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國翔：人文學思是一種生活方式——答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大一同學問

2026年4月28日，應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大一新生廖若伊等同學的邀請，哲學學院彭國翔教授在線上與同學們進行了一場答問。問題由廖若伊等同學現場提出，彭國翔教授現場作答。談論的內容涉及很多方面，包括閱讀與理解、工作與興趣，學術與生活、文科大學生能力的培養、研究課題的選擇、學術考核與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學術與社會以及人文學科與AI等，可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以下是答問的完整記錄。

彭國翔 | 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 作者授權發布

廖若伊：彭老師好，大家好，我們都是哲學專業的大一同學，對學術工作非常感興趣，但是沒有什么頭緒。彭老師是一位備受學界推崇的、學術經驗非常豐富的中國哲學的學者，從您的視角來看，學術工作是怎樣的？您在學術之路上有哪些感悟？您對我們大一學生有何建議？正式的訪談結束之后，大家如果還有問題可以向彭老師提問。

彭國翔：好，沒問題，咱們就當聊天吧！

廖若伊：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想問彭老師，您當初為什么會選擇哲學作為您的專業？您在讀大學的時候應該是處于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哲學應該也是一個比較冷門的選擇吧，您當時是怎么考慮的？

彭國翔：我大學并不是念哲學專業的。我的專業是政治學，當然也是我自己的選擇。不過，因為從高中開始就對文史哲有興趣，所以到大學以后，我的閱讀就慢慢集中到了哲學、歷史、宗教這些“人文學科”的方面。

就像你提到的，當時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時期。80年代末國內叫“文化熱”。一方面，傳統文化逐漸受到肯定，逐漸復興。盡管還是一個過程，但苗頭已經開始出來了。另一方面，國門打開了。打開之后，就重新接觸到了很多西方的思想。之所以是“重新”，因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其實已經是非常開放的了。

20 世紀初，西方各種思潮紛沓而至，那時中國跟世界已經是完全接軌的，但后來中斷了。改革開放之后，才又重新開啟。所以，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傳統和西方文化這兩個東西，大家就都覺得比較新鮮：一方面，重新認識自己的傳統；另一方面，重新擁抱這個世界。我大學時就在“文化熱”這個時代背景之下，當時就讀了一些書，慢慢就凝聚到哲學跟歷史兩個方面了。

所以說，我大學的專業是政治學，但嚴格講是不務正業，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思想跟歷史等方面。因此，我大學的專業不是哲學，我也沒在哲學系念過，但是曾經聽了哲學系的兩門課。可惜都沒有聽完。為什么沒聽完呢？因為我自己已經看了一些書，不只是我們大陸出版的，還有一些海外的，包括港臺、西方的一些書。看了之后覺得哲學系的課好像不太過癮，就沒有聽完，主要是自己看書（笑聲）。

廖若伊：那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啟蒙的哲學書有哪些您印象特別深刻？

彭國翔：那很多啊。因為“文化熱”，一開始是從文化這個角度開始閱讀的。我當時基本上每天泡在圖書館里，里面各種期刊雜志，很多關于文化的討論。比如說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明等等。慢慢就集中到一些學者的著作上，大陸有李澤厚、陳來、楊國榮等先生，海外則有牟宗三、唐君毅、錢穆、余英時等先生。海外學者的書一開始還是不能看的。南京大學有一個專門的港臺閱覽室，他們的書放在那里。這個閱覽室大一的學生是不能進去看書的，要到大四寫論文的時候，有老師介紹才能去看。

晚年牟宗三先生

當時我去找老師幫忙，說寫文章需要，所以我大一就看了。像錢先生、牟先生、唐先生等，一開始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我是在閱讀各種期刊雜志的文章時，看到有文章引用他們的文字。讀到他們的文字，我就覺得他們的一些看法很親切。這樣一來，我就想應該去看他們的原著，于是就去檢索。當時檢索文獻遠遠沒有像你們今天這樣方便，沒有電腦，都是在圖書館放目錄的抽屜里，通過一張張卡片去檢索他們的著作目錄。當然，國內期刊那些引到這些海外學者著作的文章，算是線索，把我引到閱讀他們的原著上去。如何了解那些海外學者的著作呢？當然一開始也沒有頭緒，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一本一本看。一個抽屜里面有很多卡片，每張卡片記錄一本書的信息。借來一本一本看，都看完了，就大概有個眉目了。大陸有些什么學者，臺灣有哪些學者，香港有哪些學者，他們都有什么作品，慢慢就清楚了。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急不來的。

廖若伊：好，那您在北大完成學業之后，曾在清華，北大，中國社會科學院任職，后來到浙江大學。在這幾次工作單位的選擇當中，推動您做出這些決定的核心因素，有哪一些呢？是學術環境，還是有網絡、地域、家庭還是有其他更重要的考量？

彭國翔：我的第一個工作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再是清華，然后是北大。北大之后是浙江大學。

你的問題好像我自己對工作單位有一個設計，然后選擇，其實完全不是這樣，不是我事先有計劃地要去選擇。我給你舉個例子，我博士還沒畢業時候，社科院哲學所中國哲學教研室的負責人就找我，希望我去那里工作。那時候我還沒有畢業，正在全心全意寫博士論文，也沒想那么多，就接受了。等于說是工作在選我。其實，我每次工作的更換，基本上都不是預先設計好的。

比如，我從社科院到清華，也是如此。2003-2004學年我在夏威夷大學客座，有一天上午，我突然收到北大哲學系趙敦華老師的郵件，他當時是系主任，表示希望我回去。我2004年獲得了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目前好像還是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專業唯一的一個。這也許是一個原因吧。但到了下午，又收到清華哲學系負責人的郵件。清華我之前沒有去過，而北大我已經待了六年時間，碩士三年，博士三年。清華哲學系負責人說得很好，我覺得清華也許環境還不錯，所以沒有多想，甚至連薪水多少都沒問，就選擇了清華。

離開清華到北大，也完全不是我的計劃。當時在清華碰到一些不順心的事情，加上當時杜維明先生到北京大學創辦高等人文研究院，他去找我，希望我能過去幫忙。我是這樣去的北大。

我來浙大有一點偶然性。浙大當時正在全國延攬文科方面的人才，好像還在《讀書》上打了廣告。那時主管文科的副校長是羅衛東。他教經濟學，但博士學位是在浙大哲學系拿的，比較懂文科。當時有一批文科的學者去了浙大，像我們系的徐向東老師，西方哲學的，也是從北京大學過去的。我之前來過杭州幾次，印象都很好，很喜歡這個城市。當時北京的自然環境不好，沙塵暴、霧霾啊。不知道你們去過沒有。現在當然改善多了，但飲食等方面還是不如江南。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時浙大正好在發展文科，所以我就來了。那時紫金港只有大一、大二的學生。雖然紫金港只用了一半，西校區還沒有開發，但一半也夠大了。3000畝的一個校園，只有大一、大二的學生，非常開闊。我第一次去看的時候，正好是上課時間，啟真湖邊幾乎都沒有人，感覺像一個大公園，自然環境很好。我曾經將啟真湖和北大的未名湖、清華的荷塘做過比較。未名湖環湖其實都是人工砌的石頭，荷塘則水域太小，啟真湖則非常天然，岸邊草地自然延伸到湖水之中，毫無雕琢。最為關鍵的是，未名湖與荷塘似乎早已成了死水，啟真湖則與整個杭州的水系是聯通的。

紫金港校園雖然沒有什么人文景觀，這一點當然和北大、清華不能比。北大、清華有些樓啊，有些什么東西啊；這些樓以往是什么？做什么用的？有些什么人在里面待過？都是有典故的，歷史感比較強，人文氣息比較濃厚。紫金港自然環境雖好，人文環境差一些。但我想，人文環境是可以創造的，歷史是人創造的，對吧？所以覺得無妨，自然環境好就好。

所以你看，我工作單位的改變，都不是刻意設計的結果。不過，既然你們問我這個問題，我就告訴你們我的想法：不是說人不可以有一些規劃，這是很自然的。但問題是，包括工作在內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由你決定的。不是說我想怎么樣，就會怎么樣的。既然如此，對于你自己不能完全決定的事情，反而不用操那么多心。可以操之在我的事，就多上心；不能操之在我的事，就隨遇而安。操心也沒用，是不是？這當然也是中國哲學一個基本原則。中國史學界的前輩嚴耕望先生有兩句話，我非常認同，奉為座右，今天也送給你們：“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

廖若伊：好的。據我的了解，80年代末的文化熱，它其實并不僅僅是中國傳統文化非常熱，西方文化傳進來之后也是掀起了很多熱潮，那為什么您會選擇中國哲學作為研究方向？

彭國翔：我剛才講了，當時是兩股思潮：中國傳統的重新再認識，西方文化的再引入。因為之前經歷過一個反傳統的傳統，從新中國成立到 70 年代，基本上是反傳統的。西方也沒有進來，因為沒有改革開放。西方的東西建國以后就基本上中斷了。比如說，像我父親他們那一代，一開始都是學俄語的。所以，改革開放之后，首先是重新認識傳統，第二個是重新接受西方。

你問的這個問題很好。當時我們大部分同學，幾乎95%以上，都喜歡讀西方的書。西學剛剛重新進來，當然大家都愿意了解。經歷了這么長的反傳統的時間，要對傳統有興趣，還是需要一個過程。但我有點特殊性，跟我的家庭有關系。我的祖母是一個經過傳統教育、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性。她生長在河北，離北京比較近，小時候受了兩種教育。傳統文化對她影響非常深，對我們整個家庭影響非常深。她七十多歲還可以背《大學》，同時也信佛。我中學時還幫她去書店買過佛教的經典。我小時候也看了一些中國古典小說，小學的時候就看。自然而然傳統文化方面的影響就比較大。我也喜歡這些東西。但在上個世紀80年代，這是比較另類、比較少的。這就是興趣。

將來你們選擇什么樣的職業，興趣非常重要。沒有興趣的話，就好比車的動力系統不足，車子是開不遠的。找工作如果只是隨著外在的標準，那外在標準是經常變的。比如說，我們大學畢業時沒人愿意去當公務員的，幾乎沒有的。那時候大家都想下海，到企業里去。考研究生的也很少，基本上大學畢業就走上社會了。但是，情況一直在變，一會兒一個風向，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你要是只追隨外面的標準，以社會上怎么看、世俗怎么看為擇業的標準，而不考慮自己的興趣，那你永遠追不上社會的風向，因為也許三五年就變了。

所以說，你要培養自己的興趣，看看自己到底喜歡什么。能把自己的興趣跟將來的生活和事業結合起來，你的動力系統就比較充足。否則的話，你并不喜歡這個工作，只是因為社會上大家覺得這個工作比較好、工資比較高，你就去從事這個工作。時間久了，你就會覺得沒意思，因為它不是你的興趣所在。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廖若伊：對，我相信我們選擇哲學專業的同學，應該都是以興趣為導向的。

彭國翔：嗯，你的情況我知道，你上次跟我講過，你本來是學醫的，是不是？

廖若伊：對的，但是，實際上是我一直都想讀哲學的。

彭國翔：看來你是真有興趣的，今天來聽的同學確實也是真有興趣的。不過，大一同學還有很多可能，也不是真的有興趣，本來想選擇別的專業，卻被調劑來的。也有這種可能，是吧？所以我常跟同學說，特別是對準備讀研究生的同學說：你先想清楚了，沒有真正興趣的話，千萬不要讀研究生，尤其是讀博士生，上了賊船下不來了。像你本來學醫的，改學哲學，那我送你四個字：“棄明投暗”。（哈哈，大家笑聲）。

廖若伊：（笑聲）好的。中國哲學其實也是個很大的領域，您一開始對中國哲學感興趣的時候，是對中國哲學某一個方向感興趣？還是對很多東西都很感興趣？您在研究某一個非常細小的主題時，或者說您開題的時候，一般考慮哪些因素？

彭國翔：一開始的話，從一個自然的情況來看，肯定是老話所謂的“泛觀博覽”。你不會一下子進入到某一個具體的問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講，一開始你也不會知道哪一個問題是有學術價值的。

什么叫有學術價值呢？這個問題大家都研究過了，當然就沒有學術價值了。就像耕地一樣，大家都已經開墾過了，還能有什么價值呢？或者像采礦，我經常打的比喻就是開采礦，這個礦山都被別人采了多少遍了，沒有什么可采了，你再去開采，還有什么意義呢？只有去一片荒蕪之地，那里可能藏了很多寶貝，你是開荒的，那就有意義、有價值了。一句話，別人沒有怎么研究過的，才往往是有價值的課題。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和原則。

當然，一開始你不會知道哪些已經被研究得很充分，哪些還沒怎么被研究過。我跟你們也一樣，大學時只是有興趣，泛觀博覽。但是，多看之后，慢慢你就會了解哪些是一流的學者，哪些是稍微差一些的；哪些學者的長處是什么，差一點的是什么？慢慢你就會知道，哪些問題大家討論得已經比較充分，哪些問題可能大家還在討論，哪些可能大家根本沒留意。用中國哲學的詞語來說，就由“博”反“約”了。“約”就是最精簡的地方；“博”就是廣博的地方。此外，我也經常用金字塔比喻，塔底是很寬闊的，越往上越窄。窄不是說沒有底下的東西了，你得經過底下的廣博之后，才能到那個塔尖的地方。所以說，寫博士論文都要選具體的題目，不會選那種很大的題目。你寫一個大題目，“論中國文化的精神”，肯定開題通不過的（大家的笑聲）。

但是要知道，選一個具體的題目，肯定要有價值才選。只有經過廣泛的閱覽之后，慢慢才能凝聚到那些具體問題上。這個過程是自然的，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像你們大一的時候，主要還是一個泛觀博覽的階段。

廖若伊：所以，如果我們要去尋找我們自己的研究興趣，除了您給出的意見泛觀博覽，還有沒有其它的建議呢？

彭國翔：有，當然有。我跟學生們經常講，對于年輕人，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第一，不要只看你們現在喜歡的東西。如果只看現在喜歡的，那你知識和思維很可能一直局限于某個單一的類型。我跟學生說，像你們這個階段，反而恰恰要刻意去看一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哲學里面有很多類別，如果你現在喜歡理性主義的，只看理性主義的書，那你就只有理性主義那一面，情感方面可能就不足了。反之，年輕人喜歡浪漫的、情感豐富的東西，對于那些枯燥的、理性的、嚴肅的，可能沒興趣。這也不行。這時就應該多看看理性主義的東西、嚴肅的東西。這樣的話你接受的面就廣。就像吃食物一樣，你現在光喜歡吃一種，只認這個，別的都不吃，那你一定營養不良啊（同學笑聲）。對吧？這是第一個具體的建議。

第二個，年輕的時候想象力比較豐富，理解力往往不足。這時候看書重點要放在培養理解力上。我們現在受了西方的影響，動不動要培養什么批判性思維；讀書動不動就想挑點毛病，提點不同意見商榷，好像這才顯得閱讀有得。這是不通的、騙人的，不要被這個所惑。我經常打一個比喻：下棋。我現在如果只是一個剛入門的、還沒有段數的業余棋手，去看一個八段棋手寫的棋譜，我能看出人家的毛病嗎？根本看不出來的。這種情況下你說人家這個問題、那個問題，多半根本不是人家的問題，而是自己沒看懂。你們可以看看唐君毅先生寫的《青年與學問》，里面講了讀書的方法。古今中外真正的思想、深刻的、有學問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看法：一開始讀書的時候，要虛心。朱子在講讀書方法時，也特意說到虛心。虛心不是表面的客氣，而是說你真的能把書里面的東西吸收進去；不要書還沒看懂，就想挑這個毛病、那個毛病。讀書是為了自己有收獲、有增益，不是為了給人挑毛病的。關鍵在于：真正高手的著作，比如八段棋手寫的棋譜，一個還未入門的棋手是挑不出毛病來的。而且，就算里面有問題，你也得進去才能發現啊。中國古代有個故事，說的是不能“對塔說相輪”。什么意思呢？當我們討論一座塔時，不能只站在外面看。你站在塔外邊，左看右看，說這不好、那不好。那我要說，我先不跟你討論，我要直接進塔里去看看。塔的樓梯左拐，我也跟著左拐；塔的樓梯右拐，我也跟著右拐。塔的內部結構都了解了以后，這個塔是怎么回事，我才能明白，然后我再和你討論。如果永遠都不到塔里去，只在外面評頭品足、說三道四，那么，無論對塔的欣賞，還是對塔的批評，往往都是不得要領的。當討論一本書時，無論批評還是稱贊，都要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理解。如果不能真正理解這本書的意思，批評是不相干的，贊美也是不相干的。對不對？所以年輕的時候，一定不要放縱自己的想象力，一定要先好好培養自己的理解力。一本書是錯的，它為什么錯？一本書是好的，它好在什么地方？都要先跟著書的思路走一遭，懂了人家什么意思，然后才能判斷。所以說，讀書一定要先跟著作者的思路走，先弄懂人家什么意思。不能動輒就說人家“應該如何如何”。

《朱子語類》

真正了解之后，而且要達到作者差不多的水平，才能看出其中的問題。要先“入乎其內”，然后再“出乎其外”。從來都沒有讀進去，只在外邊橫挑鼻子、豎挑眼，最后很可能所有的批評都是不相干的。很喜歡這個書，那這本書好在哪兒呢？可能也是不相干的，因為沒有真地讀懂。所以，第二個建議就是：讀書一定要理解文本的意義。讀了張三的書，就能把張三的意思講出來給別人聽；讀了李四的書，就能把李四的書講給別人聽。這就是讀懂了，把讀過的書吸收了。相反，如果讀任何書，讀到最后都是自己的意思。比如說，讀張三的書只是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張三的書上；讀李四的書只是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李四的書上，那讀來讀去，等于沒讀。真正讀進、讀懂別人的意思，別人的東西就會化為自己的，這樣“我”就會不斷成長，對不對？這樣的“我”才會越來越大，越來越深，越來越有內容。反過來，如果看什么東西都只是自己想法的投射，那現在二十多歲，水平就永遠停留在二十多歲，這樣的話，其實也不必看書了。既然看別人的書都是給自己現有的想法做注腳，那還看什么書呢？可惜學界有些朋友，年輕的時候就有這個毛病，到現在也改不了；他讀書只是量的增加，沒有真正自我的提升，因為他看書的習慣就是以他自己的想法去進退取舍這個書。（同學笑聲）對吧？他不是要看這個書本來講的是什么；不是好好去理解，沒有好好消化吸收。這是很大的一個毛病。用王陽明的話來說，“此個病痛不是小小”。所以年輕人讀書一定要養成一個習慣，不要一上來還沒有進入就批評，一定要好好去了解人家到底什么意思？不能動輒就說人家應該是那樣、應該是這樣，憑什么人家應該是這樣、應該是那樣呢？人家本來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嘛。（笑聲）人家是什么樣，與你喜歡不喜歡無關。對吧？那到底是什么樣呢，要好好去理解才行。

一句話，就是要加強我們理解力的訓練。理解力得到訓練之后，隨著理解力不斷提高，看一本書就能最大化地吸收它的營養。這樣的話，“我”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年輕時候讀書不要太“有我”，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每個人都愿意“成一家之言”，喜歡說“我以為”“我認為”“我覺得”。我上課的時候就經常跟同學說，特別是本科同學，我說你們不要講“我認為”“我覺得”，因為你還沒有“我”（笑聲），“我”是要靠后天不斷累積才能真正建立起來的。讀書、看別人的東西，就是從別人那吸收營養，如果一開始讀什么東西，就像剛剛說的一樣，總是都只讀出個自己，那又何必讀書呢？這就是不會讀書。年輕時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力戒這個毛病。

總之，兩點建議就是：第一，不要被現在的喜好所左右，要盡量拓寬自己的視野跟閱讀的范圍。第二，年輕時一定要加強理解的能力，而不要放縱自己的想象力。

廖若伊：好，那我再問一下，您覺得怎么去保證我理解的東西不是我的投射，而是作者本來的觀點？

彭國翔：很簡單，回到文本自身。當我解讀一個文本時，這個文本到底什么意思呢？讀一遍、兩遍、三遍，可能感受不一樣。就像剛剛講的那種不好的習慣，總覺得人家應該是一個意思，把文本本來的意思給放在一邊，不管了，曲解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有一個自覺，就是要把文本的意思呈現出來，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文本上去。有些朋友似乎區分不了“理解對方”和“表達自我”，往往習慣于“表達自我”，不懂得準確“理解對方”。寫的以“研究”為名的文章、著作煞有介事，其實都是“表達自我”。研究張三是表達自我；研究李四也是表達自我。這種文字作為“研究”是不可靠的。讀者的目標是要透過你的研究來了解張三，透過你的研究來了解李四，對不對？如果一個學者從來不善于了解對方，而是總喜歡表達自我，那還研究什么呢？直接說自己就好了嗎。透過這種研究是不能了解研究對象的。當然，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開始就是這種閱讀習慣，就很難真正消化吸收別人的東西，這樣的話，那個“我”，其實就很難不斷擴大和深化，很難真正有所建立。這是非常關鍵而需要我們有充分自覺的。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我想再強調一下。

有人會說，我們都認真讀了文本，但是理解不一樣，那么，哪一種才是文本自身的含義呢？不同的理解反映的還是同一個文本嗎？對此，我想說的是：有的時候，理解和解釋不是單一的，是有多樣性，這很正常。比如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峰”和“嶺”雖然不同，但只是同一座山在不同視角下的呈現，這就涉及理解和解釋的多樣性問題。但是，理解和解釋的多樣性，不等于理解和解釋的任意性。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上課常打一個比喻：就像看畫一樣，我們看畢加索的畫，每個人看到的會有差異，對畫的感受也會有所不同，這就是理解和詮釋的多樣性。但是，理解和詮釋的任意性是什么呢？比如看一幅貓的畫，你看這個貓可以有你的感受，我看這個貓可以有我的感受；我的貓，你的貓，各有不同。所謂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說的便是這種理解和詮釋的多樣性。但是，如果一個人也來看這幅貓的畫，說他看到的這個狗如何、如何？（笑聲）這就越界了！這時理解和詮釋就變成任意的了。當然，這就不是對文本的尊重，而是對文本的侵犯了。所以說，理解和詮釋可以多樣，但不能任意。文本自身會給理解和詮釋劃定一個起碼的邊界。

廖若伊：好，那我們就繼續往下問，您的日常工作一般包含哪些板塊，作為一個學者來說，他們大致的精力占比一般是怎樣的呢？

彭國翔：板塊占比好像不是人文學科的思維方式，沒有這么量化的（笑聲）。我沒有刻意把一天分成若干板塊，分成什么ABC，也沒有刻意要哪個一定占多少比例。那實際上也做不到。有沒有人能做到這么量化，我不知道，我是無法做到的。

廖若伊：那您的日常工作肯定是有一些分野的，大致來分的話，您覺得有哪些不一樣的工作。

彭國翔：日常工作指什么呢？除了吃飯睡覺，都是日常工作呀。該上課我上課，該讀書我讀書，該寫作我寫作，這不都是日常的嗎？

廖若伊：嗯，好的，那您也在非常多的國際學術組織擔任職務，比如說國際中西比較哲學學會會長，還有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等等。

彭國翔：會長已經不當了，任期已經結束了。

廖若伊：哦，那您是否還擔任一些國際期刊的編委？

彭國翔：這個一直有。這個工作主要是幫刊物審稿子，或者他們什么發展規劃，幫他們提提意見。這一類性質的工作，是一個學者生活的基本內容之一吧。所以說，你看，生活跟工作能分開嗎？讀書、思考、寫作，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廖若伊：我們現在處于大一的階段，剛從高中天天學習這樣的環境出來，并不知道學術工作一般是做什么的，您能不能大概描述一下？

彭國翔：我們傳統的教育方式，習慣是老師講什么學生就記什么。學生記得好，考的成績也會好。我們中學時代大部分都是這么過來的。但這種方式非常不適合大學的生活。到大學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改變這種學習的方式。我經常跟學生說，如果你只是老師講什么就記什么，那老師要是胡說呢？要講錯了呢？你也就跟著錯了。你能保證老師講的都對嗎？

我現在上一門課宋明理學的課，這個課現在變成中國哲學史課程的一個部分了。我的上法就不是我在黑板上寫、我講，學生記。我是帶著學生一起閱讀原始文獻，讓學生通過直接閱讀原始文獻來了解理學家們的思想。比如說，要了解朱熹的思想，我們就一起來閱讀朱熹的文獻，通過閱讀他自己的文本，來看他到底都在想些什么。了解王陽明的思想呢，也是一樣。我和學生一起閱讀王陽明的文獻，通過對王陽明自己的文本的細致解讀，來了解王陽明到底在思考什么問題。通過這樣的方法和訓練，我希望學生養成一種直接面對文本來獲得知識的習慣和能力。朱熹什么意思，不是單純聽老師講。好的老師不會亂講，一定也是根據朱熹自己的原始文獻。既然如此，不如讓學生直接閱讀原始文獻，老師幫助學生在閱讀原始文獻的過程中養成準確理解文本的能力。這是一個重要的方法和訓練，學生不要只是聽老師講，而是要學會審查知識的來源。比如老師介紹朱熹的思想時，我們要清楚老師所說的文獻基礎和來源是什么。比如說，他覺得朱熹是怎樣一個看法，我們就要立刻追問：他是根據朱熹的哪些文獻來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的。

《中國哲學方法論》

當然，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要善于把“前提”當成“問題”來思考。在我們的思考過程中，有很多預設的、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前提。我們一般不會對這些前提進行反思，在我們的意識中，這些前提是不證自明的。但是，我們念哲學，就是要學會把這些前提當成問題來審查。很多東西不一定是天經地義的。我們從小接受的很多東西，是不是就是天經地義的呢？不一定。我們要學會要把它當成問題來思考，我們要學會審查我們日常知識的來源。我們有很多觀念是不會去反省它們是怎么來的。可能是你小時候聽你家人講的，或者聽你哪個老師說的，或者不知道從哪里聽來的，所謂“道聽途說”。我們大部分的日常知識，大部分人是不會去反省、追問其來源的。而我們念哲學的，就要養成一個習慣：對于我的知識、我的判斷、我對一件事情、一個人物的看法，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的？怎么得來的？也就是說：要審查知識的來源，這樣的話，一方面你的知識面會越來越開闊；另一方面，你會養成一個不斷反思的習慣，這樣就不會輕易接受一些似乎天經地義、似乎不會有問題的說法。

廖若伊：那有很多人會說，喜歡哲學不代表把哲學作為專業來學習，學了哲學專業不一定要進入到哲學學術工作當中。您覺得哲學的學術工作跟您學習哲學這件事情，在您的期待上面有沒有什么錯位的地方，或者有沒有什么一貫的地方？

彭國翔：一方面，這兩者是可以分開的。比如說，我只是喜歡哲學，不一定把它當作一個專業、當作自己的工作，我不一定去當哲學教授。這是可以的。但問題是，你說喜歡哲學，那你有沒有問自己為什么喜歡哲學呢？你到底喜歡它什么呢？（笑聲）如果對于一個你喜歡的對象，其實你并不真的了解，你這個喜歡其實是不相干的，只是一種簡單的情緒，你以為你喜歡，最后你發現根本不知道喜歡的這個是什么。比如說，如果說有朝一日，你發現喜歡的這個人你完全不了解，你會不會覺得很幻滅？哲學也是一樣，你為什么喜歡哲學？哲學到底是什么？你喜歡的這一家、那一派，到底是在說什么？你要了解清楚，才可以說你的喜歡不是盲目的喜歡。這樣的話，如果沿著這個線索去追問，你慢慢就會進入到專業的階段。

專業階段就是你真的對哲學是有興趣。你當然可以說：我也可以不把它當作職業，沒問題。我靠別的謀生，我是個醫生，我是個工程師，但是我自己讀哲學的書，然后可以訓練自己的頭腦，讓自己對問題看得深刻。這沒問題，可以這樣。我也不覺得每個人都適合把哲學當作工作。但是，能進入到一個真正哲學思考的狀態，往往必須經過很長時間的磨練。這個磨練就是你要一天到晚讀這些書，思考這些問題。這樣的話，如果你的工作是別的，不太能夠保證你做到這一點。所以說，這就是我剛剛講的，一方面你可以把它分開，另一方面又很難完全分開。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有些教哲學的老師，只是把它當作一個工作。他可能就是上課之外也念念書，因為他要寫作、要發表，這是他的工作。但是，他真正的心思可能并不一定放在這個上面。他只是一個靠教哲學謀生的人。這樣的人恐怕成就有限。他對哲學的閱讀和思考，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恐怕都會非常有限。為什么？因為他沒有內在的動力。從事哲學并不是他真正的生活方式，他只是做這個工作，是靠這個掙錢吃飯的。那跟當工程師掙錢吃飯，或者說跟干別的工作，是一樣的。他真正的興趣并不在哲學這兒。這樣的話，從事哲學的動力系統就有問題。現在這個社會不太需要這么多念哲學的人，所以，一定要想好是不是真的對哲學有興趣。盡管不需要這么多念哲學的人，但如果你就是有興趣，就是想念哲學，那你的興趣跟你的職業結合起來，豈不是更好嗎？將二者分開，興趣是哲學，工作是其它領域。人生多少會有一些分裂，合起來是不是更好呢？

廖若伊：那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除了做學問之外，還有其他的工作，比如說當編委要審稿，也要教學生，也要開講座，這些事情跟您自己去做學問，是不是同一個事情？

彭國翔：可以說是同一件事情。這些可以說是一種學術生活的不同組成部分，它們是一個學術生活的整體。不是說學術工作跟生活是不相干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就包含你的這個工作。你愿意選擇這個工作，就是愿意過這樣的生活。如果你感興趣的工作和你的生活分開，不構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你自己不也會覺得索然無味嗎？

廖若伊：現在您所在的崗位還會不會有一些很硬性的考核指標？

彭國翔：考核指標當然有，全國的高校都有這種制度性的考核。但是，我覺得一個好的學者，有很充分的自主性，不會把考核當作壓力。如果只滿足于考核，就像我剛才講的一樣，可能考核標準要求的都具備，比如要求幾篇論文，就有幾篇論文，可能還超過一些。但真正學術界內部，不是靠這個來判斷一個人的水平的。學術界內部看一個學者是一流還是二流，大家心里多少還是有桿秤的，不是單純靠那些考核的東西來判斷的。

廖若伊：那您能否評價一下現在的學術評價體系？

彭國翔：現在的學術評價體系當然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說我經常講的，現在高校里把拿到項目當作一個考核的標準，就是非常沒有道理的。拿到項目只是畫了個大餅，或者說畫了個藍圖，說你看我要造一個怎么樣的建筑。問題是：建筑如何得看實物，不能只看圖紙。人文學科的實物要么是發表的論文，要么是出版的著作。所以國際上通行的考核大學教授的標準，基本上就是教學、出版和公共服務，所謂“teaching, publication, public service”，就這三項。

拿了項目，只是畫了一個美好藍圖，最后落實的話，對于文科來說，還不是要么文章、要么著作嗎？在此之外，把項目本身也當作一個考核的標準，不是很荒唐、很可笑嗎？但這么簡單的道理，現在還在實行，結果就出現很多大餅畫得很好、天花亂墜，最后爛尾的情況。

廖若伊：那您覺得這種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在現實上為什么它還存在，或者說它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被改革？

彭國翔：那原因很多了，不是說現實存在的都是完美的；很多充滿缺陷的東西，現實中也存在的。為什么不被改革掉？原因也非常多，很難一概而論。當然，這是對學者很大的限制。

廖若伊：據您的了解，如果目前想要進入國內一流高校擔任哲學教職，除了博士學位這個硬性條件之外，還有什么條件呢？

彭國翔：如今博士學位是最基本的條件了。沒有博士學位的話，去大學當教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個別例外不是沒有，但博士學位通常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有這個是不是就夠？當然不夠，還要看你是不是已經發表了一些作品。審核的話，要通過作品來判斷現有的學術水平以及學術潛力。當然，還要看市場，比如說，這個單位沒有位置，沒有空缺，那你再優秀也沒有辦法進入。

廖若伊：您非常強調文獻基礎、西學素養、國際視野，對我們這種哲學系的大一學生來說，三者應當有怎樣的輕重緩急，或者有沒有這種輕重緩急的要求？

彭國翔：大一的學生如果就自覺培養這三種意識，再好不過。但三者之間的輕重緩急，大一同學還不太需要面對。大一主要就是泛觀博覽，多看書，正如我剛才講的。當然，多看書就涉及文獻問題了，文獻是最基礎的。對于閱讀文獻，大學生首先要努力培養兩種能力：第一，是古代漢語的能力。就是要能直接看古典文獻，要能看不帶標點符號的。這就是閱讀中國古典的能力。第二，是外文的能力，首先是英文的能力。兩種能力都培養好的話，就好比支撐你的兩條腿，基本上就為將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古典文獻是講中國的，其實學西方哲學也一樣。研究西方哲學如果外文不行，不能看原始文獻，只能看翻譯的，人家翻譯錯了，你只能跟著錯，那永遠不可能做到一流的。

研究中國哲學不能看古典，比如研究王陽明，只能看別人給你的白話文，王陽明的《傳習錄》看不懂，那不行的。古典文獻的閱讀能力一定要不斷培養。我也問過，像你們大一已經沒有專門的古文教育。你們的古文基本上只有高中的基礎，如果再不去培養的話，那就永遠停留在高中的水平，那是不行的，對做研究是不夠的。

外文現在使用最廣泛的是英文。外文多多益善，英文、日文、德文、法文等，掌握越多越好。一種語言就是一個世界，掌握的語言越多，你的世界越開闊。但是，人畢竟時間、精力、才智都有限。最好先掌握一個使用最廣泛的語言，那當然是英文。據說現在世界上80%的知識的文字載體是英文。那你掌握了英文之后，就完全不一樣了。世界這么大，你可以通過英文直接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不是靠別人傳遞給你。對嗎？如果要別人傳遞給你，傳遞準確，當然你了解的是準確的；如果傳遞不準確，你的了解就會跟著失誤。怎么避免這個問題呢？那就不如直接通過世界上最流行的文字來直接了解世界。這個非常重要。

廖若伊：您剛剛也提到學術潛力。您能不能展開來講一講，學術潛力這個事情是怎么體現的，或者它包含哪些部分？

彭國翔：首先得有興趣，沒有興趣的話，再有聰明才智，不愿意干這個，那就談不上潛力了。永遠停留在潛力，就不會轉化為現實了。其二，人和人之間有聰明才智的差別，這點不能否認。有人先天悟性高，有人可能稍微鈍一點。就像刀一樣，刀刃的鋒利程度原本不一樣，這是必須承認的。但是，人的可塑性非常強。我們每個人都像是一把刀，有的一開始比較鈍，要反復磨，才能變得鋒利。讀書就是個磨刀的過程，自己磨礪自己。慢慢讀，一直讀，頭腦可能就會變得清楚，考慮問題就會周密，沒有這么多的漏洞，思維就變得嚴密，這就是一個不斷訓練的過程。這樣的話，潛力就會發展出來，直到變成現實。

有的同學一開始不見得悟性高，但一直讀書思考，慢慢就會開竅。所謂“開竅”，就是理解能力、思考能力提高了。沒有人一開始就是大哲學家，都是長期訓練的結果。什么叫訓練？讀書就是訓練。訓練是什么意思？用剛才磨刀的比喻來說，就是把刀磨得鋒利的過程。讓刀不斷在磨刀石上磨，不僅不生銹，更一直保持鋒利的狀態，而且越來越鋒利。這就是頭腦的訓練，就是培養潛力并讓潛力轉化為現實的過程。

廖若伊：那您認為當前哲學專業的畢業生，在實際進入學術崗位的時候，在學校習得的能力和在工作中需要的能力，有沒有什么錯位的地方，有沒有一些知識和能力是您覺得在實際的工作當中非常重要，但是學校不教的？

彭國翔：你這個區分首先就有問題，什么叫在學校當中，在實際工作當中？這是什么意思？

廖若伊：就是我們現在還處在一個學習的過程，可能更多需要的是學習能力。如果進入到學術崗位當中，可能更多會運用到那個環境所需要的實踐能力。

彭國翔：如果你的理解是：在學習的時候，包括研究生，是學習一種能力；然后到了工作崗位，是運用這種能力，那么，實際情況恐怕不是這樣。一個人工作的時候，也要不斷思考，也是不斷提高的。不是說學習的時候是要把所有的能力都掌握了，然后只是運用的問題，不是這樣的。能力是一個不斷提高的過程。比方說，你今年博士畢業，然后走上學術崗位，那只是你外在身份的轉換。你從博士研究生變成講師，或者變成助理教授，這是身份的改變。變成講師，助理教授之后，就只是在運用你以前的能力嗎？不是這樣的（笑聲）。你當了講師，當了教授，能力還是需要提高的；反之，你在學校，身份只是一個研究生，也可以做學術。讀書思考就是做學術。

所以說，你講的只是外在身份的變化，但變化之中可以有一貫的連續性。大學讀書跟你已經當了教授讀書，就讀書而言是一樣。只不過按理講，當大學教授的時候，程度要比讀大學的時候高，讀的書要比大學的時候更多，讀書時的理解力、思考力更強。只是程度的差別而已。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個非常努力讀書、才分非常高的學生，讀到博士生，說實在話，他的學術能力恐怕會超過一個平庸的、混日子的大學教授。理工科的我不敢說，文科完全有這個可能。

廖若伊：那可能現在很多同學在學校里學的專業，其實跟以后的崗位是不匹配的，所以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彭國翔：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就等于說是干別的行業去了，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比方說，在大學里面念哲學，碩士也念哲學，博士還念哲學，但后來去當公務員去了，那是兩碼事了。

但是，不論做什么工作，頭腦清楚周密與否，會有很大的不同。為什么學哲學是非常有用的呢？如果不是把哲學單純當作知識，而是當作能力的提高，比如通過讀書，通過四年的本科，三年的碩士，再加上四年的博士，你的程度到一定的高度，你的頭腦就不一樣了。一個非常精密的儀器跟一個充滿漏洞的儀器，你說哪一個好使？當然是非常精密的儀器好使。讓自己的頭腦變得精密，思考問題非常周密，干什么工作都會比一腦子漿糊的人強，對嗎？

學哲學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的。所以我經常說，哲學培養兩個能力：一是你的思考能力，讓你頭腦嚴密。二是讓你站得比較高，看得比較遠，境界心胸開闊一些。有了這兩個，干什么職業都不會差。當然，你如果愿意把從事哲學當作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你就當大學哲學教授，興趣和職業合二為一，成為“志業”，那就更好了。

廖若伊：好的，現在來討論一下，您覺得國內外中國哲學研究中有沒有一直特別受人關注的問題，隨著社會的發展，有哪些關注的議題發生了變化？

彭國翔：學術界的議題變化是很正常的。如果說某個問題一直被關注的話，那說明這個問題沒解決啊！真正的學術是要不斷解決問題的。所謂解決問題，首先是要向學界提供新的知識，另外是向學界提供新的思考。注意，得是真正的新思考，不是制造一些名詞，其實早已是前人講過的意思，那不是真正的思想，不過是故弄玄虛罷了。

議題會隨著時代的變動而轉換，也就是大家關注的焦點會變化，這是非常自然的。比方說，一開始大家研究朱熹、王陽明，后來為什么題目變了，大家轉而去研究朱熹后學、陽明后學了呢？這主要是因為朱熹、陽明已經研究得很充分了，幾無剩義。這就回到我之前那個比喻上了。這個礦區已經開采完了呀，對吧。既然沒有新礦可采了，自然就要換一個新的礦區去開發了。這個莊稼地已經種滿了，或者說，耕了好幾遍了，土都不行了，那當然要換一塊新的土地去開墾、耕種。既有的學術課題解決了，我們就要去從事其它尚未討論的議題、尚未解決的問題。

廖若伊：那您覺得這個議題的出現，跟時代或者社會有什么呼應的地方？

彭國翔：有些有直接呼應，有些也不見得有什么直接呼應。學術自身是一個生命體，有其自身內在的理路，并不全然是時代或社會的反映和產物。比如研究某個文獻，慢慢會逼出一些內在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能不見得跟時代、社會有什么直接的呼應。可以跟時代、社會是無關的。

為什么學術常常會被叫做“象牙塔”呢？象牙塔的意思就是：有時候它可以看上去跟時代、社會沒有這么直接的關系。并不是說社會上有什么風吹草動，學術研究的議題就要隨之變動。那樣的話，學術就成為一個被動的反映論的東西了。真正的學術議題不是這樣的。事實上，有些每每聞時代、社會之風而動的所謂學術議題，常常只是打著學術幌子而并不構成真正的學術課題。

廖若伊：在您看來，國內外學界內外現在關注中國哲學，關注的焦點是什么？

彭國翔：這個很難講，因為這涉及非常專業的問題。現在你們其實不用考慮這個問題（笑聲），這個問題我也很難回答（笑聲）。學術界內部跟學術界外面差別很大，有些純學術的問題，學術界外面可能根本不會關心（笑聲）。學界內部為什么關心這些問題？這有他自身發展的邏輯在里面，這個可能跟社會不太相干的。學術里面有自己的一些樂趣，比如說像從事考古、甲骨文研究，考察出一個字該怎么念，那就很高興。在研究甲骨文的學者群體內部，大家都是研究甲骨文的，就都會比較關注。這個群體在社會上顯然是非常小眾的，對不對？但在他們內部，就有大家彼此關心的問題。你把這個字認出來了，那我看看還有什么字沒認出來？大家就去研究。這個跟外面社會上的人是完全脫節的。學界內部會有學術共同體的一些規則、一些興趣，一些發展演變的邏輯線索在里面。這個跟社會的發展不見得是直接相關的。如果有人說不直接與社會相關，是不是沒有用？那這就是一個非常外行、非常非學術的問題了（笑聲）。

所以說，學術多端、多途，即便是中國哲學，從先秦到當代，各種細分的領域，各有專業學者的不同關注。在這個意義上，所謂關注的焦點，也是非常多元、多樣的。我愿意說，在那些各種各樣的研究領域之中，那些有價值而尚未解決的課題，對于該領域的專業學者來說，自然就會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而每一領域的關注點，對別的領域來說，就未必會受到關注，對于社會大眾來說，很可能就是不相干的了。

廖若伊：還有一個提得比較多的問題，就是現在AI使知識獲取變得更加便捷了，想聽聽您的看法。在您的視角里，AI 的發展會不會對中國哲學的研究造成沖擊？

彭國翔：這個問題我覺得大概有點誤會，好像AI 有了以后知識獲取或許很容易。你們恐怕都試過，至少以目前AI 的水平，它提供給我們很多錯誤的知識。你們知道嗎？錯誤的信息都是它自己編出來的，完全不能讓我們獲得正確的知識。所以AI如今還不能夠替代我們自己通過閱讀去獲取知識，還沒有到一個AI可以非常容易地給我們提供給準確的、正確的知識的時代。這個時代我覺得還沒有真正到來。這是其一。

其二，即使這個時代到來了，人文學科是不是可以被取代？這個問題我之前也談過。有媒體采訪過我，我說如果我們對人文學科的理解不只是知識的獲得，還意味著人格的塑造，那AI是永遠取代不了的。你面對面聽一個老師跟你講課，面對面的跟他互動，你看到、感受到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這樣一個生命對你產生的影響，或者說你跟他之間彼此互動產生的影響，完全不是AI所可以取代的。除非有一天AI變得和人幾乎一樣，不僅有意識，還有情感。什么才叫真正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能不能有自己的意識？能有意識還不是最厲害的，或者說不是最需要我們思考的；最需要我們思考的是：人工智能有沒有一天會有自己的情感？這個問題才是真正具有挑戰性的。

廖若伊：從比較短期的發展變化來看，現在我們哲學學習或者學術工作，有一些東西被AI代替了，比如說翻譯，還有寫論文，您覺得這個方面它會造成什么沖擊或者是有什么變化？

彭國翔：這得具體來看。你講翻譯，確實AI 帶來了很大的沖擊。當然，也要看翻譯什么，這也不一樣的。比如說，翻譯一個哲學作品，一個文學作品，一個作者的個人特色、風格是非常強烈的，這跟翻譯一篇公文，一個報紙簡報，難度是非常不一樣的，是吧？翻譯是個大的挑戰，但是要看翻譯什么樣的作品。

對寫作來說，寫一個會議簡報，或者做一個新聞消息，AI可以替你做，但是要寫非常有文采、個性化的文章，AI還不是特別容易做到。我也講過這個問題，特別是人文學者，時間長了，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文字風格。有時一看就知道是誰寫的。他的文氣就在里面，這個就不是那么容易復制的。理工科那種論文，只要有數據，AI給你弄出來，也不需要什么文采，也不需要什么個人風格在里面，不需要taste，也不需要 style，論證完了就可以了。當然，AI如今的挑戰的確是非常大的，但是人文學科現在還沒到可以被取代的地步。

有人說，它可以模仿，比如你告訴它按照杜甫的風格寫詩，它可以做到。但是，你仔細看的話，還是少了點什么東西，跟真人寫的還是不一樣。至于剛才我講的人格塑造的功能，現在更取代不了。

再比如說，就寫論文而言，如果我認識一個人，了解這個人的性格，也看過他之前自己寫的文字，當他用AI寫了一篇東西給我看時，我會很容易辨別出這不是他自己寫的。人是有靈性的。剛才說了，看你寫什么文字。寫一個普通的實驗報告，不需要什么文采，不需要什么風格，不需要什么品味，這個AI 是很容易去幫你的。但你要寫一篇很有個人特色的文章，AI就不太容易做到。越個性化的東西，AI越不太容易做到。

廖若伊：好的，然后想聽聽，您從事中國哲學的學術研究，最大的價值感或滿足感來自于哪里？

彭國翔：很簡單，來自于我的興趣得到滿足、我覺得生活這樣過得很愉快。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福爾摩斯的破案小說，打個比方，一個高明的偵探，根據很有限的線索就可以把這個案子破了。偵探也分高明跟不高明的，高明的偵探掌握一點線索，就可以推測出整個犯罪場景，把它給還原了，知道怎么回事，把這個案子給破了。不高明的偵探，你給他一堆線索，他可能也引到一個錯誤的方向上去。我們看很多偵探小說、電影都是這樣的。做學術有時候也類似，你把一個問題弄清楚了，就好像破了一個案子，你就有樂趣。你所說的價值感、滿足感，就來自于這種樂趣。

廖若伊：那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遇到比較大的困難，然后讓您覺得印象比較深刻？

彭國翔：你指的困難是什么困難？

廖若伊：可能您想要解決一個問題，但是發現遇到了比較大的阻礙，可能是想不下去，或者說其它，不知道您有沒有遇到過？

彭國翔：我好像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所謂的阻礙，頂多是你想研究一個問題，可能一時半會兒無法掌握足夠的文獻。比方說，你需要看一些文獻材料，才能解決一些問題，但限于客觀條件，暫時看不到那些文獻。這是客觀的限制。但是，這不是大的問題。對于人文學科的研究來說，客觀條件的限制，大部分總是可以克服的，尤其是隨著如今文獻電子化的巨大發展和進步。

廖若伊：好的，就是您覺得還是比較順暢？

彭國翔：對啊，你只要喜歡做這個事情，你總有辦法做下去。至于做到什么程度，那就因人而異，看個人造化了。就好比同樣一個食材，每個人做出來的菜，那味道還是都不一樣的。

廖若伊：那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讓您覺得比較有挑戰性的工作？

彭國翔：那當然有。比如寫一篇論文或者做一項研究，有時候難易程度確實有差別，但是越難、越有挑戰性，你才會覺得越有意思，不是嗎？如果很容易，輕易就能完成，那也沒什么大意思了。你看一個學術作品也是這樣。一篇論文，一本書，如果是優秀學者寫的，密度就很高，質地就會很堅實。普通學者寫的作品，有時候看上去篇幅也很長，但內容、質地可能輕飄飄的。一流學者與平庸之輩各自寫的東西，可能篇幅、體積一樣，但分量、深度和廣博程度，很可能就相去甚遠了。

廖若伊：那您是否感受到時間的壓力？比如說在讀博士的時候，可能要在四年或者五年之內完成博士論文，會不會有這種時間上的壓力？

彭國翔：對于文科來說，時間的連續累積很重要。比方說，你大學就沒有好好讀書，讀的少，一天到晚光去玩了，然后碩士也一天到晚去玩了。那你這個四年的博士，跟一個大學、碩士期間一直在認真讀書，已經有相當積累的同學，恐怕就不一樣了，你們的儲備就不同了。人家從大學到研究生一直讀書，積累很多，人家的家底就厚嘛。那他可能用不了四年，三年也許就可以畢業了，因為你們的程度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在念研究生的時候，程度高的同學完全可以作程度差的同學的老師。所以，珍惜時光，好好讀書，不斷積累，這個過程非常重要。我的建議是，大家讀書時候就好好讀書，不要花費太多時間在別的方面，不然的話，到了博士階段、要寫論文的時候，知識的欠缺、思考的薄弱，是臨時補不回來的。說到底，文科比的就是讀書多少。當然，讀了之后要消化才行，不消化吸收也是不行的，因為那等于沒有讀，是沒有用的。

廖若伊：那您覺得，消化我讀的東西，除了輸出，或者說寫作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途徑或者方法？

彭國翔：輸出未必等于消化。比如說，你看了一些書，然后寫作，但從你寫的作品來看，那些書你完全沒讀懂，或者一知半解，那說明你并沒有真正消化之前讀的那些書。真正的消化，就是你把讀過的書變成你自己的知識，變成你自己思想和精神的資源，變成你進一步思考在知識和思想、精神方面的基礎。

廖若伊：嗯，就是在不斷的思考的過程中，讓讀進來的東西內化。

彭國翔：對啊，這樣你讀過的東西就不再是“門外珍寶”，而變成了“自己家珍”，它就變成你自己的一種思考能力，你看待世界的眼光就不同了，分析問題的頭腦就不一樣了。

廖若伊：嗯，好的，那回顧您的學術歷程，有沒有某一個瞬間或者一段經歷，讓您對做學問本身的理解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彭國翔：你這個問題蠻大的，你這樣一問我臨時也想不好。我不太知道該怎么講這個問題。怎么叫根本性的變化呢？

廖若伊：從您博士畢業出來，對于學術工作的認知，您有什么樣的變化，能不能稍微講一講？

彭國翔：我不覺得有什么很突然的變化，我覺得都是累積，漸漸發生的。當然，你一直讀書，一直思考，看書很多，慢慢你的程度就越來越高，你的頭腦就越來越精密。你就越來越有知識，越來越有見識，越來越有智慧。如此一來，你的閱歷和你的知識互相滋長，你這個人就在不斷成長嘛。我們這個中國人講“成人”，你這個人就會越來越成熟。一般世俗的講法說這個人很成熟，常常是說這個人很世故、很圓滑，真正的成熟不是這個意思，成熟就是你在掌握足夠知識的基礎上產生了智慧，對人與事以及整個世界有通達的認識，既是一個有知識的人，更是一個有見識的人。

廖若伊：好的，我的問題差不多問完了。湯明德同學今晚有課，托我向您問個問題。他說：目前這個時代，還是有很多儒者希望承繼孔子道統（雖然道統存在與否本身就很有討論），懷有一種相信“斯文在茲”的暗暗喜悅與自豪。請問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彭國翔：首先，這個時代沒有這么多儒者，儒者不是自己封的。道統更多是對一種價值系統的共同認可所表現的歷史連續性。“同道”就是大家都信奉、認同某一種價值系統，對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壞？什么是善？什么是惡？大家有基本的共識。儒家是一種價值系統，歷代都有接受、信奉和認同這一價值系統的人們，于是在歷史上就形成了由那些人們所體現的一種價值系統的連續和傳承，這就是“道統”。但是，成為儒者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價值的接受、信奉和認同，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學識基礎之上，否則很容易走火入魔。

這就是為什么儒家非常重視“學”了。《論語》第一句話就是“學而時習之”。孔夫子講“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篤行”就是實踐，當然最重要。但是不要忘了，實踐之前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這些都是“學”，都是理性認知的活動。

學問非常重要，沒有說一拍腦袋，自己就變成儒者的（笑聲）。任何時候，社會上真正的儒者都不會很多。有些人滿口講了很多儒家的詞匯，但是他們真正信奉、認同的價值是什么呢？也許是另外一回事。我們要“聽其言，觀其行”，才能知道他們真正信奉的是什么，決定他們行為的真正價值是什么。人們真正信奉的東西，是透過行為來表現的，不是嘴上說的。

廖若伊：他繼續問說：這個時代使得人人成圣的知識層面可能性更大，以至于不應該再有那種先知的存在？

彭國翔：成為儒者乃至成圣，從來不是一個知識累積的自然結果。而且，現實當中是沒有圣人的。圣人只是一個文化理想的符號。我跟我的學生也討論過，并不是因為說現實當中沒有圣人，追求成為圣人那樣的人格就沒有意義。因為真正的圣人，作為一種理想，它是一個標準，跟現實總是有距離的。達到那個標準了，你還努力什么呢？不需要再努力了。反過來，如果你永遠有一個標準，盡管達不到，反而始終對你構成一種引力和召喚。讓你看到你跟這個標準之間的距離，反而會推動你不斷向之而趨。這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

現實當中沒有人是圣人，孔子也不是圣人。孔子自己就說過，“若圣與仁，則吾豈敢！”圣人的“圣”，仁義的“仁”，他說是不敢當的。我們講的圣人孔子，是作為一個歷史文化符號的孔子，這跟作為一個歷史人物、有血有肉的孔子，是兩碼事。所以我常說有兩個孔子：一個是作為歷史文化符號的圣人孔子，一個是有血有肉也有缺點的作為歷史人物的孔子。前者是理想，后者是現實。

廖若伊：好，現場在線上的同學有沒有問題想問彭老師的？可以開麥。

彭國翔：我剛才講的那些話，同學們都聽了，但所得可能各不相同，就像禪宗講的一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同樣一碗水放在面前，每個人喝了之后感受多半是不一樣的。

趙婧妤：我有一個非常不成熟的問題，想請教一下彭老師。

彭國翔：不要客氣。

趙婧妤：維特根斯坦講哲學是一種病，他說我們這些哲學的思考，可能最終并不能對這個現實世界造成非常大的影響，但是它卻會使我們的思維陷入痛苦之中。我相信您非常長的這個學術生涯，包括您也是一個非常有號召力、有建設性成果的這么一個學者，那您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或者說在辨析這個非常復雜的理念之間，肯定會有一些迷失的時候，陷入到自己和自己這種思維的纏斗之中。會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感到非常孤獨，另外一個是：在這些思緒之中，您是如何辨別出來您認為正確的思緒，或者說如何保持這種在面對復雜理論，面對一個很龐大問題的時候，一種自省和自持？

彭國翔：我經常講，學習哲學，隨著心智的提高，你會變得更敏感、或者說敏銳，你的頭腦會變得深刻。這一方面可以讓你感受到一些別人欣賞不到的世界上的美好。很多世界上的美好一般人感受不到；你心靈更敏銳，頭腦更深邃，便可以感受得到。但是，另一方面，當你能夠感受到這些美好的同時，也會比別人承受更多的痛苦。為什么呢？因為你看到那些美好的同時，也會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那些不好的東西。這兩個方面是一根而發的。你不能說我這個人養成了一個敏銳的心靈，我就只感受美好的東西。世界上不是只有美好，也有丑惡，對不對？當你面對世界上的不美好時，你的痛苦也就跟別人不一樣，也會更深刻一些。你麻木不仁，自然不會被痛苦所煎熬，但你也不會懂得感受美好。這兩方面一定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說，一個學哲學的人，如果養成了敏銳的心靈、深刻的頭腦，一定會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會更能欣賞自然的美好、社會的美好、人生的美好。但同時，面對這個世界很多丑惡、罪惡、很多不好的東西，也會比別人看到的更多，感受得更深。那是沒有辦法的。你不能說我只要好的不要壞的，對不對？在這個情況之下，你當然就會承受更多痛苦。你所說的“病”，也許就從此而來。并且，如果你的心靈比一般人更敏銳、更敏感，頭腦比一般人更敏銳、更深刻，你當然會孤獨，因為你是少數嘛。

就像跟你不同層次的人，你可以理解他們情況，他們卻無法體會你的一些東西，對不對？就像是站在山上，往下看會比較清楚；站在山下往上看，仰頭看，就會云里霧里。就是這樣的。孤獨也是一個深刻的人所必須要承擔的，那是沒辦法的事情。不過，孤獨有時候也可以變成一種享受，對不對？你把自己淹沒到蕓蕓眾生里面，那倒不孤獨了，但你就沒有真正的自我了。隨大流好像是很好，但是沒有真正的自我呀！有自我，你就要承受孤獨，但孤獨也不見得只有痛苦，有時候也是一種幸福、一種寧靜。

這個世界當然是紛繁復雜的，當一個哲學的頭腦和心靈面對這個世界時，一方面會帶來很多困擾，一方面也會是一種自我的療愈。

西方哲學家也說，什么是哲學？哲學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精神修煉；什么是哲學家？哲學家是醫生和老師，是可以治病的。哲學本來是一種智慧，智慧就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好。尤其是中國哲學，有“成人”的觀念。中國話講“蓋棺論定”，你只要生命還沒有終結，都可以今天比昨天更好；你都可以審視你的過往，看過去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夠好，如果再處理這個事情的話，可以用一種更好的方式。這樣的話，你的人就可以不斷提高。這就是《大學》講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生命終結，人才失去自我更新和提高的可能。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進行一種自我治療的實踐。中國哲學有一個詞叫“變化氣質”。哲學不只是獲得知識，而是要轉化身心，讓你這個人變得更好。

當然，獲得知識很重要，剛才有同學提到“儒者”，儒者沒有那么容易當，要經過很多的積累。現在社會上有些人有一種反智的心態，覺得可以輕視學問、輕視知識，覺得好像只要信奉儒學，就立馬變成儒者，于是形成一種狂熱的信徒般的傲慢，那是要不得的，那是很可怕的。

理性非常重要。任何一種傳統里都有信仰的狂熱，那理性還有沒有作用呢？信仰跟理性有時候會發生沖突，但信仰需要不需要理性呢？比方說，你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相信上帝對你的召喚，突然天空中出來一個聲音，說你要做什么。如果這個聲音不是來自上帝，而是魔鬼的化身，你怎么辦？需要不需要辨別？如何辨別？辨別的能力，就是孔子講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這就是理性的活動。所以，理性不一定跟信仰永遠處在沖突的局面，它可以幫助檢驗、深化你的信仰，對不對？

知識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學又不只是為了知識。知識是基礎，沒有知識不行。但在知識的基礎之上，還要有一個提升。借用佛教的講法，叫“轉識成智”。把知識提煉成智慧。智慧可以一方面自我治愈，一方面幫助別人。自我治療就是“變化氣質”。打個比方說，我這個人這方面不好，那我就要磨練它。中國人講“金木水火土”，一個人性子比較剛，用“五行”來說就是性子里金比較重，那就要讓性子不這么剛，柔軟一點。反之，性子太柔弱，就要變得剛強一點。這就是“變化氣質”。人的氣質是可以改變的。朱子說讀書是可以變化氣質的。這是真正哲學的功能和目的，是要變化氣質的。哲學的目的不是說只知道一、二、三、四，而是要使自己獲得一種終極性的自我轉化，進而也去幫助別人獲得這種身心的轉化。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包含這個意思。

一個讀書真正讀進去的人，氣質是不一樣的。在這一點上，中西方文化都是相通的。中西方人文經典的閱讀，最后目的都是讓你這個人發生一種根本性的變化。朱子說，如果你讀書之后，今天的你還是這樣，與往日沒有不同，那你就是沒有讀過，就是沒有讀進去。當然，朱子的“讀書”指的更多的是人文經典，尤其儒家經典。

趙婧妤：謝謝彭老師！

廖若伊：還有同學要問嗎？

彭國翔：如果沒有，我們今天就到這兒。將來還有機會再聊天。你們都是大一的學生，至少還有三年在學校，我們還有機會再見面。這個學期因為我在香港客座，沒辦法跟大家見面，只能靠網絡了。現在online可以“天涯若比鄰”了，很方便。以前沒有這個，大家交流非常不便。不過，希望大家不要因為這種技術的手段，在實際上生活中反而“比鄰若天涯”，跟身邊的同學沒有互動和交流。大家最好還是能有面對面的互動，這種交流還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大家同住一個樓、一間屋，每個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戴著耳機跟遠在萬里之外的人交流，身邊的人反而不來往，那也不行。所以說，不要變成“比鄰若天涯”，就是這個意思。

廖若伊：我再問一個問題，老師。儒學研究是學術圈內的研究。但學術發表其實跟大眾之間還是存在距離的。您是否有一種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或者成為更多人心中的信仰？這可能會有一種現實的意義。

彭國翔：我是這樣想，剛才講了，學術研究有其自身的邏輯。比如，我研究一個問題，有人會問：彭老師你研究這個問題，寫一篇文章或寫一本書，有沒有想過它的閱讀對象是誰？是寫給誰看的？我的回答是：我沒想過要寫給誰看，我寫的時候，專注的是如何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至于誰看誰不看，至少在我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不是我關注的問題。

一般來說，純學術的文章社會大眾可能是看不明白的，只有學術圈里的人看。真正的學術要求，不是說你要變得很popular，變成跟明星一樣。深刻的東西多半不會很popular。你讓康德popular，那不可能的。所以真有學問的人，一般不會像影視明星一樣成天混跡于大眾和社會，沉溺其中、洋洋自得。那樣的人不會很深刻。學術的要求不會考慮迎合大眾，在專業的圈子里，把一個個問題解決掉，內行看到，自然會發現你解決了專業的問題。當然，一個人更愿意享受大眾但是外行的仰望和掌聲，還是更愿意因提供了真正的知識和思想而在范圍較小的專業同行中獲得認可，就完全是個人的選擇了。

需要指出的是，專業的知識和思想的活動，并非與人的實際生活無關。恰恰相反，我已經講了，整個人文學科的活動，看起來好像是非常專業的，好像與生活沒有關系，其實不是這樣的。我投身其中的，可以是一個非常專業、非常枯燥的學術工作，比如說甲骨文研究。但是這個研究的過程，其實是對我人格的一種塑造。我能不能真誠地投入到我的工作當中，面對一個字的辨識，面對甲骨上的這個字到底念什么，跟我這個人的整體存在是密切相關的。

當你做這個事的時候，只有把它本身當成一個目的，你才能養成一種精神氣質。而這種精神氣質，跟那種一天到晚口號喊得天花亂墜的人，是完全不同的。那種人的精神氣質、他的真正的價值認同，與他掛在嘴上的，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看似枯燥的學術工作，其實跟一個人的人格塑造，跟一個人的實際生活，可以是一體的。越是能夠沉潛地從事枯燥的學術工作，越是非有強大的內心世界和價值信守作為支撐的基底不可。所以說，只要你從事的研究工作真的有意義、有價值，你只管投入其中，充分將其完成即可，不必過多考慮是否會有更多人知道，是否會產生影響。只要你從事的工作確有意義和價值，只要你真正將其做好，開花結果是自然和遲早的事。

廖若伊：那我就問到這，非常感謝彭老師。我們期待之后的交流！

彭國翔：好，那今天咱們就先聊到這兒。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