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媒：斡旋力量的崛起，中國如何成為美伊沖突中不可或缺的調停者

寫在前面：本文是印度《歐亞時報》發布的一篇文章，由本人翻譯、編輯并分享給大家。翻譯此文章只是為了轉述外國人員表達的一些看法，并非本人觀點，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5月26日上午，世界三大主要強國分別在應對同一場危機的不同環節，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掌控全局。

在新德里，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向“四方安全對話”（Quad）外長們表示，海上安全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關鍵的挑戰，并指出全球近六成的海上貿易都要經過印太地區。

在北京，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正進行他執政以來第25次訪華，這也是2013年以來他與習主席第四十多次會晤。此行雙方簽署了四十多項雙邊協議，并共同發表聲明譴責“單邊霸凌行為”，這是指向華盛頓的外交辭令。

在多哈，伊朗外長阿巴斯·阿拉格齊與議會議長穆罕默德·巴蓋爾·加利巴夫正就一份可能的停火備忘錄進行談判，希望結束伊朗與美國之間持續三個月的公開軍事對抗。

與此同時，在全球約20%每日石油供應必須經過的霍爾木茲海峽，駐扎于當地的美國中央司令部艦艇與伊朗革命衛隊部隊正在發生交火，而雙方都謹慎地稱之為“自衛”行為。

這些事件所揭示的難題，不在戰術層面，而在結構層面。

華盛頓、北京和莫斯科彼此競爭，但三方實際上都需要依賴對方來管理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危險的地區危機。本文認為，伊朗危機暴露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外交行為體，并不是因為北京已經取代華盛頓成為主導力量，而是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任何一方都無法將其排除在外的關鍵參與者。

這種能力有一個名稱：“中間人勢力”（Broker Power）。

所謂“中間人勢力”，是指在多極化危機中，同時與所有競爭方維持高度互信關系的戰略能力，從而使一個國家能夠促成協議達成，并掌握單憑軍事力量或經濟實力無法獲得的關鍵外交籌碼。

為什么伊朗危機是系統性危機，而不僅僅是地區危機

霍爾木茲海峽最窄處僅有33公里寬，卻承擔著全球約五分之一石油貿易運輸量。一旦持續封鎖，帶來的不僅是油價上漲，還會引發系統性的連鎖反應，包括通貨膨脹、供應鏈斷裂、主權債務承壓，沖擊范圍將從孟買一直延伸到慕尼黑和馬尼拉。

對中國而言，超過四成的原油進口來自海灣產油國，因此霍爾木茲海峽不僅僅是戰略利益，更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

美伊之間的公開敵對行動始于2月28日，當時美軍與以色列軍隊對伊朗核設施和導彈基礎設施發動打擊。

“史詩狂怒”行動至今已耗資約290億美元，根據提交給國會的證詞，已確認至少有42架美軍飛機損毀或損失，包括F-35A隱身戰斗機、F-15E“攻擊鷹”戰斗機和24架MQ-9“死神”無人機。

《紐約時報》與錫耶納學院于2026年5月聯合發布的民調顯示，64%的美國選民認為對伊朗開戰是“錯誤的決定”，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經下跌至37%。

外交僵局的核心問題在于，伊朗的濃縮鈾庫存。國際核查機構評估認為，伊朗目前擁有濃縮度達到60%的鈾儲備，距離武器級濃縮度僅剩數周時間。

德黑蘭堅稱自己有權進行鈾濃縮，而華盛頓則堅持必須移除。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曾形容雙方距離達成協議既“非常接近”，又“非常遙遠”。截至5月底，多哈談判中的框架方案包括：

• 將停火協議延長60天；
• 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
• 針對伊朗核計劃啟動一個有時間限制的談判進程；
• 將制裁解除和最終濃縮上限問題留待后續談判階段解決。

中國的“中間人勢力”：不可替代的三大支柱

中國的影響力建立，在一個當前其他國家或行為體都不具備的結構性位置之上。北京既是伊朗最重要的經濟生命線，又是海灣君主制國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同時也是沖突雙方都愿意托付最敏感外交籌碼的大國。這種三方位置，就是中間人勢力的架構。

第一根支柱是經濟依賴：

中國是伊朗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是以折扣價購買伊朗原油的主要買家，這種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德黑蘭緩解了西方制裁帶來的壓力。

2021年簽署的《中伊全面合作協議》，是一項為期25年的合作框架。分析人士估計，雙邊貿易目標規模可能接近6000億美元。這一協議使中國利益深度嵌入伊朗經濟，以至于任何嚴肅的外交安排都無法繞開北京。

正如薩德格·阿扎德在他研究兩國關系的權威著作（2024年）中所記錄的，自華盛頓2018年退出《伊核協議》以來，中國一直是伊朗的主要經濟后盾。

第二根支柱是遍及海灣全境的影響力：

2023年3月，中國成功促成沙特與伊朗恢復外交關系，這一突破是美國外交多年來始終未能實現的成果。

陳某等學者于2023年發表在《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上的研究指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中東地區構建了廣泛的經濟聯系網絡，從而獲得了海灣地區各方認可的對話者地位。中國既不是任何一方的正式盟友，也不是任何一方的意識形態伙伴。而恰恰是這種相對中立的地位，使中國成為雙方都無法忽視的關鍵角色。

第三根支柱是核材料托管能力：

2026年5月的報道顯示，伊朗正探討將濃縮鈾庫存轉移至中國保管，作為未來與美國達成協議的一部分。

其中的邏輯十分直接：濃縮鈾離開伊朗境內，但又不落入美國手中。這樣既能讓伊朗保全面子，也能讓美國獲得可驗證的防擴散成果，中國則成為協議中最敏感條款的實際擔保方。

僅僅是這一提議能夠進入正式談判階段，本身就說明中國在整個危機中的地位已經具有結構性核心意義。中國最大的地緣政治資產不是軍事力量，而是擁有那把鑰匙，在所有人都在爭斗時，那把通往的談判室鑰匙。

“必要競爭者時代”的權力邏輯

伊朗危機迫使人們認清一個國際關系領域長期回避的問題：“不可或缺”與“至高無上”，不是一回事。

美國依然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并且已經不惜巨大代價展示了這種優勢。但這種優勢并沒有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沒有解決濃縮鈾庫存問題，也沒有帶來其戰略所需要的持久政治解決方案。

而中國雖然在軍事投射能力上無法與美國匹敵，卻擁有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替代的角色：成為協議中最敏感條款的可信托管者。

2023年沙特與伊朗關系正常化證明，中國能夠完成美國多年未能實現的外交突破。而2026年的濃縮鈾托管方案則表明，中國如今被要求保管一項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獲得同等信任的關鍵資產。

這就是中間人勢力的本質：不是強行決定結果的能力，而是讓任何結果都無法在缺少你參與的情況下實現的能力。這種影響力并非來源于航母艦隊規模，也不是來自制裁體系的力度，而是來自在競爭陣營之間持續維系聯系的能力，特別是在其他國家都已經選邊站隊的時候。

伊朗危機并沒有宣告美國力量的終結，宣告的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時代，力量的定義將不再主要取決于摧毀對手的能力，而更多取決于連接各方的能力，成為所有關鍵流動都必須經過的樞紐節點。

按照這一標準衡量，北京正在采取行動。而擺在華盛頓和莫斯科面前的問題是：它們是否具備足夠的戰略想象力來作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