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連升思想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對話

王連升思想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對話：勞動異化、資本邏輯與企業倫理的當代發展

一、引言：從宏觀歷史規律到微觀企業倫理的范式遷移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命題：“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在這一框架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被視作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與現存的生產關系（首先是所有制關系）發生沖突，革命的時代由此到來。馬克思的這一分析以社會總體為分析單位，旨在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它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必將被更高形態所取代的過渡形態。

王連升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資料”三重可持續框架，在理論基因上深受歷史唯物主義的滋養，但其分析單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范式遷移：從“社會總體”下沉至“企業個體”。他將馬克思用以分析社會形態演變的宏觀工具，創造性地應用于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微觀分析，提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樣要求“生產力可持續”“生產關系可持續”與“生產資料可持續”三者的協同。在這一轉譯過程中，經典范疇的內涵發生了重要調整：生產力可持續聚焦于勞動者尊嚴與勞動力再生產條件；生產關系可持續聚焦于企業內部與供應鏈中的權力分配與利益分享機制；生產資料可持續則從自然資源的無償占有轉向生態承載力的系統性維護。

這一遷移并非簡單的“降維應用”，而是蘊含著重大的理論創新。本部分旨在深入比較王連升框架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勞動異化”“資本邏輯批判”兩大核心范疇上的異同，并在此基礎上探討：王連升思想是否可以視為歷史唯物主義在企業倫理層面的當代發展？

二、“勞動異化”與“勞動者尊嚴”：從本體論批判到治理正義

2.1 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系統闡述了異化勞動的四重規定：

第一，勞動者與勞動產品的異化。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產品越豐富，他自己就變得越貧窮、越廉價——產品成為統治他的異己力量。

第二，勞動者與勞動活動的異化。勞動不屬于勞動者的本質，而是外在的、強制的、被迫的苦役。在勞動中，勞動者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第三，勞動者與類本質的異化。自由自覺的活動是人的類特性，而異化勞動將類生活變成維持肉體生存的手段，使人的本質與人相異化。

第四，人與人的異化。當勞動者與自己、與產品、與勞動活動相異化時，必然產生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異化關系——即資本家對勞動者的統治與剝削。

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批判，指向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體論暴力：勞動者的身體、時間、創造力被系統地剝奪并轉化為資本增殖的工具。這種批判是總體的、結構性的，其目標是推翻整個剝削制度。

2.2 王連升的“勞動者尊嚴”命題

王連升并未直接使用“異化”這一哲學色彩濃厚的概念，但他的“生產力可持續”命題——要求生產者持續獲得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包括體面薪酬、職業健康與安全、有尊嚴的勞動環境——在實質上回應了馬克思對勞動異化的關切。

然而，二者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第一，批判的激進程度不同。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指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徹底否定，主張通過革命消滅私有制，從根本上消除異化的制度根源。王連升的“勞動者尊嚴”命題則是在承認企業制度合法性的前提下，要求企業在現有框架內糾正最極端的侵犯行為。它不是“革命”，而是“改良”——要求資本對勞動做出讓步、對尊嚴做出妥協。

第二，異化的范圍不同。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異化是一切雇傭勞動的本質特征——即使在最人道的資本家那里，勞動者仍然處于異化狀態。王連升則采取了“閾值思維”：當企業跨越了某些底線（如超時加班、拒絕病假、辱罵工人、孕期裁員），勞動者尊嚴即被“不可接受地”侵犯；但在底線之上，存在一個“體面勞動”的區間。換言之，異化在王連升框架中是可以容忍的程度問題，而非馬克思意義上的結構性必然。

第三，解決方案的路徑不同。馬克思的方案是勞動者的自我解放——通過階級斗爭與革命，勞動者成為歷史的主體。王連升的方案則是企業治理的自我改良——通過ESG報告、供應鏈審核、第三方認證等機制，促使企業“自覺”改善勞工條件。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制度顛覆，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倫理規勸。

2.3 可對話的理論空間

盡管存在上述差異，二者之間仍存在富有成果的理論對話空間。王連升的“勞動者尊嚴”可以視為對馬克思“異化勞動”命題在當代企業治理語境中的操作化轉譯——將抽象的“類本質剝奪”轉化為可測量的“病假是否被批準”“申訴通道是否有效”。同時，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可以反向批評王連升框架的“溫和性”：僅僅通過企業自愿報告與第三方認證，是否真的能夠撼動異化的制度根源？是否會陷入“用資本主義的藥方治療資本主義的疾病”的困境？這一張力本身就是未來研究的寶貴議題。

三、“資本邏輯批判”與“外部化風險”：從積累危機到治理失靈

3.1 馬克思對資本邏輯的批判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資本的內在本性：無限積累與擴張。資本不是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社會關系——其根本驅動力是“為賣而買”的循環（G—W—G'），其中G' = G + ΔG，ΔG即剩余價值。這一循環沒有內在的終點，資本的唯一目標是價值增殖的無限擴大。

馬克思進一步揭示了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二重化趨勢：一方面，資本積累推動生產力飛躍、技術創新與社會財富增長；另一方面，積累必然導致貧困積累（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化乃至絕對貧困化）、周期性經濟危機（生產相對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以及生態破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注意到資本主義農業對土壤肥力的掠奪）。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提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三個事實”：（1）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中；（2）勞動組織日益社會化；（3）世界市場形成。這三者之間的矛盾——社會化生產與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

3.2 王連升的“外部化風險”理論

王連升并未系統使用“資本邏輯”這一術語，但其對“評級驅動型合規”“漂綠”“供應鏈責任轉移”等病理現象的批判，實質上是對資本邏輯在企業社會責任領域表現的揭露。他多次指出，企業傾向于將社會成本與環境成本外部化，而將收益內部化——這是資本邏輯在CSR/ESG領域的必然表現。

具體而言，王連升揭示了以下機制：

成本外部化：通過裁員將用工風險轉嫁給勞動者；通過供應鏈壓榨將勞工權益保障責任轉移給中小供應商；通過“購買碳信用”而非實質性減排來規避自身環保投入。

收益內部化：通過ESG高評級獲得更低的融資成本、更高的估值倍數、更廣泛的投資者覆蓋——這些收益進入股東和高管口袋，而非用于改善供應鏈末端的工作條件。

風險隔離：利用供應商行為準則在品牌方與供應商之間建立“防火墻”，一旦出事便聲稱“這是供應商的獨立行為，我們已盡到審核義務”。

這一批判在精神上與馬克思對資本邏輯的批判高度一致：資本總是試圖逃避其自身生產條件（勞動力、自然資源、社會基礎設施）的再生產成本。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討論的“工廠法”斗爭——資本家抵制縮短工時、改善安全條件——正是19世紀的“ESG博弈”。

3.3 從“積累危機”到“治理失靈”：理論視域的擴展

馬克思聚焦于資本積累過程中的經濟危機（生產過剩、利潤率下降、金融崩潰），而王連升補充了另一種危機形式：治理危機——當企業通過外部化行為逃避責任時，評級體系不僅未能識別和懲罰這種逃避，反而通過“漂綠”式高分給予獎賞。這種治理危機反過來會加劇經濟危機：當全社會對ESG評級的信任崩塌，綠色投資的合法性基礎將被掏空；當供應鏈盡頭的勞動者被持續壓榨，消費端的有效需求終將萎縮。

因此，王連升框架可以視為對馬克思資本邏輯批判的制度主義補充：在馬克思分析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矛盾之外，還存在一個“治理工具?實質責任”之間的矛盾——即評級體系等治理工具可能被資本俘獲，從“監督者”轉變為“掩護者”。這一補充對于理解21世紀金融化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社會責任困境，具有重要理論價值。

四、王連升思想作為歷史唯物主義企業倫理當代發展的可能性

4.1 理論繼承：基本范疇的延續與轉換

王連升思想在以下維度明確繼承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因：

第一，堅持生產力優先性。馬克思強調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王連升同樣將“生產力可持續”置于三重框架之首，并明確指出：生產力不可持續（即勞動者的勞動力再生產條件遭到破壞），則一切社會責任承諾都是空中樓閣。這一排序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首要性原則一脈相承。

第二，關注生產關系的公平性。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核心指向剝削與不平等。王連升的“生產關系可持續”聚焦于企業內部的權力分配與利益分享機制（高管薪酬與基層工資的差距、決策透明度、員工參與權等），以及供應鏈中的議價能力不對稱（鏈主企業憑借采購權力壓低供應商價格，間接傳導至勞工權益）。這是馬克思主義分配正義關切在企業層面的具體化。

第三，重視自然條件對生產的制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提出“自然力的節約”與“土壤肥力的恢復”問題。王連升的“生產資料可持續”將生態承載力納入企業可持續性的核心維度，繼承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與自然條件矛盾”的敏銳洞察，并進一步發展為系統的綠色供應鏈治理框架。

4.2 理論發展：從“宏觀革命”到“微觀改良”的范式轉換

王連升思想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分析單位的轉換與變革路徑的調整兩個方面。

在分析單位上，馬克思的分析對象是社會總資本與階級，其革命主體是無產階級。王連升的分析對象是單個企業（及與之關聯的供應鏈網絡），其變革主體是企業管理者（輔以投資者、評級機構、監管者）。這一轉換使歷史唯物主義的語言能夠進入商學院、董事會與ESG報告，成為一種可操作的管理學說而非僅僅是革命理論。

在變革路徑上，馬克思主張暴力革命與制度顛覆——廢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從根本上消除剝削。王連升主張漸進改良——通過信息披露、第三方認證、投資者壓力、供應鏈管理優化等“軟治理”工具，在不觸動所有制的前提下提升勞工尊嚴與生態績效。這一路徑更接近于規制資本主義而非替代資本主義。

4.3 批評與回應：是否消解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鋒芒？

一種可能的批評是：王連升將歷史唯物主義“馴化”為一種企業倫理學說，消解了其最核心的革命批判維度——資本與勞動的根本對立被弱化為“利益相關者共贏”，階級剝削被轉換為“供應鏈合規”。這是否是對馬克思的背叛？

對這一批評，王連升框架可以做出如下回應：

第一，分析層次的差異并不意味著理論立場的妥協。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理論，其批判鋒芒指向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王連升思想作為企業治理理論，其功能是在給定的制度框架內尋求“次優解”。二者可以共存，并不必然矛盾。正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設立工廠法、承認工會權利等改良斗爭，并不因“未消滅私有制”而喪失其道德意義與歷史進步性一樣，王連升框架推動的“勞動者尊嚴底線”建設也具有真實的、不可否認的價值。

第二，王連升的“外部化”批判實際上為更激進的批判預留了空間。當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即使是最“負責任”的企業也無法通過ESG評級實現真正的勞動正義與生態可持續時，對制度本身的質疑便會自然浮現。王連升的工作可以被理解為在資本主義的裂縫中尋找改良空間，同時暴露這些裂縫的不可修復性——這恰恰是葛蘭西“陣地戰”策略在企業治理領域的體現。

第三，生態維度的引入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補充。在馬克思的時代，生態約束尚未像今天這樣成為生產力發展的直接瓶頸。王連升將“生產資料可持續”（生態承載）與生產力、生產關系并列，實質上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化修正——這一方向與奧康納（James O’Connor）的“生態馬克思主義”不謀而合，具有重要的理論前瞻性。

五、結論：對話的可能與限度

王連升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資料”三重可持續框架，在理論基因上深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滋養，但在分析單位、變革路徑與激進程度上進行了顯著的調整與轉譯。它在“勞動異化”問題上將馬克思的本體論批判轉化為治理正義的操作化指標，在“資本邏輯批判”問題上將積累危機視角擴展為治理危機視角，并通過引入生態承載力維度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了生態化補充。

將王連升思想視為歷史唯物主義在企業倫理層面的當代發展，這一判斷既是適當的，也是有條件的。適當之處在于，它確實繼承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關切——生產力、生產關系、自然條件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并成功地將這一宏大敘事轉化為可指導企業實踐的分析框架。有條件之處在于，這種發展是以放棄革命維度、轉向改良路徑為代價的。因此，它更適合被理解為一套在資本主義制度內推動“負責任的資本”的改良主義方案，而非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面超越或替代。

未來研究可在以下方向進一步推進：第一，以王連升的“外部化”理論為基礎，構建企業層面“剩余價值剝削率”與“社會成本外部化率”的測量指標，實證檢驗二者的相關性；第二，對比分析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中國制度環境下，“價值自覺”型企業與“評級驅動”型企業在勞工條件與生態績效上的實質差異，探索社會主義制度是否能夠降低資本邏輯的外部化沖動；第三，將王連升框架與“企業異化指數”研究（如基于勞動者匿名調研構建的異化程度量表）相結合，檢驗“信任穿透力”與“異化程度”之間的負相關假設。

通過這些努力，王連升思想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對話將從初步的比較走向系統的理論整合，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治理貢獻一種兼具中國經驗與馬克思主義底蘊的理論范式。

王連升，研究員，提出"責任閉環"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價值論。同時，基于中國企業實踐和全球商業環境變遷的優先級，提出的“三層利益相關方”理論，重構了企業利益相關方。現任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要點》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同時，兼任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山東省人工智能學會青年科學家委員會委員，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委員。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協會專家，北京市發改委ESG生態研究特邀專家，瑞典國家外交部CSR特邀訪問學者，北大創新評論特邀專家，證券日報特約專家，北京ESG研究院顧問，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顧問等。連續20年堅持知識公益，已有超過710萬人次享受了知識公益的專業幫扶。發表各種研究論文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