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安娜結婚之前,我對“戰斗民族”這四個字的理解,僅限于她能徒手擰開我擰不開的罐頭蓋子。
直到婚禮結束后,我們搬進那套一居室,我才真正意識到,有些事情,說明書上沒寫。
第一個夜晚。
十一月的南方,濕冷入骨。我習慣性地把空調開到二十六度,裹緊被子,準備享受新婚之夜的溫存。安娜從浴室出來,只穿了一件短袖,看了我一眼,走過去,“啪”地把空調關掉了。
“暖氣呢?”她問。
“南方沒有暖氣。”
她沉默了三秒鐘,然后把窗戶推開了。
深秋的冷風裹著濕氣灌進來,我下意識地把被子拉到下巴。安娜卻一臉舒適地躺下,像只滿足的大貓,還把一條腿伸到了被子外面。
“開著窗戶睡吧,空氣好。”她的語氣不容置疑。
我張了張嘴,想說點什么,但看著她那張漂亮的臉,把話咽了回去。新婚第一天嘛,互相適應,正常的。
那一夜,我幾乎沒睡。
兩點多的時候,我被凍醒,發現被子完全被她卷成了一個長條抱在懷里。我試圖從她懷里拽出一點被角,她紋絲不動。我又拽了一下,她在睡夢中皺了皺眉,用俄語嘀咕了一句什么,把被子卷得更緊了。
我躡手躡腳地從柜子里翻出另一床薄毯,裹在身上。可那毯子哪頂得住零度的夜風,我縮成一團,看著安娜在月光下安詳的睡顏,心中涌起一個念頭——
這真的只是開始。
婚后第三個月,我已經學會了在睡前穿上加絨睡衣、厚襪子,甚至戴上了帽子。可這些都沒用,因為問題不只是冷。
安娜怕熱。不是一般的怕熱,是那種在零下五度覺得“剛剛好”的怕熱。
她睡覺必須開窗,哪怕外面下著雪。她說在俄羅斯,冬天室內暖氣很足,大家都要開窗睡覺的。我知道她說的是實話,可我冷啊。
更讓我崩潰的是,她對被子的理解和我完全不同。在我三十年的認知里,被子是用來蓋的、保暖的。在安娜的認知里,被子是用來抱的、當枕頭的、墊腳的。
她睡覺的過程是這樣的:剛開始乖乖蓋好,半個小時后開始翻來翻去,一個小時后被子已經纏在了她身上,兩個小時后被子就完全脫離了我的掌控。她會把被子夾在兩腿之間,或者蒙在頭上,或者卷成一個圓筒抱在胸前。總之,就是不會好好蓋在我們兩個人身上。
有一次,我實在受不了了,半夜把她搖醒:“安娜,被子又被你卷走了。”
她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懷里的被子,做了一個讓我至今無法理解的動作——她把被子遞給我一半,然后翻了個身,把后背露在外面,就這么睡了。
零下的氣溫,后背露在外面。
我盯著她赤裸的后背看了半分鐘,確認她是真的不覺得冷。那一刻,我深深地理解了什么叫“體質不同”。
到了春天,情況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糟了。
因為她開始嫌我“散熱太多”。
“你像個火爐,”她很認真地對我說,“我睡不著。”
我愣住了。我一直以為自己是正常人,三十七度的恒溫動物。可在她眼里,我可能真的像個火爐。她要求我睡覺時不要挨著她,最好保持十五厘米以上的距離。
新婚夫婦,保持距離。這畫面想想就不對勁。
后來我去查了資料,才知道有些俄羅斯人真的有“冷體質”,習慣在低溫環境中入睡,身邊多一個體溫高的人反而睡不好。科學解釋得很清楚,可我無法接受這個解釋出現在我的婚姻里。
真正讓我崩潰的,是那年冬天發生的事。
我感冒了,發著三十八度的高燒,渾身發冷。我縮在被子里,對安娜說:“今天能不能關窗?我真的好冷。”
她猶豫了一下,關上了窗。我還沒來得及感動,她又開口了:“那我睡沙發吧,房間太悶了。”
然后她就抱著枕頭和被子去了客廳。
我一個人躺在主臥的大床上,裹著被子,發著高燒,心里五味雜陳。我娶了個俄羅斯媳婦,她漂亮,聰明,做飯好吃,能把我扛起來轉圈,可她就是不和我睡一張床。
不對,我們當然還睡一張床。只是我們之間隔著一床被子的距離,這床被子永遠在她那邊,裹得嚴嚴實實,像是在防賊。
我們試過蓋兩床被子。這個方案曾讓我看到希望,我天真地以為問題解決了。結果安娜蓋著那床被子,照樣卷走了。因為她的被子很大,我的被子很小,她會不自覺地把我那床也拽過去一些。到了后半夜,我的被子有一半在她床上,她的被子有一半在地上,我在兩個被子交接的縫隙里,吹著窗戶縫里灌進來的北風。
有時候凌晨醒來,看著窗外的月光,聽著安娜均勻的呼吸聲,我會恍惚覺得自己不是在婚姻里,而是在一場永不結束的極夜里。
直到一天晚上,我又被她搶走了被子,凍醒后難以入眠,索性起床去客廳喝水。
剛走出臥室門,我愣住了。
安娜在廚房,燈光昏黃,她正對著手機屏幕,視頻通話里傳來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我沒敢出聲,就站在門口看著。
“媽媽,我正在努力適應,可是他真的很怕冷。”安娜的聲音很低,帶著一種我從未聽過的疲憊,“我們那里零下二十度都習慣了,他這里零上五度就要開空調……我也很累,每天晚上都怕熱醒,又怕凍著他……”
電話那頭沉默了許久,她的母親說了一句俄語,我聽不懂,但安娜聽完就哭了。
她哭得很小聲,肩膀一抖一抖的,連哭都怕吵醒我。
我站在廚房門外,忽然覺得鼻子酸得厲害。
我一直以為,這場婚姻里只有我在難受。我在抱怨她怕熱、搶被子、不讓我靠近。可我從來沒想過,她也同樣在忍受。她忍受著悶熱,忍受著一個總是黏過來的“火爐”,忍受著被抱怨的委屈。她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一個“不”字,沒有抱怨過一句,只是在每個深夜里,自己一個人扛著。
第二天早上,我買了兩個單人被套。
安娜看著我把被子重新縫成兩條,露出疑惑的表情。
“從今天起,”我說,“我們蓋各自的被子,中間留一道縫。你那邊開窗,我這邊圍著被子。你覺得熱就把腳伸出去,我覺得冷就多裹兩層。互不干擾。”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那種特別輕松、特別真誠的笑。
“其實,”她頓了頓,“我還有一個辦法。”
“什么?”
“找個中間溫度,”她認真地說,“二十度,我們都忍一忍。你穿厚點,我穿少點。”
我看著她的眼睛,那雙藍色的、總是帶著笑意的眼睛,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婚姻。
不是誰遷就誰,不是誰戰勝誰。是兩個人一起找一個中間點,你退一步,我也退一步,然后在那個不太舒服卻也還過得去的位置,握緊彼此的手。
那天晚上,我們關上了窗,空調開到二十度。我穿了加絨睡衣,她穿了短袖。她的腳冰涼,碰到了我的腿,我沒有躲開。
她也沒有卷走我的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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