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紀錄片夸中國速度，AI發展反被中國碾壓

一部名為《人才戰爭》第二季的韓國紀錄片，在5月剛剛播出便將鏡頭對準了人工智能時代下的全球競爭，片中充斥著一種緊迫感中國和美國正在全速前進，而韓國似乎仍在原地踏步。

這種焦慮并非空穴來風，韓國經濟高度依賴半導體產業，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在 2026年第一季度的總利潤接近100萬億韓元。

幾乎相當于同期韓國政府財政預算的一半，然而在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計算等新興領域韓國的存在感卻越來越弱。

疊加全球最低的生育率與有限的國內市場，盡管韓國目前發展尚可，但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充滿焦慮。

一個人或一家公司跟不上 AI 時代或許無妨，但一個國家若掉隊影響的可能是未來幾十甚至上百年的國運，《人才戰爭》第二季正是這種集體焦慮的一次集中爆發。

紀錄片將中國在AI時代的崛起，刻畫為一種體系性的強勢，這種優勢并非單一技術或企業的領先，而是從決策到落地的全方位速度，共同構成了讓韓國觀眾感到壓力的 中國速度。

第一是決策速度，紀錄片強調我國最高領導層中理工科背景比例高，對科技發展規律理解深刻，能做出科學決策并充分尊重科技人才意見。

我國的院士擁有極大影響力，其建議經科學核實后能迅速付諸實施，這種高效機制使中國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關鍵領域較早進行戰略布局。

相比之下韓國科技政策常受政治因素干擾，決策過程漫長，容易錯過發展時機。

第二是落地速度，我國為科技人才提供了極其便利的項目落地條件，國家有明確的科技強國戰略，各級地方政府會出臺優惠政策吸引人才和企業。

更重要的是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供應鏈體系，頂尖人才能便捷地將想法轉化為產品。紀錄片舉例，即使是業余愛好者，也能借助發達供應鏈快速做出獨創產品。

此外我國強大的基礎設施和工程能力，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保障和規模優勢，是韓國難以比擬的。

第三是接受速度，紀錄片認為我國全社會對新技術應用保持積極開放態度，奉行先行先試理念，允許小范圍嘗試、快速迭代。

這種模式使我國能在許多新興領域實現彎道超車，一位創業者在美國需數年才能獲批的項目，回到中國后很快得到推進，快速的商業化能力激勵了更多科研創新。

第四是改革速度，我國的人才培養理念正在發生變革，紀錄片展示了天津一名中學生因無人機興趣獲得學校專門支持，甚至開辦公司向海外銷售產品。

我國的大學也在積極改革，例如清華大學安排學生進入頂尖企業實踐，北京大學為頂尖學生提供前沿的精英教育。

這些優勢帶來的結果是壓迫性的，在全球百強人工智能人才榜單中有 57 人在中國本土工作，而在美國工作的 20 名人才中半數被歸為華裔，按出身算全球頂尖 AI 人才中華人占比近七成，而韓國僅有一人上榜。

如果說我國的優勢在于速度，那么美國的優勢則在于其濃厚的創新氛圍和引領變革的態度。

紀錄片展示了美國友好的創業環境，一個案例是幾名不到20歲的年輕人創立的AI市場調研公司，兩年內市值就近8億美元，其員工不少是從哈佛、斯坦福等名校退學的學生。

這傳遞出英雄不問出處的信號，只要有好創意和執行力，就能借助AI快速崛起。

更關鍵的是美國正在引領一場深刻的人才評價體系改革，一些科技公司招聘時更看重實際能力而非學歷背景，甚至明確不招聘大學畢業生，轉而聘用有才華的年輕人并讓他們直接接觸核心項目。

這種銳意進取的改革，使得美國能更高效地選拔和使用人才，充分發揮個人潛力，當然美國和中國一樣，擁有韓國無法比擬的巨額市場和資本優勢，僅 AI 領域去年全球風險投資約2500億美元，美國占比高達75%。

OpenAI獲得超千億美元投資，其中微軟一家就投了超600億美元，相比之下韓國去年AI領域風險投資總額約20億美元，僅為美國的1.2%。這種資本規模的巨大差距嚴重限制了韓國科技項目的發展速度。

在詳細對比中美之后紀錄片將鏡頭轉向韓國自身，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其在 AI 時代面臨的三大困境。

第一是頂尖科技人才流失困境，韓國社會對醫生職業有著狂熱向往，高考頂尖學生幾乎無一例外選擇報考醫學院，半導體等熱門專業也難以撼動其地位。

然而紀錄片指出醫療領域本身正經歷AI變革，手術機器人等技術未來可能減少醫生需求。這些最聰明的大腦若持續涌入可能被 AI 替代的領域，對國家來說是巨大的人才浪費。

第二是人才選拔和培養困境，韓國的教育模式是為工業化時代設計的，旨在培養標準化人才。

學生進入中學后所有精力都投入高考準備死記硬背，扼殺了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即便考入名牌大學，教材內容老舊、授課模式古板，所學知識與AI時代需求嚴重脫節。

第三是科研創新氛圍困境，相比中美韓國社會對創業和創新持消極態度，一位立志創立 “韓國英偉達” 的創業者遭到嘲笑。

一家人形機器人公司2018年成立，直到2024年才獲得第一筆投資，創業環境的冷漠，讓許多有夢想的年輕人望而卻步。

一個集大成者的案例是，一位出身醫學世家、高考落榜的韓國青年，帶著幾千美元赴美，十幾年后創立了一家市值35億美元的數字醫療公司。

這同時印證了三大困境，在韓國他可能因執著考醫而埋沒才華，僵化的選拔模式無法識別其能力；惡劣的創業環境難以讓其成功。

韓國的焦慮溢于言表，這種焦慮源于其生態系統性的劣勢，人口有限、國內市場不足、資本規模小、支柱產業單一，在 AI 技術井噴的今天韓國試錯空間很小，若不徹底改革，恐被遠遠甩開。

更深層的根源，或許在于韓國歷史上長期在大國夾縫中生存的危機記憶，經過漢江奇跡，韓國躋身發達國家，民族自信心增強。

當看到中美在AI領域快速領跑，而自身難以跟上時便產生了強烈的焦慮和恐懼，擔心失去幾十年積累的發展成果。

然而紀錄片所展現的焦慮，或許帶有藝術性的渲染成分，它選擇性呈現了中美最光鮮的一面，而韓國的情況雖與中美比有差距，但在全球范圍內仍屬經濟有活力、站位靠前的國家。

許多所謂韓國獨有的問題，如考試內卷、教育模式滯后并非韓國獨有，盲目對標中美可能有些不自量力。

過度的焦慮渲染若操作不當，非但無法激發改革斗志，反而可能導致失敗主義情緒蔓延。

面對AI時代韓國需要的是清醒的認知與務實的改革，而非被刻意制造的恐慌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