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精神的隕落，微博是第一步，短視頻是第三步

理性精神的隕落

微博是第一步，短視頻是第三步

作者丨許紀霖

逆全球化時代，年輕人如何安身立命？AI已來，個體又當如何自處？ 新近出版的《此心安處是吾鄉：AI時代的文化認同》一書書收錄許紀霖教授近十年來策劃、組織與參與的19場公共對話文字。

許教授攜手劉擎、施展、梁文道等30余位一線學人、思想者展開深度對談，向這個時代每個個體都無法逃脫的心靈困境與時代困局發起思想的沖鋒：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們該如何認識自己的文化與文明？在價值撕裂的社會中，該如何面對信仰與堅守的矛盾，群體間認同的齟齬，甚至愛、欲與死亡的束縛？高速變動的世界里，該如何看待個體、國家甚至世界的發展趨勢？遭遇數字時代，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比起問題的答案，也許更重要的是本書的形式——許紀霖教授走進一處公共空間，帶著一張桌子，請來一些睿智的朋友，圍著桌子談談這個世界，也與這個世界談談。

漢娜·阿倫特曾以“桌子”為喻，形容人類社會的公共世界。她說，公共世界猶如一張置于人們之間的桌子。這張桌子既將人們聯結在一起，使他們圍繞共同的話題形成關聯，也將人們分隔開來，使彼此保持適度的距離與差異。

城市的公共對話，正是依托這張桌子的存在而成為可能。

↑漢娜·阿倫特，20世紀思想家、政治理論家

今天，我們是否還擁有這張桌子？

當代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公共生活轉型。人們日益沉浸于私人化的數字空間，公共交往的頻率與質量持續下降。電梯中的沉默、聚餐時的各自低頭、節日聚會中話題的迅速枯竭——這些日常場景折射出的不僅是行為習慣的改變，更是深層的社會結構變遷：公共領域正在萎縮，而公共對話——維系公共生活的核心機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何謂公共生活？我更傾向于將其理解為一種實踐：它不是基于血緣紐帶或利益交換的私人聚合，而是陌生人之間圍繞共同關切展開的交往活動。在這種實踐中，個體不僅表達自身觀點，也在傾聽與回應中，經由相互承認而形成一種“我們”的意識。公共生活的價值，不在于達成共識，而在于差異得以呈現、分歧得以討論、陌生人得以彼此正視。

公共對話對于公共生活的重建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當公共對話缺失，社會成員便退化為原子化的個體，困于私人生活的邊界之內，對公共事務漸生疏離。這種疏離并非個體的道德缺陷使然，而是結構性條件制約的結果 — —缺乏對話的平臺、參與的動力與表達的安全感，公共精神自然難以生長。

激活公共對話，乃是重建公共生活的關鍵路徑。

阿倫特的“桌子”喻示著這樣一種關系結構：陌生人因共同關切的話題而產生聯結，形成臨時的、議題導向的共同體。當市民圍繞垃圾分類政策展開討論時，他們素不相識，卻因共享的議題而建立起公共性的紐帶。在這一過程中，個體展示其獨特視角，同時傾聽他者的聲音，世界由此呈現為多元視角交織而成的圖景。

而桌子的“分隔”功能，則提示著公共領域對距離感的依賴。桌子既不可過小 — —那將導致差異的消弭與強制性的同質化；亦不可過大——那將使相互觀照成為不可能。公共對話的可能性，恰恰寄寓于這種有距離的共在：承認他者的獨特性，同時拒斥將自身觀點強加于人。

這種公共對話，何時出現在中國？

公共對話的出現，與公共領域的誕生密切相關。晚清之際，學會、學校與社團構成了中國公共領域“三位一體”的結構性要素，公共對話亦由此發端。章太炎在上海張園演說反清，胡漢民、朱執信與梁啟超在東京論辯革命與改良 — —這些場景可視為中國近代公共對話的早期形態。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報刊實踐將公共對話推向更為成熟的形態，公共輿論蔚為大觀。

經歷三十年的沉寂，1980年代，公共領域再度回歸。從體制內部到民間社會，有關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與中西文化比較等宏大議題，以公開討論、思想論辯的形式空前活躍。一個溢出理論界與學術界邊界的“公共思想界”由此形成。它既區別于官方意識形態，亦跨越學科壁壘，面向社會公眾，以可被理解的語言討論共同關切的議題。

1990年代構成這一進程的延續與深化。中國現代化究竟往何處走？種種大問題不僅進入政策討論，更在知識界與公眾之間廣泛傳播。1990年代中期，激進與保守之爭、人文精神論爭、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大論戰等，將公共辯論推向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峰。

1998 年被稱為“中國互聯網元年”。BBS論壇的興起標志著網絡公共空間的誕生。天涯、貓撲、凱迪、世紀沙龍等平臺，成為早期網絡公共討論的重要載體。BBS擁有印刷媒體所不具備的即時性與互動性，吸引了一大批當時最具思想活力的知識分子參與其間。

與后來的微博不同，BBS沒有字數限制，主帖與跟帖均可展開充分的說理論證；同時，BBS 是一個對參與者平等對待的空間，無論身份、地位，均可自由發帖、自由跟帖。參與者圍繞特定話題，憑借說理能力展開對話與論爭。在特定的技術條件與相對寬松的話語環境中，知識分子公共領域的平等性、說理性與對話性得以充分呈現。如今回望，BBS時代確乎是網絡公共生活中一個短暫的黃金時刻，不過僅五六年，隨著各大論壇的關閉與衰落而終結。

↑7·23 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

以2011年“7·23 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為標志，微博時代開啟，并迅速取代BBS成為新的公共輿論空間。如果說BBS是開放的對話廣場，微博則是以博主為中心的私人客廳。微博的對話功能顯著減弱：它雖是開放的，身份卻不再是平等的，話題的設置、議程的把控集中于博主一人。BBS時代的版主是居中維持秩序的裁判，至少在程序上對所有成員平等對待；而微博時代的博主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其私人客廳的性質，使討論的公共性與參與的平等性雙雙流失。

微博的140字限制，使BBS式說理成為不可能。BBS 時代，競爭的是誰的理由更充分、誰的說服力更強；微博時代，說理讓位于立場宣示。鮮明的立場比審慎的分析更能贏得受眾、積累粉絲。大眾未必不耐說理，但在140字的約束下，說理無從展開。

博主為吸引眼球，競相以出挑的話術與修辭替代客觀論證。重要的不再是“說什么”，而是“怎么說”；較量的不是誰的邏輯更嚴謹，而是誰的立場更極端、話語更刺激、表達更出彩。

微博時代失去了BBS時代那種理性、中立、客觀的知識分子氣質，不再是平等討論問題的公共領域，而成為立場對立、意見極化、情緒宣泄的空間。BBS是屬于知識分子的空間，微博則演化為以明星、商人與網絡意見領袖為核心的場域。知識分子并非沒有意見，但其意見需要以說理為后盾——而微博恰恰無法提供說理所必需的技術空間與話語空間。

阿倫特的那張“桌子”由此開始變形。公共空間不再以公共話題為中心，而以博主為中心，呈現出某種“封建化”的樣態——山頭林立，圈層固化，每個博主周圍聚集著高度同質化的粉絲。不同意見一旦“侵入”，便迅速被圍攻、驅逐；反之，“水軍”涌入、謾罵攻擊，亦可使博主被迫關閉賬號。公共對話的平等結構與距離感，在這一過程中漸次瓦解。

今日新媒體的主流，已不再是文字，而是短視頻。短視頻的出現，迎合了年輕一代的閱讀習慣——他們不再習慣于抽象文字的閱讀、思考與表達，更傾向于圖像與視頻的直接感知。短視頻與微博相似，不要求說理，只要表達出彩、刺激，即所謂“金句”，便可獲得流量與影響力。金句以碎片化方式存在，其效力不在于符合理性邏輯，而在于與受眾的心靈同頻。短視頻擱置理性、直擊情緒，情感被打動、情緒被激發，即達致最佳傳播效果。

公共對話說到底，是一種啟蒙實踐。康德曾言，啟蒙就是有勇氣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公開”與“理性”是這一命題的兩個關鍵詞。而在新媒體時代，啟蒙的這兩個維度均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公共對話的第一原則是公開性。BBS 衰落之后，公共討論便失去了其必要的技術結構。進入社交新媒體時代，朋友圈與微信群聊成為內循環、半封閉的社交圈層，與公共空間的性質漸行漸遠。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受制于輿論環境，退出公共言說，轉而在群聊中表達見解、與同道交換資訊。然而，每一個群聊圈都是一個信息繭房。參與者傾向于接收與理解自己愿意看見的信息，排斥不愿看到的相反觀點。久而久之，圈層內部日趨同質化、內閉化，成員誤以為圈內所見即是唯一真相，本群所持即是社會主流意見。沒有多元視角，便無從反思，更難以接近真相。封閉的信息繭房與同質化的群體共振，使不少知識分子陷入某種“單向度”狀態，蛻變為缺乏反思能力的單面人。在群內同仇敵愾，出群則難以容納不同聲音。

新媒體公共性的消解，使當代人進一步“封建化”，割據于一個個自足的圈層之中，失去了BBS時代那種不同立場、觀點之間的真誠對話。究其原因，外部輿論環境的變化固然是重要因素，但阿倫特所說的“桌子”在新媒體技術形態中的消失，亦不可忽視。當一張可供不同個體圍坐對話的桌子不復存在，平等的、有距離的對話空間便隨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無距離的肉搏或隔空喊話。

除公開性外，理性是公共對話的第二精神標識。理性精神的隕落，微博是第一步，說理求證讓位于簡單粗暴的立場宣示；自媒體是第二步，標題黨與嘩眾取寵的內容，使啟蒙理性蛻變為流量理性；短視頻是第三步，感官的直接沖擊取代大腦的理性思考，抽象的文字符號不敵視覺形象的即時感受。一個去理性化的感官時代，正在悄然降臨。

公共領域的沉寂并非全貌。相反地，近年來文化公共空間呈現出顯著的活躍態勢。所謂文化公共空間，是指圍繞文學、電影、藝術、歷史、哲學、生活方式等文化議題展開的公共討論領域。這些討論雖不直接觸及社會政治議題，卻在相當程度上重建了公共對話的形式，培育了公共生活的某種替代性形態。豆瓣小組、小紅書等垂直社區中，圍繞特定文化議題形成的圈層化討論，盡管參與者多具有相對同質的社會背景，但討論的深度與持續性仍顯示出年輕一代對精神性議題的強烈需求。與此相應，線下文化空間亦在復蘇。獨立書店、咖啡館、藝術空間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非常活躍，講座、沙龍、展覽為具有文化認同的群體提供了實體性的聚集場所，促成面對面的公共交往。

當政治公共領域的“桌子”消解之后，社會并未完全退回私人生活，而是在積極尋找新的公共性載體。文化議題作為一種“中介”，將分散的個體重新聯結，形成新型的公共生活形態。文化公共空間的活躍并非偶然，其背后存在多重結構性驅動因素。

阿倫特曾強調，人對公共生活的需求具有存在論層面的價值。當政治公共領域收窄，這種需求并不會消失，而是通過替代性渠道尋求滿足。文化議題恰好提供了這樣的替代選項：討論電影、文學、歷史事件，通過隱喻與象征觸及那些深層關切——正義、自由、權力、人性。這種“曲線式”的公共對話，既滿足了參與需求，又提供了相對安全的空間。

“90后”“00后”群體成長于迥異于前輩的社會環境，對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與 1990 年代的改革陣痛缺乏直接記憶。但這一群體普遍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擁有更豐富的文化消費機會，對精神成長具有強烈需求。其公共參與呈現出某種“內向化”特征：相對疏離于宏大政治敘事，卻高度關注個體的精神完善與審美體驗。這種轉向并非對公共生活的放棄，而是以不同方式延續對共同意義的追尋。以阿倫特的視角觀察，文化公共空間之中，主播與聽眾、創作者與粉絲、沙龍參與者之間，仍通過言說建立聯結、展示多元性、生成共同記憶。那張“桌子”以變形的形式重新出現，雖尺寸較小、議題受限，但公共性的結構依然頑強地存續。

這種活躍是真實的，其意義不容低估。它證明了人對公共生活的需求具有不可壓制性，證明了即使在結構性約束之下，社會成員仍會尋找建立聯結、分享意義的方式。

面對這一現實，與其高呼“守護公共生活”，不如更切實地珍視那些尚存的、微小的對話可能。公共生活并非外賦的恩賜，而是通過行動自我創生的實踐。每一次真誠的對話、每一次有勇氣的表達，都在重建那個經由言說與行動而存在的“我們”。珍視當下的每一次公共相聚——在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中，公共生活的種子正在悄然萌發。

我作為一位大學老師和人文學者，深知公共對話與公共生活對于重建良好社會的無可代替的價值，從 1990 年代初開始，不僅積極參與，而且更多地扮演了一個公共對話的策劃、組織的角色，樂此不疲，迄今已經有30多年。

本書所收錄的，是我近10年來策劃、組織與參與的若干公共對話記錄，包括華東師范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深度論壇，靜安新華書店“騰訊私享會·海上文化談”“文景·靜安品書匯”系列，以及上海、北京等地書店的對話活動。感謝參與對話的各位朋友，感謝諸主辦方的支持，亦感謝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容納。

從學院到社會，近10年中國的公共對話中心也經歷了一次空間大轉型，從中亦可見知識分子重建公共對話與公共生活的不懈努力。

這努力依然在繼續，在冬日的寒冷之中給公眾帶來知性的些微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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