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連升思想體系完成從理論到實踐驗證

王連升思想體系的從理論建構到操作的驗證

一、引言：理論的生命在于經驗世界的回響

王連升思想體系的核心命題——“企業通過將社會成本與環境成本外部化而將收益內部化，這是資本邏輯在CSR/ESG領域的基本表現”——需要經受經驗世界的嚴格檢驗。理論的生命力不僅在于其邏輯的自洽性與哲學的深刻性，更在于它能否在經驗層面被證實或證偽。本部分提出三個相互關聯的實證研究方向，分別指向：企業層面“外部化”行為的量化測量及其與剩余價值獲取的關系（方向一）；中國制度環境下所有制因素對企業外部化行為的調節效應（方向二）；以及“信任穿透力”與“勞動異化”之間的負相關假設檢驗（方向三）。這三個方向共同構成王連升思想體系從理論建構走向實證驗證的完整路線圖。

二、方向一：企業層面“剩余價值剝削率”與“社會成本外部化率”的測量與相關性檢驗

2.1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王連升的“外部化”理論指出：企業傾向于將社會成本與環境成本轉嫁給勞動者、社區與自然環境（外部化），而將由此產生的收益內部化為股東回報與高管薪酬。這一判斷在理論上與馬克思的“剩余價值”概念高度相關——剩余價值正是資本對雇傭勞動無償占有的部分；但王連升將其擴展至“社會成本外部化”，即企業不僅通過勞動過程中的直接剝削獲取剩余價值，還通過將污染成本、健康損害、社區負擔等轉嫁給社會而獲取額外收益。

據此，我們提出兩個核心構念及其之間的關系假設：

剩余價值剝削率（RateofSurplusValueExploitation）：衡量企業通過勞動過程從勞動者身上直接獲取的無償剩余占勞動力價值的比例。在馬克思經典公式中，剝削率=剩余價值/可變資本。在企業層面，可操作化為：（營業收入?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折舊攤銷）/勞動力成本。

社會成本外部化率（RateofSocialCostExternalization）：衡量企業將本應由自身承擔的社會與環境成本轉嫁給外部利益相關者的程度。可操作化為：（隱含碳排放的社會成本+勞工權益侵害的社會成本+社區健康損害成本+供應鏈壓榨的間接成本）/企業凈利潤。

核心假設：社會成本外部化率與剩余價值剝削率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外部化程度越高的企業，其從勞動者身上直接獲取的剩余價值率也越高，表明兩種“掠奪”機制在企業的資本積累邏輯中是相互強化而非相互替代的。

2.2測量指標構建

（一）剩余價值剝削率的操作化

在企業財務數據可獲得性的約束下，剩余價值剝削率可近似計算為：

剝削率=(營業利潤?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投資收益)/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這一公式的邏輯：支付給職工的現金近似等于勞動力價值（可變資本）；營業利潤扣除金融性收益后近似等于剩余價值（因為剩余價值來源于生產環節，而非資本市場的投機）。這一指標越高，表明企業從每單位勞動投入中獲取的剩余越多。

數據來源：企業年度財務報表（現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利潤表中的“營業利潤”及明細）。

局限性說明：該指標無法區分“正常利潤”與“超額剝削”，且受行業技術特征影響較大（資本密集型行業剝削率天然較低）。因此，在進行跨企業比較時，應采用行業標準化處理（減去行業均值后除以行業標準差）。

（二）社會成本外部化率的操作化

社會成本外部化率的測量更為復雜，需要整合多個維度的外部化行為：

外部化率=(碳外部化成本+勞工外部化成本+健康外部化成本+供應鏈外部化成本)/企業凈利潤

各子維度的計算方法如下：

1.碳外部化成本：采用企業范圍一、范圍二碳排放量乘以碳排放的社會成本（建議采用美國環保署2023年更新的社會成本碳估值，約190美元/噸CO?，或中國碳市場價格作為保守估計）。若企業披露了范圍三排放，應納入計算，但數據可得性有限。

2.勞工外部化成本：包括超時加班未足額支付部分、工傷與職業病的未補償成本、違法使用勞務派遣或外包所規避的社保成本等。可通過以下方式估算：

超時加班部分：從勞動者匿名調研或行業報告中獲取企業員工的平均加班時長，按法定加班費率（工作日1.5倍、休息日2倍）與實際支付工資的差額計算。

社保規避部分：通過對比企業實際社保繳納人數與應繳人數（根據員工花名冊）的差異，乘以人均社保基數估算。

工傷與職業病：從企業安全生產報告或監管部門處罰記錄中獲取，按行業標準工傷賠償額估算未補償部分。

3.健康外部化成本：企業生產過程對周邊社區造成的健康損害（如空氣污染導致的呼吸道疾病發病率上升、水污染導致的消化道疾病等）。可采用“暴露?反應”模型進行估算：企業污染物排放量×單位排放導致的健康損害經濟損失系數（參考環境健康經濟學文獻）。

4.供應鏈外部化成本：鏈主企業通過壓低采購價格將勞工權益與環保壓力轉嫁給中小供應商的程度。可通過對比鏈主企業采購價格與供應商的“公平價格”（按行業平均成本加合理利潤計算）的差額，乘以采購量，估算轉嫁給供應商的外部化成本。這部分成本最終會以供應商工人的低工資、超時加班、惡劣工作條件等形式體現。

數據來源：企業ESG報告、碳排放披露、環境處罰記錄、供應鏈審核報告、勞動者匿名調研、政府環境監測數據、行業基準數據。

研究周期與樣本：建議選取A股及港股上市公司中制造業、采礦業、電力熱力供應業等高外部化行業的企業，收集連續5年（例如2020?2024年）的數據，樣本量不少于500家。

2.3實證檢驗方法

（一）相關性分析

計算各企業年度剝削率與外部化率之間的皮爾遜相關系數。預期為正相關，且相關系數在0.3以上（中等相關）。

（二）面板數據回歸模型

為控制行業特征、企業規模、所有制等因素的干擾，建立如下固定效應模型：Externalization_ratio_it=α+β·Exploitation_rate_it+γ·X_it+μ_i+λ_t+ε_it

其中：

·Externalization_ratio_it：企業i在第t年的社會成本外部化率

·Exploitation_rate_it：企業i在第t年的剩余價值剝削率

·X_it：控制變量向量（包括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行業競爭度、所有制類型、地區市場化指數等）

·μ_i：企業固定效應（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企業特征）

·λ_t：年份固定效應（控制宏觀經濟沖擊）

·ε_it：誤差項

預期β顯著為正。

（三）機制檢驗（中介效應）

為進一步探索剝削率影響外部化率的傳導機制，可以引入“ESG評級壓力”作為中介變量：高剝削率的企業是否通過追求高ESG評級來掩蓋其外部化行為？這一檢驗可采用Baron&Kenny三步法或Bootstrap方法。

（四）異質性分析

分組回歸檢驗所有制（國有、民營、外資）、行業（高碳行業、低碳行業）、地區（東部、中部、西部）的調節效應。預期：國有企業中剝削率與外部化率的正相關程度可能弱于民營企業，因為國企承擔了部分政策性負擔，外部化激勵較弱。

2.4預期貢獻與政策含義

若假設得到驗證，將產生以下貢獻：

首次在企業層面實證檢驗王連升“外部化”理論，為批判“評級驅動型合規”提供經驗證據。

揭示ESG評級高分企業可能同時具有高剝削率與高外部化率，證明評級未能捕捉實質性責任。

為政策制定提供靶點：應加強對企業社會成本外部化的監管與核算，通過“外部化成本內部化”的政策工具（如碳稅、環境稅、供應鏈責任法）壓縮企業通過外部化獲利的空間。

三、方向二：中國制度環境下“價值自覺”型企業與“評級驅動”型企業的實質差異——所有制調節效應的實證研究

3.1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中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上，國有企業由于承擔政治責任、社會責任，且受到國資委的戰略使命評價，其外部化沖動可能弱于民營企業。同時，“價值自覺”范式（將社會責任內化為戰略核心）與“評級驅動”范式（將ESG評級作為主要目標）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中的分布可能存在差異。

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H1：“價值自覺”型企業在勞工條件（工資水平、加班時長、社保覆蓋率、工傷率）和生態績效（碳排放強度、污染物排放達標率）上顯著優于“評級驅動”型企業。

H2：國有企業中“價值自覺”型企業的比例高于民營企業，且所有制對“價值自覺”與實質績效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即國企中價值自覺的效應更強）。

H3：民營企業在面臨市場壓力時更傾向于采取“評級驅動”策略，表現為ESG評級分數與實質績效之間的脫節（高評級低責任）比國企更嚴重。

H4：在控制了企業規模、行業、盈利能力等因素后，國有企業在社會成本外部化率上顯著低于民營企業（國企更少外部化）。

3.2“價值自覺”與“評級驅動”企業的識別

由于“價值自覺”是內在心理狀態，無法直接觀測，需通過可觀測的治理行為進行推斷。建議采用以下標準進行類型學劃分：

“價值自覺”型企業的操作化定義（滿足至少3項）：

1.企業設立了獨立于管理層的利益相關者委員會，且該委員會對重大決策有實質性影響力。

2.企業高管薪酬中與實質性社會責任指標（如供應鏈末端員工滿意度、環境合規審計結果）掛鉤的部分占比超過20%。

3.企業在遭遇利潤與責任的沖突時，有公開記錄顯示選擇了責任優先（例如，在成本壓力下未降低勞工標準；在市場競爭中未壓榨供應商）。

4.企業的ESG評級分數與基于獨立調研的“信任穿透力”得分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即評級不是“虛假”的）。

“評級驅動”型企業的操作化定義（滿足至少2項）：

1.企業ESG評級分數較高（如MSCI評級在A以上），但在供應鏈末端工人匿名調研中，勞工權益滿意度顯著低于行業平均水平。

2.企業ESG報告篇幅長、數據豐富，但在獨立第三方突擊審計中發現重大不符（如報告的碳排放數據與實際能耗不符）。

3.企業高管薪酬中與ESG評級分數掛鉤的比例較高，但與實質性責任指標掛鉤的比例較低。

4.企業在面對突發事件（如裁員、供應鏈轉移）時，處理方式明顯違背其ESG報告中的承諾。

數據來源：企業公開披露、ESG評級數據庫、勞動者匿名調研（可委托專業第三方執行）、媒體報道與爭議事件記錄、監管部門檢查記錄。

3.3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選取滬深300指數成分股企業及同等規模的非上市國有企業，覆蓋制造業、采礦業、電力、建筑、交通運輸等行業，樣本量約300?400家。

（二）數據收集：

企業類型劃分：通過文本分析（ESG報告、董事會決議公告、高管演講）與專家評分結合，將企業分為“價值自覺型”“評級驅動型”及“混合型”。

勞工條件指標：從企業年報、ESG報告中提取人均工資、社保覆蓋率；通過勞動者匿名調研獲取加班時長、工傷率、申訴渠道有效性等（樣本量每家企業不少于100名一線工人）。

生態績效指標：從企業ESG報告、環保部門公開數據中獲取碳排放強度（單位產值CO?排放）、污染物排放達標率、環境處罰次數與金額。

控制變量：企業規模（總資產）、資產負債率、資產收益率、行業、地區。

（三）分析方法：

1.獨立樣本t檢驗/Mann?WhitneyU檢驗：比較“價值自覺型”與“評級驅動型”在勞工條件與生態績效指標上的均值差異。

2.多元線性回歸：以各實質績效指標為因變量，以企業類型（價值自覺型=1，評級驅動型=0）為核心自變量，控制企業特征后進行回歸。

3.交互效應模型：引入所有制虛擬變量（國有=1，民營=0）及其與企業類型的交互項，檢驗所有制的調節效應。

4.傾向得分匹配：為解決“價值自覺”型與“評級驅動”型企業在規模、行業等方面可能存在的系統性差異，采用PSM方法構造匹配樣本后比較。

3.4預期發現與理論意義

預期發現包括：

“價值自覺”型企業在所有實質績效指標上均優于“評級驅動”型，且差異在統計上顯著。

國有企業中“價值自覺”型比例更高，且國有產權能夠增強“價值自覺”對實質績效的正向效應（即國企中“價值自覺”的轉化效率更高）。

民營企業中“評級驅動”型更為普遍，且ESG評級分數與實質績效之間的脫節程度更大。

若上述假設得到驗證，將具有重要政策含義：社會主義公有制在抑制資本邏輯外部化沖動方面具有制度優勢。這一發現將為中國道路提供經驗證據，也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治理提供“中國方案”的實證支撐。同時，也提示政策制定者：應加強對民營企業“價值自覺”能力的培育，通過供應鏈鏈主帶動、行業協會引導、綠色金融激勵等政策工具，推動更多企業從“評級驅動”轉向“價值自覺”。

四、方向三：“信任穿透力”與“企業異化指數”——負相關假設的實證檢驗

4.1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信任穿透力”是本文提出的核心構念，指企業責任承諾在利益相關者（尤其是供應鏈末端最弱勢群體）中被感知、信任與兌現的程度。“企業異化指數”則借鑒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操作化為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的被剝奪感、無力感、疏離感與自我否定感。王連升思想隱含的假設是：信任穿透力越高的企業，勞動者的異化程度越低（負相關）。本方向旨在實證檢驗這一假設。

核心假設：在控制行業、企業規模、所有制等因素后，企業信任穿透力得分與勞動者異化指數得分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r<-0.4，p<0.01）。

4.2測量工具開發

（一）信任穿透力得分（TrustPenetrationScore,TPS）

基于論文第八章提出的三維度模型，開發量表：

深度穿透（維度），“您是否知道本公司制定了供應商行為準則？這家準則在您的工作中是否真的有影響？”（測項示例），5點Likert，從“完全不知道/完全沒有”到“非常清楚/影響很大”

幅度穿透（維度），“如果您遇到不公平待遇，您認為以下哪個渠道最可能幫到您？（可多選：工廠管理層/品牌方熱線/工會/政府/無）”（測項示例），有效性指數=實際有效渠道數/應有渠道數（評分方式）。

時間穿透（維度），“過去一年中，您公司的工作條件和待遇相比前一年是：變好了/沒變化/變差了？”（測項示例），5點Likert，從“顯著變差”到“顯著變好”（評分方式）。

TPS總分=(深度穿透得分×0.4)+(幅度穿透得分×0.3)+(時間穿透得分×0.3)，標準化至0?100分。

數據收集方法：對每家樣本企業，抽取不少于100名供應鏈末端一線工人進行面對面匿名問卷調查（需工會或NGO陪同，確保工人無顧慮）。同時，對中層管理者、人力資源部門進行訪談以交叉驗證。

（二）企業異化指數（EnterpriseAlienationIndex,EAI）

基于馬克思異化勞動四重規定，設計勞動者自評量表：

與勞動產品的異化（異化維度），“我覺得我生產的成果與我沒有什么關系，公司拿走了一切。”（測項示例），《1844年手稿》第一規定（理論來源）。

與勞動活動的異化（異化維度），“工作時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機器，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服從。”（測項示例），第二規定（理論來源）。

與類本質的異化（異化維度），“工作僅僅是為了賺錢，我的興趣、創造力在工作中沒有意義。”（測項示例），第三規定（理論來源）。

人與人的異化“在這里，勞動者和管理者是兩個世界的人，他們不把我們當人看。”（測項示例），第四規定（理論來源）。

每維度3?5個測項，5點Likert量表（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EAI總分=四維度均值的加權平均（等權重），標準化至0?100分，分數越高表示異化程度越嚴重。

數據收集：與TPS調查同步進行（同一批工人，問卷可分兩部分或整合設計）。

4.3研究設計與分析方法

（一）樣本選擇：選取制造業、采礦業、物流業等異化現象較為突出的行業，涵蓋國有、民營、外資企業各約50家（總樣本150?200家）。每家企業的工人樣本量不少于100人，總有效問卷不少于15,000份。

（二）數據收集步驟：

1.聯系行業工會或第三方研究機構，獲得企業準入與工人接觸許可。

2.培訓調研員（需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與倫理敏感性）。

3.在非工作時間、非工作場所進行匿名問卷調查，承諾嚴格保密與不追蹤。

4.同步收集企業公開數據（財務報告、ESG報告、評級結果）作為驗證變量。

（三）分析方法：

1.信效度檢驗：對TPS與EAI量表進行Cronbach‘sα（應>0.8）、驗證性因子分析（CFI>0.9，RMSEA<0.08）。

2.相關分析：計算企業層面TPS與EAI的皮爾遜相關系數。

3.回歸分析：以EAI為因變量，TPS為核心自變量，控制企業規模、所有制、行業、地區后進行OLS回歸。同時加入TPS平方項檢驗非線性關系（預期為線性負相關）。

4.分組分析：按所有制（國企/民企/外企）、行業（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地區（東部/中西部）分組，檢驗負相關關系的穩健性與異質性。

5.工具變量法：為處理可能的反向因果（異化程度低的企業可能更容易建立信任穿透力），尋找工具變量（如：企業在供應鏈中的位置——越靠近終端消費者，可能有更強的動機提升信任穿透力，但與工人異化程度無直接關系）。

4.4預期貢獻

若負相關假設得到驗證，將產生以下重要貢獻：

首次從經驗層面證明了“信任穿透力”作為責任評價指標的有效性——它確實與勞動者實際感受（異化程度）顯著相關，而ESG評級與異化程度的相關性預計較弱或不存在（需同時收集ESG評級數據進行對比檢驗）。

為“價值自覺”范式提供實證支持：信任穿透力不僅是理論構念，更能夠預測勞動者的真實福祉。

為投資者和監管機構提供超越ESG評級的新工具：信托穿透力得分應作為企業責任評估的補充指標，尤其適用于勞動密集型行業。

五、三個方向的整合與協同

上述三個實證研究方向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撐、層層遞進的：

方向一揭示了“外部化”是資本邏輯的普遍機制，為社會成本核算提供了量化工具。

方向二檢驗了制度環境（尤其是所有制）能否以及如何抑制外部化沖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提供經驗證據。

方向三從勞動者主觀體驗（異化）的視角，驗證了“信任穿透力”作為責任治理新范式的有效性。

三個方向共同回答王連升思想體系的核心關切：企業能否通過“價值自覺”超越資本邏輯的外部化沖動？如果可以，在什么制度條件下可以實現？我們如何衡量和驗證這種超越？這一實證研究路線圖將為中國乃至全球的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提供堅實的經驗基礎，推動該領域從“指標游戲”走向“責任真相”。

王連升，研究員，提出"責任閉環"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價值論。同時，基于中國企業實踐和全球商業環境變遷的優先級，提出的“三層利益相關方”理論，重構了企業利益相關方。現任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要點》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同時，兼任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山東省人工智能學會青年科學家委員會委員，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委員。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協會專家，北京市發改委ESG生態研究特邀專家，瑞典國家外交部CSR特邀訪問學者，北大創新評論特邀專家，證券日報特約專家，北京ESG研究院顧問，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顧問等。連續20年堅持知識公益，已有超過710萬人次享受了知識公益的專業幫扶。發表各種研究論文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