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擴大清潔能源制造投資優勢，美歐后撤

過去七年，全球1.1萬億美元的清潔能源制造業投資金額中，來自中國和投向中國的資金占比均過半；2025年，美國和歐洲相關項目取消的金額超過

文｜《財經》研究員 尹路

編輯｜黃凱茜

2026年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危機，對化石燃料的依賴風險深刻地沖擊了全球經濟和社會運行。與此同時，中國3月光伏、電動車與電池出口金額同比增長70%，4月光伏出口退稅取消、電池出口退稅退坡后，單月出口金額依然同比增長超40%。一邊是化石燃料價格劇烈波動，一邊是清潔能源產品出口的持續擴張，清潔能源制造能力和供應鏈的控制力在當前的地緣環境中體現了更高的戰略價值。

長期研究新能源產業的美國智庫Atlas Public Policy近期發布題為《清潔能源領導力之爭》（The Race for Clean Energy Leadership）的報告，以可比口徑追蹤了2019年至2025年間全球累計約1.1萬億美元的清潔能源制造業公告投資金額，覆蓋電池、電動汽車、光伏和風電四大領域。

該報告指出，在近年美國和歐盟推動“去風險”“多元化”的背景下，全球清潔能源產業仍然進一步向中國集中。在結構性分化之中，中國的領先優勢持續擴大，在全球清潔能源制造投資已占據過半份額，美國的投資卻在2025年首次出現年度凈減少。

全方位向中國集中

1.1萬億美元項目投資按技術產品劃分，電池是絕對重心，累計公告投資5149億美元，占全部投資的47%；光伏3239億美元，電動車2070億美元，風電僅452億美元。電池與光伏的投資集中度高，這也是中國企業最具優勢的兩個領域，在光伏和電池領域的市場份額分別超過80%和70%。

按企業總部所在地統計，中國企業累計主導投資6014億美元，占全球投資總額59%；排名第二的美國企業為1434億美元，不足中國的四分之一；其后是韓國850億美元、日本650億美元、德國500億美元。前十大投資來源地中，中國的規模已超過其余九個之和。

報告中更具洞察力的發現是，投資“從哪里來”與“到哪里去”之間的對比。

按投資落地國統計，美國本土吸納了2361億美元投資，但美國企業的投資總額為1434億美元。近1000億美元的差額，來自韓國、日本、中國與歐洲企業。美國清潔能源制造業的擴張，相當程度上由外國直接投資推動。

中國的情況恰好相反：2019年-2025年，全球企業投向中國的項目投資規模為5097億美元，而中國企業的累計投資為6014億美元，除了在中國本土落地的項目，還包括1360億美元的對外投資，是清潔能源制造業投資的凈輸出國。一進一出之間，中國企業的投資主導能力進一步顯現，并向海外市場延伸。

在龍頭企業的帶動下，25家公司貢獻了全球約一半的清潔能源投資，其中14家總部位于中國。寧德時代以517億美元的累計公告投資居全球首位。排名第二的比亞迪累計公告投資358億美元。

持續的投資已經轉化為中國企業的規模優勢、成本和定價的影響力。清潔能源的成本曲線相當程度上由中國制造決定。后來者面對的不只是單個領域的技術差距，還有已經高度成熟且仍在擴張的產業體系。

美國：從補貼到后撤

在中國擴大清潔能源領域優勢的同時，美國的政策和投資已主動后撤。

2021年至2024年，在《通脹削減法案》（IRA）的補貼刺激下，美國清潔能源投資曾出現一輪擴張。但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簽署《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OBBBA）扭轉了這一趨勢。該法案清算了上一屆聯邦政府的低碳財政紅利，把國家產業重心重新轉向化石能源。

需求側，《大而美法案》廢除了新購電動汽車的個稅抵免、二手清潔車輛補貼、商業清潔車輛退稅，以及住宅清潔能源與替代燃料加注設施的稅收抵免。供給側，清潔電力投資與生產稅收抵免加入退坡節點，僅限2026年7月4日前開工或2027年底前并網的項目；先進制造業稅收抵免的退出節點設定在2033年，風電、光伏的退出更早。

宏觀預期的逆轉，直接導致投資放緩。

2024年是累計公告投資走勢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中國、美國與其他地區同步上行；2024年之后，中國與全球其他地區繼續抬升，美國調頭向下。

更直觀的是取消投資的項目金額。

2025年，美國清潔制造項目的取消金額高達331億美元，占其歷史累計公告總額的14%，超過其他所有國家之和。這也是美國自2012年以來首次出現全年清潔能源投資凈減少，全年的投資金額比取消金額少220億美元。

被取消的項目，集中在此前投資最密集的地區。

前期規劃的低碳投資主要落在南部和中西部的老工業帶，佐治亞、田納西、密歇根三州構成了美國的“電池帶”。但這些重資產集聚區，如今正面臨資產擱淺和項目重組的風險。先進材料企業Aspen Aerogels在2024年叫停了佐治亞州的工廠項目，將產能轉向中國的代工廠，其首席財務官表示，主因是美國電動汽車終端需求遠低于投資預期。2025年6月，加州電池企業Amprius取消了在科羅拉多州的新基地，轉向輕資產的全球代工模式。

美國清潔制造業的擴張高度依賴外國資本與外部技術。美國本土投資排名前十的母公司中，特斯拉以226億美元居首，有五家來自亞洲，分別是LG、豐田、現代、SK、三星。

在此背景下，OBBBA中“外國敏感實體”的相關條款進一步收緊了空間，該條款禁止獲得補貼的項目使用來自敏感實體的原材料或核心部件。由于2026年3月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實施細則追溯成本高昂，大批合資項目和多國設備采購被迫中止，本土項目的投產時間進一步延遲。

對企業而言，真正的成本不只是補貼的取消，還有政策的不可預期。IRA與OBBBA之間不到三年的反轉，使長周期的制造業投資難以測算回報。一座電池廠從規劃到投產往往需要四到五年，而稅收抵免的適用窗口卻被壓縮到一年半以內。這種不確定性，比單一條款的取消更傷害美國的清潔能源投資。

中國投資，全球棋局

與美國的投資退潮相對，中國本土清潔能源制造業面臨的則是產能過度集中，以及由此引發的超常規競爭問題。

中國的領先有清晰的政策起點。2011年，“十二五”規劃中首次將新能源汽車、光伏與動力電池列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此后十余年，在產業政策與地方招商引資的共同推動下，中國制造業完成了快速的技術迭代與規模擴張，形成競爭者難以跨越的成本優勢。國際能源署（IEA）測算，中國光伏組件的生產成本比美國低20%、比歐洲低35%。

產能的地理分布體現出明顯的省際差異。江蘇省以近580億美元的累計公告投資居全國之首，依托南京、蘇州、常州的成熟產業網絡，形成了全球聚集度最高的動力電池與光伏制造集群。四川憑借充沛的水電，吸引了高耗能材料精煉項目；安徽以國有資本參與產業投資的“合肥模式”聚集了整車與核心零部件總裝；內蒙古則結合風電光伏資源，成為多晶硅、硅片等上游環節的基地。

但地方政府之間的招商競爭，也帶來了副作用。房地產等傳統支柱產業增速放緩后，清潔制造幾乎成為各地維持固定資產投資的重點方向。資本過熱的結果，是多晶硅、光伏組件和電芯價格在2024年至2025年間跌破成本線的價格戰。面對市場扭曲，中國政府部門從2025年起加大市場調控力度，重申優化多晶硅和電池行業產能，防范盲目擴產。

“反內卷”的影響不只限于中國國內。中國光伏與電池的出廠價格，是全球清潔能源成本的基準。國內的價格戰一度把光伏組件價格壓到歷史低位，加快了海外市場的新能源裝機；而一旦產能出清推動價格回升，全球的清潔能源部署成本也會隨之變化。中國如何處理本土產能，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外溢效應的全球性變量。

國內“內卷”加劇，疊加歐美漸起的關稅以及本土產業鏈補貼政策，促使中國清潔能源行業從產品出口轉向產能與技術輸出。據Atlas的報告統計，2019年至2025年，中國企業累計宣布的海外清潔能源制造投資已達1360億美元，接近美國在海外的同類投資（330億美元）的四倍。

2019年，美國企業合計75億美元的海外清潔能源投資還高于中國（40億美元）。但此后六年，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持續攀升，2024年接近400億美元；美國企業則基本停滯，2025年甚至轉為負值。

近年來，中國清潔能源制造企業海外投資沿著三條主線開展：

第一是利用自貿區與關稅規則。中國企業對馬來西亞（約270億美元）和越南的重資產投入，主要集中在光伏電池與組件，目的是借東南亞作為緩沖帶，規避美國對華關稅。2024年，馬來西亞和越南95%的光伏出口最終銷往美國。對匈牙利的192億美元投資集中于電池與電動汽車，意在通過本地化布局規避歐盟的各種貿易壁壘。摩洛哥因為與歐盟、美國均有自貿協定，成為另一個重要支點，只要在摩洛哥本地增值部分占成品價值的35%以上，即可被認定為摩洛哥原產，從而獲得對歐美出口的貿易便利條件。

第二條路徑，是收購歐美企業閑置的燃油車資產，大幅縮短海外建廠的審批與投產周期。譬如長城汽車收購通用汽車的泰國與印度工廠；比亞迪將福特在巴西的卡馬薩里工廠改造為其海外最大生產基地；奇瑞2026年初完成對日產南非工廠的收購。

第三條主線是技術輸出。在報告統計的約1200億美元跨國合資項目中，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扮演核心技術提供方的角色。2023年福特與寧德時代在美國的35億美元電池項目，由福特負責廠房建造與行政審批，寧德時代則通過電芯技術授權和工藝標準獲得持續分成。類似的合資網絡也在歐洲擴張：國軒高科與斯洛伐克的InoBat、奇瑞與西班牙的Ebro-EV、寧德時代與Stellantis合資工廠，均由中方主導技術。

貿易壁壘改變了中國清潔能源產業以產品貿易為主的擴張方式，卻沒有削弱它的跨市場擴張能力。中國企業正以合資、并購和本地建廠和技術授權的形式，進入歐美和新興市場的供應鏈。

Atlas在報告中警示，歐洲因清潔能源和電力投資不足所帶來的基礎設施瓶頸和系統性風險。歐洲電網的承載危機是一個標本性案例。

歐洲依靠補貼大規模鋪開分布式屋頂光伏，但在缺乏足夠儲能配套的情況下，原有的配電網很快逼近承載極限。據歐洲輸電網運營商聯盟（ENTSO-E）記錄，關鍵的電壓違規與擾動事件從2023年的797次飆升至2024年的8645次。2025年春季，一次劇烈的電壓擾動擊潰了伊比利亞半島老舊的保護系統，導致西班牙和葡萄牙約6000萬居民經歷了長達24小時的大范圍停電。事故之后，德國、意大利等國出臺緊急法規，要求所有1兆瓦以上的清潔電力和儲能設備必須具備“構網型”能力，而這類涉及先進逆變器與動態電壓控制的技術與設備，主要由華為、陽光電源等中國企業掌握。

在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制造的依賴則更多是一種務實的商業選擇。2025年，尼泊爾新車銷售中76%為電動汽車，幾乎全部從中國進口。2022年至2024年間，本身沒有清潔能源制造體系的巴基斯坦，從中國進口了36億美元的光伏組件與硅片，迅速完成離網地區的去柴油化改造。

在多數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的速度取決于設備的可得性與價格，而非供應鏈的國別構成。當一套光伏系統或一輛電動車的中國方案明顯更便宜、交付更快時，地緣政治的考量因素很難成為優先項。印度的情況最具代表性。

印度近年來對中國制造業設置了嚴苛的準入限制，如2023年以安全理由否決了比亞迪10億美元的電池建廠計劃。但限制投資，并不能消除市場需求。印度自中國進口的鋰電池及組件貿易額，從2021年的約12億美元增至2024年的30億美元，印度已成為中國電池產品海外的第四大單一買家。

正如印度經濟學者阿魯娜?夏爾馬所言，任何將中國清潔能源制造業排除在全球供應鏈之外的做法，最終都會在成本和產能現實面前碰壁；在可預見的未來，全球沒有第二條供應鏈能提供同等規模和成本的供給。

清潔能源領導力的競爭，不是變動頻繁的關稅和法案能決定的短程賽跑，考驗的是資源稟賦、技術積累、工程能力，以及國家政策的延續性。中國目前憑借成本、規模與穩定的政策預期占據優勢，但仍須走出“內卷”，讓擁有技術和競爭力的產業獲得可持續的利潤；美國本土制造業的風險則在于政策的反復，令本國企業和投資者錯過全球新能源競爭的窗口。

責編 | 王祎

題圖來源 | 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