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的華人精英，建了一個群，里面4500人，專門交流怎么給同胞下藥迷奸

作者 | Talk君

大家好，我是talk君

5月的柏林，天還涼著。

莫阿比特那棟淺色石材的法院大樓外，早上八點剛過就排起了長隊。來的人幾乎全是華人面孔，年輕女性居多。

柏林州法院內，因法庭容量有限

旁聽邵之霆案的人擠滿法院樓道（圖_受訪者)

有人是從法蘭克福坐了四個小時火車趕來的，有人是請了假專程過來的。隊伍從A606廳門口一直漫延到樓道盡頭，法警大概從沒見過這陣仗，臨時把庭審換到了更大的A500廳。結果還是坐不下，四十多個人只能擠在門外，安安靜靜地站著，也不說話。

審理邵之霆案的柏林州法院

位于柏林莫阿比特街區（圖_受訪者)

她們是來看一個人的。這人叫邵之霆，33歲，履歷拿到任何一個中國家庭面前，都挑不出毛病：北大醫學部碩士，柏林夏里特醫學院博士，德國持牌醫生。

讀書那會兒拿過國家獎學金，在核心期刊上發過論文。放在相親角的廣告里，這就是“人類高質量男性”的模板。

但現在，他坐在被告席的玻璃隔間里。

罪名讀出來的時候，旁聽席上有人倒吸涼氣——性侵，利用麻醉藥實施加重強奸，嚴重身體傷害。

邵之霆的背后，是一個作案團伙，成員分布在德國、美國等地。

他們建立了一個名叫“德國老司機駕校”的核心8人群組。分別為張大鵬、邵之霆、翁思哲、蔣中懿、許徐開元、周同，另有2人的姓名被隱去，這里面除1人外均為中國人。

如果把這些人的簡歷拉出來，能讓任何一個迷信名校光環的人心里發毛：

哈工大土木工程的、慕尼黑工大機器人學的、北大醫學部的、蘭州大學本科加美國博士的，一水兒的985和海外頂尖高校，一個比一個體面。

社交媒體上整理出其中6人的相關信息

更讓人后背發涼的是，這8個人，只是水面上的冰山頂。

在這之外，還有一個外圍大群，成員峰值超過4500人，日常活躍的超過2000人。他們發明了一整套內部黑話，不叫迷奸，叫“開車”；不叫麻醉藥，叫“汽油”；不叫作案，叫“加油”；不叫昏迷的受害者，叫“死豬”。而他們自己，互相稱呼對方為“司機”。

一個系統化、有組織、跨國界的華人迷奸網絡，就在加密通訊軟件里，運轉了好幾年。

法蘭克福的“老實人”，

藏了一千萬份罪惡

事情要從2024年底一個法蘭克福的華人男性說起。

這個人的名字，后來傳遍了海外中文互聯網——張大鵬，43歲。人生前二十年是中國北方一個普通家庭的光榮：哈工大土木工程畢業，然后去了德國，在圖賓根大學拿了計算機碩士，順順利利留下來，進了英國跑車品牌路特斯，當上IT部門的經理。

在德國待了整整二十年，社交圈里的人說起他，用的詞都是“熱情”“隨和”“老實人”。

“老實人”在2024年11月被抓了。黑森州刑警沖進他公寓的時候，張大鵬一臉平靜。但接下來打開他電腦的那一刻，有經驗的刑警也愣住了——超過10萬份涉及性暴力的影像檔案塞滿了硬盤，里面是一段又一段女性在徹底失去意識的狀態下被侵犯的畫面，其中還包含大量涉及兒童的影像。

這不是他第一次跟警察打交道。

2022年，張大鵬因偷拍同事被公司開除，但性侵尚未暴露，警方也未啟動偵查。之后的兩年里，一切照舊，甚至變本加厲。

后來警方拼湊出了他的完整套路。他會在微信和小紅書上注冊賬號，頭像用網圖，說話學女生口吻，假裝自己要轉租房子或者有民宿資源，發帖專找那些剛到德國、語言還不太通、正急著找落腳處的年輕女留學生。

等人上了鉤，約好看房時間，上門來的女孩子不會知道，眼前這位熱情幫忙的“同胞大哥”，已經在飲料或者點心里摻好了藥。有時候他連飲料都不用，直接用毛巾浸透了高濃度麻醉劑，趁人不備就捂上去。

等人徹底昏迷，他便開始實施性侵，同時打開攝像頭，全程錄像。更惡劣的記錄顯示，某些作案過程根本不是事后上傳，而是實時同步直播到那個“駕校群”里，供群友們在線圍觀和點評。

他從不做任何防護措施。每一次，都會在現場留下體液痕跡。有些受害者在事后翻自己的包，發現多出了緊急避孕藥和一張手寫的紙條，上面的話大概意思是：

你最好別聲張，不然這些視頻會公開的。

法醫后來的鑒定結論讓所有人都后怕：張大鵬慣用的麻醉劑量，高到隨時可能讓一個人的呼吸徹底停止。這也是為什么法蘭克福法院在判決時，除了認定多項強奸罪名，額外給他加了一條——謀殺未遂。

2026年3月，法蘭克福法院判處張大鵬14年監禁，22項罪名成立。宣判之后還加了一個注腳：啟動預防性羈押。在德國法律里，這差不多是最高級別的危險評估了——哪怕你把14年牢坐穿，只要司法鑒定還認為你有再犯的可能，你就得繼續被關著。

張大鵬在庭審中遮蓋面部

一個在德國生活了二十年、光鮮體面的IT高管，就這么把后半輩子搭進去了。

慕尼黑工大碩士的“實驗記錄”：

女友呼吸差點停了，他繼續錄像

但在德國警方的案卷里，張大鵬的落網，才只是撕開了一個口子。

順著那個叫“德國高級駕校”的核心群聊記錄往下查，一個接一個的人名開始浮現。辦案人員發現，這8個人彼此之間未必都見過面，但在群里的配合卻異常默契——有人負責物色目標，有人負責提供藥物渠道，有人研究反偵察手段，還有人專門解答“技術問題”。

其中一個“技術擔當”，就是北大出身的醫生邵之霆。而另一個執行層面的“骨干”，叫蔣中懿。

蔣中懿，案發時27歲，慕尼黑工業大學碩士。他的受害者，曾經是他的鄰居，后來成了他的女朋友。

一段戀愛關系，本來應該意味著信任的頂峰。但在這段關系里，從2024年2月到12月的將近一年間，蔣中懿反復給女友下藥。

他手里的藥物不是市面上能搞到的普通鎮靜劑，而是醫院級別管控的強效麻醉藥，用量遠超安全閾值，達到正常劑量的五到十倍。

2026年4月，蔣中懿接受庭審現場

（圖_Theo Klein / BILD)

2024年12月警察突襲他的公寓時，他的女友正處在被藥物放倒的昏迷狀態里，對房間里發生的一切毫無知覺。警察在她的手機和平板里找到了大量視頻和八百多張照片，里面的畫面，任何一個正常人看了都會生理性不適。

而這些數字文件，被蔣中懿連同用過的麻醉藥、開口器之類的東西一起，分門別類地保存著，像某種變態的收藏品。

調查中有一個細節，在旁聽者之間反復被提起，聽過的人都說，這是整件事里最讓他們難以入睡的部分。

其中一次性侵過程中，受害人因為藥物過量出現了嚴重的呼吸抑制——舌頭后墜堵住了氣道，隨時可能窒息。

換成任何一個還有一丁點人性的人，第一反應是什么？停下來，打急救電話，做人工呼吸，想盡一切辦法保住她的命。

但蔣中懿的反應是，繼續施暴，繼續錄像。視頻記錄里甚至能聽到，他中途多次追加藥物，就是為了確保受害人不會中途恢復意識。

完事之后，他給昏迷的女友拍了一張照片，像“打卡”一樣。然后把這個隨時可能死掉的人，獨自留在了公寓里。

而受害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完全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她只是反復地頭暈、惡心、記憶斷層，有時候整個人莫名其妙地消沉，甚至動過自殺的念頭。

她以為是自己出了心理問題。直到警察找上門，給她看了那段視頻，一切才轟然坍塌。

蔣中懿在庭審現場，試圖用紙質文件遮掩面部

（圖_Malin Wunderlich/dpa）

但更讓人心里發堵的，是蔣中懿在群里的另一副面孔。他會把作案的“心得體會”發到群里，交流用藥的分寸、手法的細節，語氣輕飄得像在討論一道新菜的做法。

底下還會有其他人跟著點評，點贊，問他下次能不能試試別的配方。

2026年4月14日，慕尼黑法院落槌。蔣中懿，兩項謀殺未遂，七項加重強奸，罪名全部成立。法官當庭說了一句后來被反復引用的話：

“展現出對人性與女性極端駭人的蔑視。”

負責此案的檢察官原本求刑終身監禁，最后法庭考慮到他年紀輕、沒有前科、部分認罪，加上向受害者賠償了2萬歐元，判了他11年3個月。判決書里甚至夾了一句近乎諷刺的提醒：

“您可以感到慶幸，這刑期確實很低。”

北大醫學碩士，

在群里當起了“用藥顧問”

現在說回邵之霆。

如果張大鵬是這個犯罪網絡的“組織者”，蔣中懿是“執行者”，那么邵之霆的角色，讓人想起來就脊背發涼——他是群里的“技術顧問”。

北大醫學部碩士，德國醫學博士、德國持牌醫生，一個受過十幾年專業訓練、本該拿著手術刀救人的人。在這個4500人的群里，成員們討論如何下藥時，邵之霆會適時出現，給出非常專業的用藥指導。

他會告訴大家，哪種麻醉劑起效快，代謝時間是多久，半衰期怎么算，針對不同體重的目標劑量該怎么調整。

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指導群成員，你們可以試試把劑量拉到安全上限的5到10倍。

一個學醫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倍數意味著什么。呼吸抑制、心跳驟停、腦缺氧——每一條副作用，他在醫學院的課本上都讀過，在臨床實習中都見過。

但他依然冷靜地給出了這個“建議”。十幾年習得的醫術，在這個加密群里，被他兌換成了一套套精確而冰冷的犯罪方案。

而現實生活里的邵之霆，完全是另一副模樣。周圍朋友對他的印象是：虔誠的佛教徒，常年燒香放生，張口閉口都是慈悲與因果。一

個會在朋友圈轉發佛經的人，在加密群里，面不改色地計算著怎樣下藥才能讓同胞女性昏迷得更徹底，又不會輕易鬧出人命。

2026年5月18日，柏林法院第五次開庭。那些從各地趕來的華人，沉默地擠滿了旁聽席。站在門外的人，隔著一道墻，安靜地望向法庭的方向。

有旁聽者出來后說了一句話，在網上被轉了很多次：

“我們現在過來，就是讓他知道，我們都看著他。”

邵之霆坐在玻璃隔間里，戴著耳機聽同聲傳譯。律師發問的時候，他身體微微前傾，做出認真傾聽的樣子。

但全程，他幾乎沒有朝旁聽席的方向看過一眼。幾十雙眼睛的注視、壓抑的憤怒、無聲的審判，他就那么平靜地坐在那，看不出任何波瀾。案子還在審，預計6月會有結果。

4500個人的群，

還有三千多個身份成謎

8個人的核心群，目前5人被起訴，1人畏罪自殺（許徐開元）。至于另外兩人，法蘭克福檢察院新聞發言人表示，只有在聊天記錄中顯示存在犯罪嫌疑才會被批捕起訴。單純加入某個Telegram群組本身并不構成犯罪。

而第三個被判的成員叫周同，德國柏林大學留學生，因侵犯個人隱私及人格權、嚴重強奸罪、危險的身體傷害罪及其他罪行，被柏林州法院青少年審判庭判處有期徒刑5年9個月。

周同在庭審現場，使用深色外套遮蓋面部

（圖_Olaf Wagner/BILD Fotoserver)

南加州大學的博士生翁思哲，性侵至少3名女性，至今仍在等待審判，同樣面臨終身監禁。

翁偲喆在南加州大學維特比工程學院

的網站頁面

但真正讓人睡不著覺的，是那個外圍大群。4500多個人。迄今為止，只核實了127個人的身份。

剩下那三千多人是誰，住在哪里，做過什么，沒人知道。群組的服務器設在柬埔寨，通訊全程加密，部分聊天記錄還開啟了閱后即焚，追查起來難度極大。

把這些案子放在一起看，一個讓人極度不舒服的共同點就浮出來了：受害者絕大多數是在德中國女性，而且超過六成，是施害者本來就認識的人——鄰居、同事、女朋友、未婚妻、幫忙接機的同鄉、租房群里認識的“熱心學長”。

施害者精確地利用了那個被無數海外游子視為精神支撐的東西——“同胞”兩個字。

一個女孩，獨自拖著行李箱走出法蘭克福機場，語言磕磕絆絆，房子還沒著落，心里又忐忑又期待。這時候，一個說中文的人出現了，舉止得體，履歷光鮮，開口就是“大家都是中國人，能幫一把就幫一把”。她大概率會心存感激，覺得這是異鄉的第一份溫暖。

但有些人，把這份溫暖，當成了瞄準鏡里的紅光。

從德國到美國，一條條線索交叉印證，指向的已經不是幾個孤立的“變態”，而是一種模式：高學歷，高智商，跨國有組織，專挑同胞下手的系統性犯罪。

我們教會了他們一切，

唯獨忘了教他們做人

寫到這兒，我一直在反復想一個問題：這些人，到底是怎么走到這一步的？

如果說他們生下來就是壞人，那倒也好解釋了。但偏偏不是。從成長軌跡來看，這些人幾乎是中國應試教育體系里最拔尖的一批人。

他們從小成績優異，一路重點校，考進985，拿獎學金，發核心期刊，漂洋過海讀碩讀博，最后進入名企或者拿到行醫資格。他們是無數家長嘴里的“別人家的孩子”，是過年聚會上被拿來給自己孩子當標桿的那種人。

那問題出在哪了？他們的底線、共情、對另一個活生生的人最基本的敬畏，是什么時候弄丟的？還是說，這些東西，壓根就沒被裝進他們的生命系統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李玫瑾教授做過一個比喻：智力教育是給孩子裝操作系統，人格教育是裝防火墻。沒有防火墻的系統，跑得越快，崩潰起來就越慘烈。

想想我們自己的成長經歷吧。是不是聽過這樣的話：

“你只管把學習搞好，別的什么都不用你操心。”

是不是見過這樣的場景：一個成績拔尖的學生欺負了別人，老師輕描淡寫一句“算了，他成績好”就翻篇了。是不是在潛意識里，早就埋下了這樣一個邏輯鏈條——分數高就等于人品好，名校出身就等于值得信任，高學歷就是行走的道德擔保。

這個案子，用最慘烈的方式，把這層濾鏡砸得粉碎。

學歷和品格不掛鉤，這話說起來誰都懂。但只有親眼看到，一個醫生用他的專業知識計算怎么下藥不會死人，一個工程師用他的加密技術對抗警方偵查，一個社交達人用他的完美人設一層層剝掉受害者的防范——你才會真正意識到，“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七個字，原來可以沉重到這種程度。

我當然不是說所有高學歷的人都有問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自己的領域里做著正派而有益的事。

但當一個社會把學歷和成功過度神化，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往上爬的過程中，逐漸把自己的道德天線調成了靜音模式。而那些天生共情能力就缺損的人，則會頂著這一圈高學歷的光環，干出比普通惡徒更精密、更冷血的事情來。

別再迷信光環了，

信任要看一個人做了什么

有人問，怎么辦？

人格教育不是一門課、一張試卷就能補上的。它是漫長的、滲透在生活肌理里的東西——是你看到別人摔倒時會不會本能地伸手，是你在得到好處時會不會想一想別人是不是因此受損，是你在有能力傷害別人的時候，心里有沒有一道跨不過去的門檻。

這些，跟考了多少分、拿了什么學位，沒什么必然關系。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從現在開始做的：摘掉那副對“高學歷”三個字的美顏濾鏡。一個人值不值得信任，要看他的行為模式，而不是他簡歷上的抬頭。

一個醫生可以一邊燒香放生一邊教人下藥，一個學長可以一邊幫你搬家一邊在你的杯子里撒藥粉。你要相信的，是你親眼看到他做的事，而不是他頭頂上的光環。

對在海外生活的人來說，有幾條底線或許比雞湯實在：

看房子，第一次去別單獨行動，帶個朋友，約在公共場合見面，覺得不對就走；

入口的東西，一旦離開過自己的視線，就別再碰；

手機里隨時存好兩個能立刻響應你的緊急聯系人；

跟好朋友約定一個只有你們懂的暗號，遇到不對勁的情況可以快速求助，不用解釋太多。

但說到底，這些話其實是說給潛在的受害者聽的，而真正該被盯死的，是那些施害者，以及縱容他們長成這副樣子的土壤。

那4500多人的群里，目前還有三千多個未知身份者，他們可能散布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行業，可能每天跟你打招呼的時候都在微笑，個人簡介里掛著名校和名企的標簽。他們也許是工程師、醫生、博士生，也許是某個人的男朋友、未婚夫、鄰居。

4500個人，聚在一個加密群里，彼此切磋怎么給女性下藥。這件事本身，就已經不可能用“極端個例”來打發了。

柏林法庭外，

她們的目光就是審判

邵之霆的案子，6月大概率會宣判。柏林那棟法院大樓外面，大概還會再排一次長隊。

不知道他坐在玻璃隔間里的時候，有沒有那么一秒，想起自己多年前站在北大領獎臺上接過獎學金證書的畫面，或者想起某個被藥物奪去意識的女孩，醒來后身體殘留的疼痛和巨大的記憶黑洞。

有個旁聽過庭審的留學生，出來之后說了一句讓我記到現在的話。她說：“我們來看看，這些人到底長什么樣。”

是啊。大家都想看一看，這些被知識武裝到牙齒、唯獨缺了一顆人心的所謂“精英”，究竟長著怎樣一副面孔。

這個案子最讓人難受的地方，大概就是它逼著我們重新打量那些曾經深信不疑的東西——學歷，身份，同胞，善良的面孔。它們曾經讓我們感到安全，如今卻讓人感到一種深切的、說不出口的不安。

4500個人。這個數字背后的每一張臉，都是一個沒有答案的人性問號。

而我們能做的，或許就是從今天起，不再輕易把信任交出去。交出去的唯一依據，應該是對方真真切切做了什么，而不是他頭頂上頂著什么光環。

其余的，交給法律，交給時間，也交給那些站在柏林法庭外面安靜注視的人。她們沉默的目光，本身就是一種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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