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因偽造發票為所謂“內部行動”提供資金而遭法官調查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經理，創下“對外服務”支出紀錄，費拉斯總部現金使用也翻了一倍。
安娜·瑪麗亞·富恩特斯所在政黨70%的資金來自公共補貼，她向供應商支付的年度款項一度超過5622萬歐元。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現任經理安娜·瑪麗亞·富恩特斯，正因涉嫌偽造供應商發票，為所謂“違規操作”提供資金而受到法官調查。恰恰也是她，在該黨歷史上創下了面向供應商支出的最高紀錄。
根據本報查閱的官方賬目，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財務報表中，沒有任何前任在“對外服務”這一科目上的支出規模，達到這名被調查經理所執行的水平。
法官認為，富恩特斯至少可能涉及會計造假，還可能作為共犯卷入由時任組織書記桑托斯·塞爾丹組織的整套犯罪行為。法官稱，所謂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相關行動”中的具體執行者，是萊雷·迭斯；這些行動旨在破壞針對該黨或政府的司法調查。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70%的資金來自公共補貼，而其大部分資金都投向了“對外服務”。這一科目涵蓋了所有向供應商支付的款項，像一個龐雜的“筐”，缺乏明確監管，盡管其資金來源中包含大量公共資金。
從最高法院圍繞何塞·路易斯·阿瓦洛斯案展開的調查，以及國家法院目前的調查中，這一點都已暴露出來。根據圣地亞哥·佩德拉斯法官查出的付款情況，塞爾丹搭建的那套網絡正是通過這一科目獲得資金。
這一預算科目既可用于支付電費、水費，也可用于選舉活動的合同支出或律師費。法官懷疑，這里面也可能藏有各種操作，讓該黨針對法官、檢察官或國民警衛隊人員的隱蔽“攻堅者”獲得資金。
國家法院已將至少18萬歐元列為可疑款項，認為這些錢通過律師事務所和顧問機構，以虛假發票的方式支付給了該網絡成員。但這一科目的總額極大，如果像法官所指控的那樣被不受約束地使用，就可能掩蓋更多支出。
2021年，桑托斯·塞爾丹被任命為組織書記后，安娜·瑪麗亞·富恩特斯隨即升任經理。自她上任后，“對外服務”支出持續攀升。
2021年該項支出為3580萬歐元，當時她還不是唯一的經理；2022年增至4000萬歐元；2023年又躍升至5622萬歐元，創下該黨紀錄。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消息人士稱，2023年是一個重要的選舉年，因此增加這類對外支出或許有其合理性。但例如2019年同樣是重要選舉年，在前任經理馬里亞諾·莫雷諾任內，這項支出為4150萬歐元。
烏克蘭戰爭以來的通脹上升，或該黨在清理債務后財務狀況改善，都不足以單獨解釋，為何在富恩特斯任內，對第三方的支出會被推高到如此程度。
2024年，除歐洲議會選舉外，沒有其他國家層級選舉，安娜·瑪麗亞·富恩特斯仍為這一科目簽署了3940萬歐元支出。也就是說，這一數字與該黨2019年使用的4150萬歐元非常接近。
但2019年并非只有一次，而是全西班牙共經歷了五場選舉程序，其中還包括全國大選重選。按照法官的說法，2024年同樣是萊雷·迭斯那套網絡活動頻繁的一年，因為在首相佩德羅·桑切斯表示，在其妻子貝戈尼婭·戈麥斯被立案后，他需要幾天時間考慮是否繼續留任后，塞爾丹下令啟動該網絡，以擾亂相關司法調查。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尚未公布2025年財務報表。不過，與人民黨不同，該黨的付款還納入了地方組織架構。因此，由于這種會計整合方式，審計法院按理說更容易審查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而不是人民黨。
但隨著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相關網絡不斷被揭開，外界看到的是，任何審計都可能被規避。根據佩德拉斯的裁定，富恩特斯的做法，是把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向哈科沃·特赫洛、加斯帕爾·薩里亞斯等律師或顧問支付的款項加以偽裝，而這些人又會用這筆錢為該網絡的活動提供資金。
法官寫道：“她發出了相應的委托指令，據此制作虛假發票，從而得以將資金轉給萊雷·迭斯。”盡管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聲稱會“堅決打擊腐敗”，但仍讓這名經理留任，并否認存在違規行為。
但到2023年或2024年，這一數字已超過20萬歐元。這與西班牙社會整體趨勢相反，因為全社會現金使用下降了25%。
按照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現任二號人物瑪麗亞·赫蘇斯·蒙特羅在擔任財政大臣時的說法，現金應受到限制，因為它會助長逃稅和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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