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歲的保羅·施拉德站在AI研討會的講臺上,興致勃勃地聊起ChatGPT的創作潛力——那神情,像一個剛學會新玩具的郊區老爸在炫耀藍牙烤肉溫度計。
這一幕發生在洛杉磯一場行業論壇上。施拉德是誰?他是《出租車司機》《憤怒的公牛》的編劇,《美國舞男》《第一歸正會》的導演,公認在世最偉大的美國電影人之一。幾十年來,他用鏡頭解剖孤獨、政治腐朽與精神崩塌,如今卻對生成式AI展現出驚人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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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同一時間,20歲的凱恩·帕森斯正忙著為A24發行的院線電影《后室》補鏡頭、調音效、搭世界觀。為了趕上大銀幕的檔期,他一度推遲了大學申請。這位00后導演對鏡頭語言、視覺特效的執念,與施拉德口中“AI輔助創意”的輕松形成微妙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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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真的該被徹底拒之于藝術門外嗎?恐怕不現實。獨立電影人一直在用前沿工具拓寬創作邊界,技術的介入本身未必腐蝕創造力。問題在于,當一位電影大師開始把生成式軟件當作救命稻草時,那種以簡省換來的“便利”,是否正在壓平作品中最珍貴的人性視角?越來越多資深創作者流露出“只要能再拍一部,名聲也可以交換”的沖動,這種代際錯位正在攪亂好萊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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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新生代用肉身死磕每一幀畫面,一面是老牌名導試圖把創作外包給算法。我們當然需要老導演的智慧,但當他們比年輕人更急于擁抱那個會寫劇本的ChatGPT,電影最不可替代的部分,或許正從指縫間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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