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去的駝隊——1927年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在內蒙古西部的科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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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肆拾貳期

1927年初夏的一天清晨，一支有著近300峰駱駝的隊伍離開塞外邊城包頭，向北迤邐而去。騎在高大駝峰上的不僅有文質彬彬的中國人，還有黃發碧眼穿著怪異的外國人。沿途的人們訝異地望著這支浩蕩北去的駝隊，心里嘀咕著：這不像是旅蒙商隊呀！

他們的確不是旅蒙的商隊，駱駝馱的也不是茶葉、絲綢、米面，而是各種各樣測量氣象和地質的儀器。他們的準確稱呼是“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考察團拔營商包的這一天是1927年5月20日。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在西北地區的科考活動先后持續了8年之久，途經今內蒙古地區的包頭、巴彥淖爾、阿拉善等地，在廣袤的草原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跡。考察團本身及其在地質學、考古學、氣象學、民族學、人體測量學等領域所取得的成果，不僅在當時意義重大，在今天乃至未來仍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行進中的考察團駝隊

考察團成立的歷史背景

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的成立始于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一個夙愿。斯文·赫定當時已年逾花甲，他前半生單槍匹馬跋涉于亞洲內陸，在考察探險過程中留下了種種缺憾——考古、采集標本、人體測量、氣象探測等很多工作他一個人無法完成。他很想在有生之年組織一支由不同學科訓練有素的科學家組成的科學考察隊伍，對中亞那些鮮為人知的地域進行綜合考察。斯文·赫定向對他抱有好感的德國尋求經費資助。正好德國漢莎航空公司早有開通從柏林到上海的歐亞航線的計劃，經過與赫定協商，漢莎公司愿意承擔由赫定組織的在中國西部內陸地區進行科學考察的費用。斯文·赫定很快組織起了一支科考隊伍，隊員由瑞典和德國等西方國家的專家學者組成，第一階段的任務是騎著駱駝沿著計劃的路線進行考察。1926年底，斯文·赫定在德國飛行專家錢默滿的陪同下，穿越西伯利亞鐵路，經由哈爾濱、沈陽抵達北京，向當時中國的北洋政府正式遞交了考察申請。

北洋政府很快批準了斯文·赫定的考察申請。赫定立即開始籌措科考隊的給養、裝備等物資。他邀請長期在張家口一帶經商，素有“蒙古通”之稱的瑞典人拉爾生擔任考察隊駝隊隊長，讓能講一口流利蒙古語的丹麥人哈士綸擔任拉爾生的助手。1927年2月，德國和瑞典的考察隊員們陸續來到中國北京、包頭等地等候出發。

1927年3月初，正當斯文·赫定準備率隊出發之際，以北京大學劉半農、沈兼士、馬衡等為首的學者認為赫定與北洋政府所簽訂的協議對中國主權造成了侵害，于是他們迅速呼吁北京其他高校和學術機構的學者，共同反對赫定到中國西北地區考察。

19世紀下半葉，一些外國探險家借考察探險之名，用金錢收買當地不法之徒，大肆刺探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情報，掠奪我國文物珍寶。這些外國文化侵略者的行徑早已激起中國學者的極大憤慨。大家一致認為，絕不能讓這樣的行徑繼續下去，要立即成立中國自己的學術團體，有組織地開展一些科學考察工作，捍衛國家文物古跡不受外侵的主權。于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歷史博物館、京師圖書館、中央觀象臺等高校和學術機構的愛國知識分子立即組成“中國學術團體協會”，有組織地抵制斯文·赫定在中國西北考察計劃的實施。

斯文·赫定不愿放棄即將實現的夙愿，加之他多少能理解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因遭受種種屈辱而對外國人產生的敵視心理，故希望能與中國學術界協商解決此事。于是在安特生等人的斡旋下，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代表坐到了談判桌前。

談判異常艱難，但由于斯文·赫定與中方的學者們都對這次中外合作的科學考察抱有極大的誠意，因而，雙方在爭吵之后仍能回到談判桌前做出各自的讓步，使分歧逐步縮小，以達到雙方都能認同的目的。經過漫長而激烈的談判，1927年4月26日，雙方終于在北京大學國學門簽署了《合作辦法》。

《合作辦法》共19條，主要規定：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組建由中外學者共同組成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特組“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理事會監督和領導考察團進行一切事務；理事會委任考察團中、外團長，并對中外兩位團長所負職責做出明確規定；嚴格規定考察團所采集、挖掘的一切動植物標本、文物、礦物樣品等都為中國財產；考察團考察的往返路線、時限都由理事會確定。此協議被稱為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第一個平等協議。除了瑞典、德國、丹麥的17名外籍團員，考察團吸收了10名中國團員參加。時任北京大學教務長、知名學者徐旭生（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別擔任中、外團長，共同負責考察團的事務。

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中方團員從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出發時與歡送者合影

考察團在內蒙古境內的科考活動

包頭是考察團人員、物資的集結地和科考活動的正式出發地。斯文·赫定在北京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談判的時候，瑞典、德國、丹麥的外籍團員們已經到達包頭，他們一邊在客棧等候談判結果，一邊整理設備、購買給養及駱駝。5月9日，斯文·赫定、徐旭生、黃文弼(考古學者、丁道衡(地質學者）等一行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乘車啟程，10日晚便到達考察團設在包頭客棧的大本營。在當晚的動員大會上，徐旭生、赫定兩位團長莊嚴宣布：“偉大的科學考察活動已經開始，這是一個光榮的時刻！"

考察團中國部分團員在包頭住地

左起：丁道衡、黃文弼、詹蕃勛、袁復禮、徐旭生、白萬玉、崔鶴峰、莊永成

一到包頭，徐旭生、黃文弼、詹蕃勛(地圖學者、丁道衡等中國團員便到郊外調查民俗、搜集古物去了。

在包頭做好準備后，5月20日一早，考察團離開包頭前往草原重鎮百靈廟周邊進行科學考察。

經過8天的跋涉與沿途的考察，考察團大隊越過陰山山脈，在百靈廟以西40公里處的茂明安草原阿木塞爾河畔駐扎下來，此地被編為8號營地。在這里，考察團開始了正式和全面的科考活動。

斯文·越定（中）、徐旭生（右）、袁復禮（左）在8號營地商討工作

8號營地處于恬靜而美麗的草原盆地之中，營地的東面、東北面、南面和西北面是幾座低矮渾圓的小山，西南面是起伏的開闊地。當地牧民在東面的山頂上壘砌了一個碩大的敖包，敖包與小山渾然一體，遠遠望去格外明顯，它成為外出考察隊員晚歸時尋找營地的重要標識。清澈的哈納河從營地西邊的兩山間靜靜流過。溪流不僅給科考團提供了干凈的人畜飲水，也是炎熱夏季科考隊員們的天然浴池。

幾天后，中外團員們分組到百靈廟附近考察。黃文弼帶著一名挖掘工沿著流經百靈廟的艾不蓋河尋找古代遺址；丁道衡、貝格曼（瑞典考古學者)、那林（瑞典地質學者）等則向西北而去，分頭尋找地質材料、古器物等。不幾天便傳來捷報：丁道衡、貝格曼等發現了三處古遺址；黃文弼在距百靈廟北約40公里處的敖倫蘇木遺址發現了著名的“王傅德風堂碑”，通過辨認碑文，證實這里就是元代盛極一時的汪古部落的趙王城遺址。

考察團的營地

6月6日，黃文弼與助手來到了城墻殘破、土堆累累的敖倫蘇木故城，看到“城為土磚所砌，城墻殘壘屹立，猶可考見古城模樣。此城為長方形，東西長，南北短”。“入城循視一周，殘瓦片堆積如山者十余座，散瓦石遍地皆是，乃建筑房屋遺址也。”入城不久，黃文弼就有了重大發現：“余在東堆下見斷石碑數塊，審視乃《王傅德風堂碑記》。碑文不全，字跡模糊，乃敘述元代一王之世系及功業。”根據碑文中“自至大元年”以及文尾所署日期，黃文弼當時就斷定“此廟必建于元武宗之后，即順帝時無疑”。黃文弼與助手莊永成極為興奮，忘我地工作著，直到晚上9時才在艾不蓋河畔搭起帳篷休息。

赦倫蘇木遺址航拍圖

黃文弼完全沉浸在重大考古發現的喜悅之中。他雖身處殘破寂寥的敖倫蘇木故城，卻難抑對草原自然美景的欣賞與贊嘆：“晚間清涼，蛤蟆蟲鳥之聲，呦呦震耳。月夜步行河干，遠望廣漠無際，山影月色，交映成趣。塞外景光，不親至不知其美也。”

6月底，為擴大從百靈廟到額濟納旗的考察測繪面積，考察團決定分三路向西推進：中路大隊由斯文·赫定和徐旭生兩位團長帶隊；北路分隊距中路20公里左右，由瑞典地質學家那林帶隊，組員有貝格曼、郝德（德國氣象學家）、丁道衡；南路分隊距中路10公里左右，由袁復禮帶隊，組員有詹蕃勛、龔元忠（二人14日趕到）等。三隊成員約定在今巴彥淖爾市烏拉特后旗的善丹廟會合。

考察團出發前，黃文弼還考察了固陽境內的秦漢長城與北魏六鎮之一的懷朔鎮遺址，他當時推測此遺址可能是漢代稠陽古城址。這是考古學者首次對這座北魏軍事重鎮進行的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考察。

北路分隊離開阿木塞爾河畔8號營地向東北行走30里，在白云布拉克住宿，駐地北邊是東西蜿蜒的白云鄂博山。7月3日早晨，丁道衡“負袋趨往，甫至山麓即見有鐵礦礦砂沿溝處散布甚多，愈近礦砂愈富……至山腰則礦石層累迭出……則南坡半壁皆為礦區”。丁道衡遂與詹蕃勛一起對白云鄂博礦床的地質、地形、構造進行了測量，對礦石成分、含量及鐵礦儲量進行了初步調查，并繪制了一幅比例尺為二萬分之一的地形圖。

丁道衡興奮地把這一消息寫信告訴了仍在8號營地的徐旭生：“礦質雖未分析，就其外形而論，成分必高。且礦量甚大，全山皆為鐵礦所成……全量皆現露于外，開采極易。”徐旭生由衷地感慨道：“此地將來要成中國一個很大的富源。”

面對如此巨大的礦藏，丁道衡格外驚喜，并對美好的未來做了勾勒：“茍能由該地修一鐵道連接包頭等處，即可與平綏路銜接。則煤鐵可集于一地，非特鐵礦可開，大青山之煤田亦可利用，實一舉而兩得其利……茍能于包頭附近建設一鋼鐵企業，則對于西北交通應有深切之關系，其重要又不僅在經濟方面而已。"

丁道衡的這一發現，是這次科學考察活動的重大成果之一。

考察結束后，丁道衡將在白云鄂博采集的鐵礦標本送交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何作霖先生進行分析化驗研究，何作霖先生發現了標本中的稀土礦物。1935年，何作霖先生首次向世人宣告中國發現了稀土礦物。

從阿木塞爾河畔的8號營地到善丹廟約420多公里，三路隊員一邊向西行進，一邊進行詳細的科學考察。他們晨起暮宿，頭頂烈日，足踏炙熱的沙漠，在茫茫草原測繪地形，記錄氣象數據，尋找古地質特征，中午只能在野外隨便吃一點兒干糧充饑。條件雖然艱苦，但這些中外科學工作者以苦為樂，以苦為榮。晚上歸營之后，大家在月光下、篝火旁，各自整理采集的標本，撰寫考察筆記，分享彼此的考察收獲，那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刻。雖然隊員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但這次科考活動把大家緊緊聯系在了一起，科學語言消弭了中外文化的隔膜。斯文·赫定在考察日記中發出這樣的感慨：“偉大的東方大陸已經攫住了我們的心，她的美貌、溫柔和樸實，引得我們離開了原來的世界。”

西進途中，在烏拉特中旗海流圖一帶，黃文弼發現和發掘了一座漢代兵營遺址，采集到了銅箭頭、弩機等古代兵器，還有古錢幣、鎏金銅器、帶鉤、鐵片、陶片等文物，收獲頗豐。

在陰山山脈狼山區域的巖石上，年青的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發現了三處巖畫，這是繼酈道元《水經注》之后有關陰山巖畫的最早記錄。

黃文弼(左一）在漢代兵營發掘現場

8月16日，斯文·赫定與徐旭生率領的大隊到達了善丹廟。不久，兩個分隊也陸續到達。大家做了短暫的休整后，繼續分隊向西考察，于9月初進入阿拉善盟境內，途經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9月下旬到達額濟納旗。9月26日，考察團分組前往黑城遺址考察，28日到達額濟納河畔的松杜爾，赫定與徐旭生團長決定把這里當作大本營，安營扎寨，做較長時間的考察。

中外團員在8號營地放氣球探測氣象

考察團決定在這里建立氣象觀測站，留錢默滿、馬葉謙(中國氣象學生、生瑞恒（在中國的瑞典傳教士之子，懂瑞到達松杜爾大本營的當天，赫定團長就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要乘船順額濟納河而下，一直到達居延海，進行水文測量等水上考察工作。

考察團團員在額濟納河畔制造獨木舟

到達松杜爾大本營的當天，赫定團長就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要乘船順額濟納河而下，一直到達居延海，進行水文測量等水上考察工作。

沒有船自己造。考察隊員和蒙古駝工們砍伐了兩棵粗壯的胡楊樹，剖開樹干，制成兩條獨木小舟，然后將兩條小舟并在一起，形成一條穩穩當當的小船。

10月17日，斯文·赫定與助手哈士綸（丹麥人，考察團管理旅行事務的副隊長，著有《蒙古的人和神》一書）乘上小木船順著額濟納河下游開始了水上考察。他們不停地測量水深、水溫，斯文·赫定繪制各種各樣的地圖；徐旭生則與其他隊員進行沿河沿湖考察。10月22到23日，赫定劃船考察了索果淖爾湖（東居延海），記錄了第一手水文資料。到27日，水陸兩路考察小隊皆圓滿完成任務，回到了營地。

在額濟納松杜爾營地。黃文弼先生錯誤估計了居延城的方位，錯失了大規模發現居延漢簡的機會。1930年4月，貝格曼在甲渠塞遺址（破城子）內發掘出了5216枚漢簡，加上在其他烽燧的發現，共發掘出一萬余枚漢簡，被史學界命名為“居延漢簡”。這一重大發現，奠定了貝格曼在中外考古界的地位。

1927年11月8日一早，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拔營離開了松杜爾大本營，冒著冰雪嚴寒，走上了通向新疆哈密的更為艱辛的考察之路。

從1927年5月9日赫定、徐旭生離京前往包頭，到11月8日拔營離開內蒙古境內，考察團在內蒙古西部地區整整考察了半年時間。

西北科考團在內蒙古科考的貢獻與意義

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在內蒙古的考察活動不僅時間長、考察面積廣，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矚目的。

在自然科學領域，考察開始不久，丁道衡就發現了白云鄂博鐵礦，可謂旗開得勝。這位年青的地質考察隊員“登高俯瞰，則南半壁皆為礦區”，這一重大發現使他興奮不已：“很榮幸，我發現了它的秘密。”新中國成立后，1957年，白云鄂博正式建礦，成為包頭鋼鐵（集團）公司的主要原料基地。

1927年9月在額濟納河畔建立的氣象站是當時中國廣袤西北地區的第一個氣象站。在考察團開往新疆后，氣象站在荒涼寂寞的西北地區堅持了兩年之久。三名氣象工作者憑借著對科學的獻身精神和堅韌不拔的頑強毅力，在官府威逼、軍憲抓捕關押及缺糧斷炊的極端惡劣的工作環境中，沒有漏掉一個數據，沒有缺失過一次觀測，忠實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他們利用當時的設備條件，對額濟納河流域的氣象、水文、地質等數據做了精確的測量和記錄，為廣袤的西北大地記錄下了第一手珍貴的氣象學資料，為當時甚至以后幾十年的科學研究提供了翔實的依據。

在額濟納河畔考察期間，赫定與助手哈士綸沿額濟納河直到索果淖爾的水上考察，是有記錄以來對額濟納河水域進行的第一次科學意義上的考察。

這次在內蒙古境內的考察，除了自然科學領域，人文科學領域同樣取得了重要成果。

黃文弼在敖倫蘇木遺址發現的趙王城，是遼、金時期駐牧于陰山一帶的汪古部落所建。汪古部落于13世紀初期歸順成吉思汗后，其部落首領隨蒙古大軍南下滅金征宋，屢建戰功，被封為趙王，并與成吉思汗聯姻。從金末到元末，先后有16位公主下嫁汪古部首領，汪古部先后有8人被封為趙王。經營一百余年的趙王城曾盛極一時。元朝滅亡之后，這座草原城池亦為兵燹所毀。遼、金、元史書雖對這座城池有所記載，但大都語焉不詳。對趙王城遺址確切方位的探尋，是一個困擾了史學家五百多年的難解之謎。

黃文弼的這一發現轟動了史學界，此后，中外學者紛紛前往敖倫蘇木考察，探訪趙王故城的真容。

從1929年底到1931年初，瑞典考古學者貝格曼與中國學者陳宗器等在額濟納河流域進行了一年多的考古發掘，共獲得一萬余枚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所記載的內容極為豐富，其種類包括書信、官府公文、律令及個人書札等，所載事件涉及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是研究漢代歷史非常珍貴的文獻。居延漢簡與殷墟甲骨、敦煌文書被史學界列為20世紀前期中國考古的三大發現。

此外，貝格曼在考察途中于河套地區狼山的巖石上發現的三處巖畫，為河套地區尋找和研究巖畫提供了線索。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數年的艱苦科學考察途中，相當多的來自錫林郭勒地區和察哈爾地區的蒙古族青年自始至終參與了考察活動。他們為考察隊牽駱駝、當翻譯、放駝、守夜、挖掘、做飯。這些蒙古族青年吃苦耐勞，忠于職守。白天緊張工作后，有時在宿營后的篝火晚會上，他們拿出隨身攜帶的笛子、胡琴等隨身樂器為隊員們演奏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歌曲，在孤寂的旅途中為大家帶來了歡樂。赫定在考察日記中多次記下了他們的名字：巴圖及胞弟雅米延·蘇倫、班欽、瑪泰喇嘛、賓巴、撒蘭·格列爾、桑·比利克。1929年11月4日，斯文·赫定重返百靈廟組織增補隊員踏上科考征途，在“戈壁組”營地舉行了一個莊嚴的頒獎儀式——為瑪泰喇嘛、巴圖等四位蒙古族雇員頒發瑞典國王授予的榮譽勛章，以此表彰他們在1927年考察團中做出的貢獻。

科學考察任務結束后，科考隊員們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國家，從事著不同學科的研究工作，但在中國西北那段艱辛而充滿激情的科考生活永久地留在了他們的心中，在他們的考察日記甚至是考察報告中，常常流露出對那段生活的懷念。斯文·赫定在臨終的前一年，還在打聽他那位遠在中國的隊員陳宗器的情況。

時光荏苒，當年那些年輕的考察隊員皆已作古，但他們所取得的卓越的科學成就和無畏的科學獻身精神，永遠留在歷史的記憶中。

文章來源：呼和浩特歷史學院陳貴明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