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精準定位賦能全球減貧

過去數十年，全球減貧主要依靠中國、印度等經濟體創造的增長奇跡。但隨著貧困人群日益集中在經濟增長難度大、人口增速快的非洲國家，單純等待增長奇跡已不現實。英國《經濟學家》近期刊文《消除極端貧困的妙招》（One neat trick to end extreme poverty）指出，解決這一長期難題，或許有一條更直接的路徑：精準測算并補足貧困人口的收入缺口。依托算法技術進步，瞄準貧困缺口的幫扶成本已降至歷史低位，或將推動國際社會采取切實行動。

原文 ：《精準定位賦能全球減貧》

編譯 |楊逸 楊勇

圖片 |網絡

經濟增長難以徹底消除貧困

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曾被視作天方夜譚。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這幾乎是一個不可想象的愿景。1800年前后，全球超過八成人口深陷赤貧，以悲觀著稱的學者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斷言，“必有一部分人陷于貧困”乃是一條鐵律。同為《經濟學家》早期撰稿人的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也持相近觀點，將貧困看作“適者生存”的自然結果。這種悲觀論調并不僅限于以上兩位英國人。事實上，20世紀中葉以前，認為貧困可被徹底消除的觀點幾乎從未見諸文字。

世紀之交，國際社會決心嘗試破局。聯合國189個成員國共同設定了一個目標：到2015年，日均生活費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較1990年減半。考慮到任務的艱巨性，最終成果堪稱驚人：25年間，全球12億人擺脫貧困，貧困率從43%降至13%（按現行貧困線核算）。經濟增長幾乎包攬了全部功勞，是減貧的核心動力，中國貢獻了約三分之二的減貧成效，印度、印度尼西亞完成了其余大部分減貧任務。那個時期的經濟增長奇跡似乎有望讓貧困徹底成為歷史。

然而，奇跡難以復制。2015年以來，全球減貧速度大幅放緩，僅為此前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目前，全球仍有約十分之一人口，即共計8.3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通過提供援助促進經濟增長的傳統策略已收效甚微。更值得警惕的是，貧困人群正高度集中于增長乏力、人口快速膨脹的區域：全球約七成極端貧困人口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三國貧困人口合計占全球總量的四分之一。若貧困率維持現狀、人口持續增長，到2050年，這三個國家或將容納全球超過五分之二的極端貧困人口。馬爾薩斯的預言，終將應驗嗎？

傳統減貧模式的局限

答案并非如此。終結極端貧困存在更簡潔的方案：我們不必強求將剛果變成下一個中國，只需補齊貧困人口“實際收入”與“基本生活所需”之間的缺口。從理論上講，就是向貧困人群發放足額現金，使其收入跨越貧困線——若某人日均收入2美元、貧困線為3美元，便為其補足1美元。在信息完全對稱的理想條件下，實現這一方案的成本低得驚人。加之極端貧困人口數量減少、平均收入缺口收窄，填平全球貧困缺口的總投入所需總金額正持續下降。按當前美元價值計算，相關成本已從1990年的每年3300億美元，降至2023年的900億美元。

一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是，沒有人能精準掌握所有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與具體缺口。此外，還有一種解決方案，就是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補助，即不論收入高低，向全體民眾統一發放補貼。若面向全球貧困群體實施這一方案，按日均2.15美元標準測算，每年成本將達到全球GDP的2%—3%。實際上，為控制支出，各國政府都普遍嘗試將幫扶資源精準投向最困難群體。目前，全球已有130多個國家實施直接現金救助，多數采用代理家計調查方式，通過住房質量等簡易指標間接判斷貧困狀態。這種方法成本低廉且易于推廣，但缺陷明顯。一項針對9個非洲國家的研究顯示，該方法可能遺漏多達五分之四的真正貧困人口，同時將約半數非貧困人群錯誤地納入救助范圍。

由此可見，消除極端貧困的關鍵，在于精準識別“誰需要幫助、需要多少幫助”。斯坦福大學學者羅什尼·薩胡（Roshni Sahoo）及其著作合作者在近期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一種可行方案。研究團隊利用23個國家的數據，模擬了一個信息有限場景，探索如何分配現金以最大限度降低貧困發生率。該方法不直接預測誰是貧困人口，而是運用機器學習算法為個體差異化分配救助金額，核心目標是最大程度降低受助后仍處于貧困線以下的概率。簡言之，方案直接瞄準貧困缺口，而非簡單劃定貧困線，盡管效率不及信息完全對稱的理想狀態，但可行性顯著提升。基于這一框架，研究者估算出了全球范圍內消除極端貧困所需的大致成本。

新模式的可行性

測算結果顯示，向全民推行基本收入補助的整體成本實際上極為有限。研究表明，在現實世界信息不完備的條件下，將全球極端貧困率降至1%以下（按世界銀行日均2.15美元極端貧困線標準），每年需投入3180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的0.3%。即便采用世界銀行日均3美元的相對貧困線，總成本也僅為4660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的0.5%。這一數額不足全球年度酒類消費支出的三分之一，遠遠低于高收入國家的農業補貼規模。

當然，這類估算基于諸多簡化假設，現實落地勢必面臨多重約束。許多最貧困國家，尤其是戰亂地區，缺乏有效執行的治理能力。大規模跨境資金流入也可能扭曲激勵機制，導致民眾產生福利依賴、政府缺乏改革動力，削弱個體就業意愿與深層制度改革的積極性。此外，大量美元入境需兌換為本幣才能進行消費，這就意味著市場上對本地貨幣的需求會猛增，從而推升本幣匯率：本幣一旦升值，出口的東西在國際市場上就變貴了，反而會削弱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降低進口商品價格，這會沖擊當地脆弱的農業與制造業，其結果可能是，最終反而破壞了能夠創造長期就業與收入的本土產業。

而且，如果救助對象定位不準還可能引發社會不滿，印度尼西亞就曾因救助資格規則不透明爆發騷亂。此外，這項活動所需資金總額并非永遠固定不變，像烏克蘭、伊朗等地沖突引發燃料與糧食短缺，就快速擴大了貧困人口規模。

不過，這些困難并非無法逾越。正如現代經濟學奠基者之一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曾指出的，消除貧困與其說是經濟學的難題，不如說是對“人類道德與政治能力”的考驗。他同時強調，清晰的事實能夠激發高尚的道義選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與芝加哥大學學者邁克爾·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聯合開展的一項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約六成發達國家受訪者表示，如果拿出0.5%的收入就能終結全球極端貧困，他們愿意為此付出努力。經濟增長的奇跡可遇不可求，而為減貧明確標出成本則相對容易——這或許足以推動國際社會采取切實行動。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1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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