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塵封檔案背后的抗戰密碼 馮玉祥第六封信里的全民赤誠

一份塵封檔案背后的抗戰密碼

馮玉祥第六封信里的全民赤誠

席秦嶺 劉 琦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長期戰亂讓中國人力、物力、財力消耗殆盡——淪陷區擴大導致稅收銳減，國民黨上層權貴貪污腐敗加劇，國家財政入不敷出、赤字嚴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為喚醒民眾危機意識與愛國熱忱，爭取抗戰最終勝利，馮玉祥在四川發起節約獻金救國運動。巴蜀兒女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貧富貴賤，踴躍捐獻，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為支援抗戰盡了最大最重要責任。

事實上，全民獻金的火種早有傳遞。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海外華人華僑與國內有識之士便率先發起民間獻金救亡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內獻金運動在上海興起，后蔓延至武漢，雖多在大城市開展，卻已然拉開全民獻金的序幕。

1937年秋至1941年春，重慶和成都先后多次組織開展獻金活動，倡導一日一分捐錢行動，舉辦勸募游藝大會、義賣獻金大會、節約獻金競賽和出錢勞軍競賽等活動。

在成都市雙流區檔案館里，有一封寫于1944年1月18日的信箋，字里行間跳動著80年前成都街頭的獻金行動——馮玉祥將軍寫給愛國朋友的第六封信。

馮玉祥將軍（雙流區檔案館提供）

馮玉祥和雙流的兩次“握手”

初到雙流 慰問士兵，鼓勵殺敵

抗日戰爭時期，馮玉祥將軍曾兩次來到雙流，在當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記。1939年1月15日，馮玉祥將軍在47軍軍長李家鈺的陪同下首次抵達雙流。當天上午10時，他在雙流外北廣場閱兵，受檢閱部隊是47軍補充團，同時也順便查看了全縣的壯丁隊伍。

數千人齊集廣場，將軍親臨部隊行列之中，仔細查看士兵手中武器的修整和保管情況，當場給予表揚或批評，還親切詢問士兵生活疾苦，讓在場官兵深受慰勉。

檢閱完畢后，馮將軍登臺講話，聲如洪鐘，親切動人。他鼓勵部隊開赴抗日前線，英勇殺敵，同時號召全國人民奮起救亡圖存，支援前線，爭取最后勝利，為民族爭光。

長達兩小時的講話，讓數千聽眾無不為之動容。講話后，馮將軍還將其所著《學生救國問答》一書贈給縣長羅宗文，囑其翻印轉發廣大青年學生閱讀。《學生救國問答》中，他將他能想到的以及同青年朋友見面時他們常出的問題歸納成二十九條問答，現摘抄三條如下：

“現在，我們應該集中所有的力量，來爭取國家的生存。國家保得住，才能講百年大計。”

“無論城市和鄉村的民眾，無論是農工商或無業同胞，無論老幼男女，都應該在抗戰目標之下，分別組織起來，……這樣，在當地是后方的時候，可以防止漢奸等；在當地是戰區的時候，就可以……”

“第一，要認清國家的危急，自身責任的重大，以大無畏的精神，下最大的決心；第二，要以犧牲的戰斗精神，苦干到底；第三，要虛心，要冷靜，要沉著；第四，要認清現實，腳踏實地；第五，要從大處著想，從小處做。總之，凡事要求實效，不可只憑熱情。”

再到雙流 發動義賣，共赴國難

4年后，馮玉祥將軍再至雙流。

1943年12月21日，因抗戰需要大量軍費，馮玉祥不辭長途跋涉，由重慶出發，經新津來到雙流，發起愛國“義賣”活動。此次活動在雙流文廟大成殿前大壩舉行，他身著土布棉軍服，平易近人。他見有年高之士，便請其上座；若遇西裝革履之輩，則不甚為禮，叫上臺去讓其站立一旁。下午休息時間，他還上街閑轉，與老百姓攀談，全無一點官氣。

在大會上，馮玉祥首先講述了當前抗戰情況以及后方民眾與前方抗戰的重要關系，隨后談到獻金“義賣”。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民眾解釋前方抗戰的巨大消耗，如槍支彈藥的持續花費等，強調國家困難時期，每個人都應盡自己的義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齊心抗戰，共赴時艱。

大會上，他以買東西為例講了獻金的重要性。他說，當我們買一件東西，付上一次錢就完了，就可長期使用了。但是，買了槍就要打子彈，每發子彈都需要花錢。“一支槍一天要打幾十發乃至幾百發子彈，一天一支槍要花多少錢！一個月，一年要花多少錢？”“還有負傷的要醫藥，將士們每天要吃飯，還要發軍餉，這又需用好大一筆錢。”

算完賬，他向大家發出了靈魂拷問，“當前國難當頭，國家比較困難，錢不夠用，怎么辦？怎樣打仗？大敵當前，我們能坐視不理嗎？難道我們甘當亡國奴？如果我們不支援前線，如果有一天敵人殺到這里來了，試問你的家還會存在嗎？你的錢財還能保得住嗎？”最后，他高聲疾呼，“同胞們，我們都是中華兒女，齊心抗戰，共克時艱，挽救危亡是每個中國人應盡的義務和職責，望同胞們踴躍捐獻，拿出錢來，支援前線，爭取最后勝利。才能保國，才能保住你的家。”

將軍給愛國朋友的第六封信

以“講臺為戰場”，讓成都獻金活動熱情高漲

1944年1月18日，馮玉祥提筆寫下《給愛國朋友的第六封信》。這封信很長，報告了獻金大會以前的情形、熱血同胞積極響應情況，以及媒體報道獻金大會的內容。

馮玉祥將軍寫給愛國朋友的第六封信（雙流區檔案館提供）

信中，馮玉祥談到，1942年冬，他途經成都，討論抗戰救國方式。在他的積極倡導下，參會人員形成共識，一致將節約獻金作為他們參加抗戰救國的主要方式，并積極付諸行動，發起節約獻金救國運動。

真正讓獻金運動在蓉城“熱”起來的，是他以“講臺為戰場”的奔波。1943年12月24日,他抵達成都后，在25天內連續演講百余次，日均四次的高強度宣講，讓他“喉嚨講啞了，腦袋也時常疼痛”。

他提到，他的宣講對象覆蓋廣泛：從大學生到小學生，從工廠員工到僧道人士；話語樸素卻直擊人心：“這六年以來，真不知流了多少血，出了多少汗，死了多少人，才打出來今天這個勝利在望的局面，我們實在應該加油，更努力”；信念堅定且飽含擔當：“身為軍人，未能血戰沙場，實感慚愧”，但 “國家若亡，個人一切皆無意義”，他呼吁：“已經出力的要拿出最后力量，已經出錢的要再出錢，沒出命的要準備出命”。

沒有空洞說教，只有對山河破碎的痛惜、對前線將士的牽掛，這份赤誠喚醒了無數民眾的愛國心。

在此之前的1942年11月至1943年7月，馮玉祥雖憑借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身份及 “愛國將軍” 的影響力，在重慶城區開展獻金勸募，但因活動局限于城區、動員對象僅為少數愛國人士，未能廣泛發動群眾，最終收效有限，捐款總數僅 88 萬余元。也正因如此，他在成都的“全民動員”顯得更具意義。

那些跳動在信中的愛國心

有張大千捐的字畫，也有小老板義賣的艾餑

信中最動人的，是那些未被歷史塵埃掩埋的名字與故事。

1944年的成都青年會，張大千、嚴嘯虎捐出珍貴字畫參加義賣，牛市口甜食店老板鄔受華，被這滿紙赤誠燙紅了眼。“先生以筆墨當槍，我這艾餑也能盡份力！”當天下午，五十封還帶著熱氣的艾餑，擺在了義賣臺，糯米香混著墨香，成了最特別的 “愛國味道”。最終，鄔老板的艾餑義賣1210元。馮玉祥在信中寫道：“這樣一位愛國的商人，真是難能可貴。”

馮玉祥為給愛國朋友馮副委員長第六封信（雙流區檔案館提供）

安瀾茶樓的五位盲同胞看不見陽光，卻看得見國家的危難。他們靠唱洋琴謀生，日子本就艱難，卻主動提出將元旦當天賣藝的全部收入捐獻，他們看不見，卻不能讓國家也陷在黑暗里。

在華西壩的大學里，更藏著無數熱血青春。齊魯大學化學系學生劉大明，聽完講演后當場脫下身上的藍布袍，寒冬里凍得臉發青、身子發抖，旁人勸他穿上，他卻搖頭；金大中文系學生熊漢章跟著脫下毛衣，馬來亞歸國僑生王其昌捐出僅有的一套夏衣，還有位不愿留名的學生，默默脫下大褂…… 寒風中，一件件衣物堆成小山，那是青年們“寧冷己身，不冷國心”的誓言。

航委會子弟學校里，一個小朋友攥著飛機模型，在獻金隊伍里踮著腳。他好不容易擠到馮玉祥將軍面前，把模型和紙條一起遞過去，紙條上的字被汗水浸得發皺：“馮先生：我希望這只假飛機能夠賣到一架真飛機的價錢貢獻國家。”

這些細節印證著馮玉祥的感慨：“誰說中國人不愛國？請看這些事實！”

1944年1月16日的少城公園，成為全民赤誠的縮影。不到九點，體育場已擠滿人群，軍人、學生、工人、老太婆、小孩甚至和尚道士，都朝著同一個方向涌動。當馮玉祥步入會場，全場掌聲雷動，這是對25天奔波最好的回應。

獻金開始后，數字不斷跳動：銀行隊一百二十四萬六千元，商人隊一百六十萬元，學校隊、工人隊、工廠隊…… 獻金大會最終募集一千余萬余元。

義賣環節更熱鬧，不到半小時就賣了二三十萬元，東西卻越賣越多。張主席買了絨繩衣又捐出去，川劇演員競華用一萬元買繡花桌毯再獻國家，話劇演員路曦花兩萬元買豹皮大衣當場捐獻，六十歲的王清云老太婆，把四代家傳的瑪瑙捧到臺上。

正如信中所記，義賣時“臺子被擠得倒下來了……像在買發財票一樣”。

這封塵封的信，記錄的不僅是一場獻金運動，更是民族精神的基因圖譜。從張大千、嚴嘯虎捐畫的熱忱，到小學生“假飛機換真飛機”的純真，無數平凡人的選擇詮釋著“愛國”二字的千鈞重量。

這，正是馮玉祥將軍在信中未言明卻已然揭曉的抗戰密碼——全民同心，其利斷金。

人物檔案

“布衣將軍”馮玉祥

馮玉祥，安徽省巢縣（今巢湖市）夏閣鎮竹柯村人，杰出的愛國將領，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中國共產黨的摯友。他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抗戰勝利后赴美“考察水利”，參與創建民革，任民革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中央政治部委員會主任。1948年，回國途中不幸因輪船失事遇難，終年66歲。

馮玉祥為陸軍軍官學校題詞“努力殺敵”（雙流區檔案館提供）

參考文獻：

新華網《愛國將領馮玉祥：布衣上將，戎馬煥章》、《馮玉祥將軍來雙流》（朱明禮 張正祥）、《馮玉祥：給家國朋友的第六封信》（雙流區檔案館）。

來源：云上雙流

作者： 席秦嶺 劉 琦（雙流融媒全媒體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