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以色列成組織原則？美國維瑟警告：這是在政治上對付猶太人

美國猶太右翼的“鐵娘子”露絲·維瑟。在哈佛，她曾為后備軍官訓練團重返校園奔走，也反對種族優(yōu)待政策。如今，她警告說，正在出現(xiàn)一種“把政治組織起來對付猶太人”的趨勢。

1993年至2014年，她在哈佛任教二十多年。在那里，她參與推動后備軍官訓練團重返校園。幾周后，在紐約公寓接受采訪時，她談起杰斐遜講座，也回憶起當年的爭論。她說：“那項禁令等于告訴所有人，這個國家不值得保衛(wèi)。至少，不值得由哈佛的男孩子們?nèi)ケＰl(wèi)。”

她還在哈佛教師會議上反對她所說的“群體優(yōu)待”——她不接受“平權(quán)行動”這種委婉說法——也反對反以色列宣傳。2011年，后備軍官訓練團重返哈佛校園。2023年，美國最高法院又推翻了大學招生中的種族優(yōu)待政策。

但在維瑟看來，反以色列的執(zhí)念已經(jīng)惡化成一種“把政治組織起來對付猶太人”的現(xiàn)象。

她用這個說法來概括一種傾向：在德國，它自稱反猶主義；在蘇聯(lián)，它自稱反猶太復(fù)國主義。維瑟說，這種做法“會轉(zhuǎn)移責任，把矛頭指向某個特定目標，而且最能把不同力量拼成聯(lián)盟”。

她認為，伊朗和早年的阿拉伯聯(lián)盟可以作為例證。美國許多高校同樣如此，多年來，對以色列進行儀式化譴責，已經(jīng)成了校園政治的組織原則之一。即便如此，2023年10月7日發(fā)生的事仍讓她震驚：哈佛33個學生團體簽署聲明，稱以色列應(yīng)對哈馬斯殺害猶太人一事“負全部責任”，是“唯一應(yīng)受譴責的一方”。

校園里發(fā)生的事，并不會只停留在校園里。維瑟反問，如果沒有哈馬斯發(fā)動的戰(zhàn)爭，以及隨之而來的歸咎浪潮和宣傳攻勢，“他們又怎么會找到這樣一位市長？”

她所說的是佐赫蘭·馬姆達尼。維瑟稱，他是反以色列校園運動的產(chǎn)物，在10月7日之后，他的表態(tài)與那些哈佛學生如出一轍。她說，如今他“領(lǐng)導(dǎo)著紐約，全國各地還有不少人想學他”。

在某種意義上，馬姆達尼對那場暴力事件的反應(yīng)并不新鮮。維瑟指出，在還沒有以色列國家可以被指責的時候，約瑟夫·斯大林就曾把1929年阿拉伯人針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嚴重暴力事件，解釋為一種革命性騷動。她說：“蘇聯(lián)人后來塑造出了今天這種我們所熟悉的反猶太復(fù)國主義。”

這算不算反猶主義？在維瑟看來，這個詞本身太滑動，正因為如此，不如直接說，這是“把政治組織起來對付猶太人”。她解釋說：“它的每一種形式都會說，‘我們不是那個，我們是這個。’德國的反猶主義本身，就是建立在自己并非舊式基督教反猶觀念的基礎(chǔ)上，而是自稱更理性、更進步。”

維瑟說：“很多美國人看不到，我們的自由是怎樣被劫持的。‘我們不是有言論自由嗎？’是的，我們有——而這種自由也可以被用來組織不滿、歸咎他人，并借此攫取權(quán)力。”

她接著說：“先拿下校園和媒體。再從一座城市的市長職位做起。慢慢地，其他觀念就會成形——比如美國不好，美國是一片奴役之地。”她還說，聯(lián)合國“原本是懷著最高尚的自由主義理想建立起來的”，但后來“被怨憤和替罪羊政治扭曲了”，就像那些把所有猶太人都趕走的阿拉伯政體一樣。

猶太復(fù)國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西奧多·赫茨爾早就明白，這類政治并不只是猶太人的問題。維瑟說，赫茨爾“之所以被推動著去解決這個問題，是因為自由主義歐洲本身出了問題，而反猶主義已經(jīng)威脅到它的理性基礎(chǔ)”。

她說：“《人權(quán)宣言》發(fā)表一百年后，政治竟然還能淪落到把責任推給猶太人？赫茨爾認為，這種反常現(xiàn)象不該毀掉歐洲原本可能實現(xiàn)的自由主義前景。”

那么，我們這片土地以及它的自由主義前景又如何？面對反以色列宣傳，維瑟看到一些自由派猶太人對“無權(quán)無勢”狀態(tài)的留戀，也迷戀那種隨之而來的道德純潔感。她說：“這是道德自信的喪失。”不過，她更擔心的是，這種留戀和信心流失，正在更廣泛的美國人中出現(xiàn)。

她舉了肖洛姆·阿萊赫姆的例子。這位1859年至1916年間活躍的意第緒語大師，創(chuàng)作了特維耶故事，后來啟發(fā)了《屋頂上的提琴手》。維瑟說，這也是猶太幽默的重要來源之一：“它指向的就是這一點——失敗者其實才是贏家。”

她說：“我現(xiàn)在仍然覺得，這里面有值得肯定的東西。它讓人明白，一種力量可以來自內(nèi)在，你會覺得這種內(nèi)在力量足以抵擋任何外在力量。但這并不是全部。”

她接著談到1883年至1924年的弗朗茨·卡夫卡。她說，卡夫卡是一位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人，“他看見了施萊米爾會失敗，而且一直看到了那個悲劇性的結(jié)局”。不久之后，歐洲猶太人也會面對同樣的結(jié)局。她說，謝天謝地，美國不是施萊米爾；解放達豪和布痕瓦爾德，靠的是美國的力量。維瑟擔心，美國人可能會忘記這一點，就像哈佛忘記過一樣。

我第一次聽到“約瑟夫·K其實是個猶太人”這個說法，是在提克瓦的課堂上。自2014年以來，維瑟一直把這家猶太基金會視為自己的歸宿。卡夫卡《審判》的主人公從頭到尾都不知道自己被控告什么，仿佛什么都被控告了，又仿佛什么都沒有。

維瑟說，他的處境固然荒誕，但并不比“針對猶太人的戰(zhàn)爭”更荒誕。這個人口很少的民族，先后被希特勒和斯大林、阿拉伯聯(lián)盟以及伊朗軸心追逐打擊。

在維瑟所在會堂的《托拉》圣柜上方，寫著一句希伯來語訓誡：“要知道你站在誰的面前。”她說，這句話本意是說，人站在上帝面前。從《舊約》時代起，沒有哪個民族比猶太人更善于在上帝面前自我反省。

但她也說，如果一個民族在敵人面前也以同樣姿態(tài)站立，甚至接受哪怕一點點責難、怨憤和轉(zhuǎn)移責任——而這些在她看來“完全是控訴者及其社會的病理”——那就會像約瑟夫·K一樣無可挽回。她點點頭說：“要知道你站在誰的面前——這應(yīng)該成為猶太人的政治準則。”

在維瑟看來，建立國家?guī)砹酥鳈?quán)、自衛(wèi)能力，也帶來了擺脫那種一味遷就、注定失敗的政治方式的機會，“這絕不是小事”。但她也說，如果猶太人以為這樣就能離開被告席，那就太天真了。如今，《審判》完全可以在世界舞臺上、在聯(lián)合國里被重新上演。

說到這里，也許可以想到敖德薩出身的猶太作家伊薩克·巴別爾。維瑟稱他“甚至比卡夫卡還偉大”。在巴別爾的《紅色騎兵軍》里，有一篇寫到柳托夫——一個像巴別爾本人一樣，跟隨哥薩克騎兵行動的猶太知識分子。他試圖按對方的標準證明自己是個真正的男人，但柳托夫仍然被輕蔑對待。

他的指揮官對他說：“我看透你了。我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這輩子就是不想有任何敵人。”

在她那本1992年出版、上個月再版的大膽之作《如果我不為自己：自由派對猶太人的背叛》中，維瑟寫道，巴別爾知道，“不想有敵人，這個愿望本身并沒有錯”。但她也認為，巴別爾擁有道德上的完整與藝術(shù)上的完整——而她寫道，這兩者本來就不可分割——因此他能夠說出那種苦澀的真相。

她寫道：“他并沒有要求我們只為柳托夫那顆溫柔的猶太靈魂鼓掌，卻不告訴我們，這顆靈魂是如何被鄙夷，又如何可能被那些他急于認作兄弟的人毀掉的。”

難怪維瑟2021年的回憶錄《像猶太人一樣自由》，一開篇就贊揚父親的政治現(xiàn)實主義。1940年，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紅軍推進之際，他沒有選擇給紅軍一個機會，而是把全家?guī)щx了切爾諾維茨——那時那里屬于羅馬尼亞，如今屬于烏克蘭。

仿佛是為了強調(diào)當年逃生余地之狹窄，維瑟逃離歐洲時乘坐的那艘船，在返航途中還遭到了魚雷攻擊。

她的許多親屬后來都被德國人殺害了。但她說，“對那段歷史教育的投入，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她說，人們當然應(yīng)該終生每天都記住這段歷史，猶太人也確實如此，“我們至今仍在哀悼耶路撒冷的圣殿”。

不過，在她看來，公共層面的這段歷史教育，更像是猶太人向基督徒做出的一個姿態(tài)：“把猶太人的苦難展示給他們看，仿佛這能為我們其余的人帶來某種救贖。”

即便接受這種宗教框架，維瑟也說：“我們漏掉了復(fù)活。不是三天之后，而是三年之后。”從1945年那場浩劫結(jié)束，到1948年以色列建國，“猶太民族讓自己復(fù)活了——這就是奇跡”。

她說：“并不是海水自己分開了，而是猶太人自己把它分開的。”在最關(guān)鍵的時候，阿拉伯人成功阻斷了歐洲猶太人逃往巴勒斯坦的通道，隨后又拒絕了聯(lián)合國關(guān)于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和一個阿拉伯國家的分治方案。流亡將近2000年后，猶太人還必須擊退5支阿拉伯軍隊的入侵，才贏得獨立。

維瑟說：“猶太人的復(fù)活，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故事。可就在我們的敵人忙著把這個故事丑化的時候，我們自己講述的卻是那段慘痛歷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