，如果處境不好，那一定是因為他不夠努力。這是非常典型的優績主義思維方式。

她把很多復雜因素都歸結為個人努力的結果，同時又放棄了上一代人設定好的那些既定等級目標，比如要做到什么職位、爬到哪個臺階。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東西，實際上同時加注在了年輕一代身上。

伊險峰：我覺得年輕人可能也會和父輩一樣染上越來越強的犬儒主義傾向，也就是對某些東西的過分追求和對某些價值的無視。

理想的編輯部：聽起來你們好像挺悲觀的？

伊險峰：我沒有那么悲觀。我們所有的看法還是要在時間的跨度里去考量，因為我們確實不知道三十年后的社會和價值標準會是怎樣的。

楊櫻：我覺得是開啟了一種觀察，而不是到了一個給它下結論的時候。對于更年輕的世代來說，后面的事情遠比我們開啟的這個觀察的世代來得復雜得多。

采寫｜寇大庸

《富足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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