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個俄羅斯媳婦才知道，晚上睡覺能有多遭罪，沒有想象的那么好娶

聲明：本文內容為虛構小說故事，請勿與現實關聯。

李大為說這話的時候，正坐在出租屋的陽臺上抽一根煙。深秋的風從窗戶縫里鉆進來，冷得他打了個哆嗦。他把煙頭掐滅在易拉罐做的臨時煙灰缸里，看著樓下還沒亮透的城市，忽然笑了一下。

那個笑里有很多東西，有自嘲，有無奈，有疲憊，還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溫柔。

他想起三年前，當他在朋友圈里宣布自己要娶一個俄羅斯姑娘的時候，底下清一色的評論都是羨慕。有人說“大為你這是走上人生巔峰了啊”，有人說“俄羅斯美女，戰斗民族，兄弟保重身體”，還有人直接說“臥槽，我也想要一個”。

那時候李大為也覺得，自己大概是全中國最幸運的男人之一。

他今年三十二歲，黑龍江人，老家在黑河下面一個叫不上名字的小縣城。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跟著老鄉跑過幾年邊貿，在中俄邊境線上倒騰過羽絨服、電飯鍋、望遠鏡，什么賺錢賣什么。那幾年他學了一口蹩腳的俄語，磕磕絆絆的，但夠用了。后來邊貿不好做了，他就去了莫斯科，在一家中餐館當廚師。說是廚師，其實就是顛大勺炒菜，沒什么技術含量，但架不住俄羅斯人愛吃中餐，生意不錯，老板給的薪水也還行。

就是在那個中餐館里，他認識了安娜。

安娜全名安娜·謝爾蓋耶芙娜·庫茲涅佐娃，是莫斯科大學東方語言系的學生，學中文的。她來餐館打工，當服務員，掙錢補貼家用。李大為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正從廚房端著一盆水煮牛肉出來，差點跟她撞上。安娜往旁邊一閃，用中文說了一句：“小心一點。”

發音標準得不像一個外國人。

李大為愣了一下，看了她一眼。金色的頭發扎成一條馬尾，皮膚白得發亮，眼睛是淺藍色的，像貝加爾湖的冰。她穿著餐館統一的紅色T恤和黑色圍裙，整個人卻像是從雜志里走出來的。李大為當時想，這姑娘要是去當模特，比餐館里那些油膩膩的盤子碗不知道高級多少倍。

他沒敢多想。一個炒菜的大廚，跟一個莫斯科大學的學生，中間隔著的東西太多了。語言，文化，階層，還有他那點可憐的存款。他把水煮牛肉端到客人桌上，回到廚房繼續顛大勺，油花濺到手臂上，起了一個泡，他也沒覺得疼。

但安娜后來主動來找他了。

不是那種刻意的搭訕，就是很正常地來廚房取菜，然后站在出菜口等著。中餐館后廚忙起來像打仗一樣，李大為有時候忙得顧不上跟她說話，她就安安靜靜地等著，偶爾用那雙藍眼睛看他一眼。有一天她忽然說：“你的菜做得很好吃。我媽媽是廚師，她說好的廚師會把感情做進菜里。我覺得你就是這樣的。”

李大為端著鍋的手差點沒拿穩。

他活了快三十年，頭一回有人跟他說這種話。他爸他媽從小到大都沒夸過他什么，老師說他成績不好，老鄉說他腦子不夠活絡，老板說他顛大勺還行但沒啥大出息。他的世界里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語言，什么“把感情做進菜里”，這話聽起來就不像是一個俄羅斯姑娘該說的中文。

但他記住了。

從那以后，他開始注意安娜。她跟別的服務員不一樣，不跟客人打情罵俏，不在后廚跟人嚼舌根，干活利利索索的，從來不偷懶。有時候生意不好，老板讓提前下班，別的人都走了，安娜會留下來幫李大為打掃廚房。她擦灶臺的時候很認真，每一個角落都不放過，擦完了還要用手摸一下看看有沒有油。

“你干嘛這么認真？”李大為有一次問她。

“因為我媽媽說過，廚房干凈，做飯的人心情好，心情好，菜就好吃。”安娜說這話的時候正在擦抽油煙機，臉上沾了一點油污，但她渾然不覺。

李大為靠在灶臺邊看著她，忽然覺得這個畫面很溫暖。一個俄羅斯姑娘在莫斯科中餐館的后廚里擦抽油煙機，還惦記著讓他心情好做菜好吃。這種溫暖來得莫名其妙，但又無比真實。

他們的關系就這樣慢慢拉近了。李大為開始教安娜做中國菜，安娜教李大為說俄語。兩個人在后廚的小角落里，一個笨拙地練習彈舌音，一個笨拙地練習顛大勺，互相看著對方出丑，笑得前仰后合。

愛情這種東西，有時候就是從一個笑開始的。

李大為記得很清楚，那天是莫斯科冬天的第一場雪。他下班后照例走路回出租屋，安娜從后面追上來，圍巾在風里飄著，鼻頭凍得紅紅的。她說：“李大為，我想了很久，我覺得我喜歡你。你喜歡我嗎？”

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李大為是知道的。零下二十多度，風刮在臉上像刀子割。但那一刻他覺得自己整個人都在發燙，從里到外，像是有人在他心里點了一把火。

他說：“喜歡。”

安娜笑了，露出兩顆小虎牙，然后用中文說了一句讓他這輩子都忘不了的話：“那我們可以試著在一起嗎？如果不行，我們再分開。但是我想試一試。”

這就是俄羅斯姑娘，直接，坦率，不拐彎抹角。喜歡就說喜歡，想在一起就問你能不能在一起。沒有中國女孩的那些彎彎繞繞，沒有試探，沒有猜來猜去。行就行，不行拉倒。

李大為說行。

然后他們就真的在一起了。

戀愛的那一年，是李大為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他跟安娜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里溜達，在紅場上拍照，在莫斯科河邊的長椅上接吻。他們去安娜家吃飯，見到了安娜的媽媽——一個胖胖的、笑起來很爽朗的俄羅斯大媽。安娜的媽媽叫柳德米拉，是國營食堂退休的廚師，一個人把安娜拉扯大。柳德米拉見到李大為的第一句話是：“你比照片上好看。”第二句話是：“你會做飯，很好。”

那種毫不掩飾的滿意，讓李大為受寵若驚。他想起自己以前談過的中國女朋友，第一次上門的時候，女方父母從頭到腳把他打量了一遍，問了他工資多少房子多大父母干什么的，那種審視的目光像X光一樣，恨不得把他里里外外照個通透。

但柳德米拉什么都沒問。她只是給他盛了一大碗紅菜湯，說：“多吃點，你太瘦了。”

李大為喝了一口紅菜湯，差點沒哭出來。

不是因為湯好喝——雖然確實好喝，而是因為他忽然覺得，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親情，是不需要你用房子車子存款去換的。你這個人站在這里，你對她女兒好，這就夠了。

當然，后來他才知道，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俄羅斯丈母娘的“什么都不問”，不是因為不在乎，而是因為她的“在乎”完全不在那些物質條件上。她在乎的是別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李大為花了整整一年才搞清楚。

戀愛一年后，李大為跟安娜求婚了。

沒有鉆戒，沒有鮮花，沒有燭光晚餐。那天也是冬天，莫斯科零下二十五度，他們在出租屋里吃了一頓火鍋。安娜辣得眼淚直流，鼻頭紅紅的，一邊吸溜一邊說好吃。李大為看著她被辣得狼狽不堪的樣子，忽然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絲絨盒子，里面是一枚銀戒指，是他從莫斯科的跳蚤市場上淘來的老貨，不值錢，但他覺得好看。

“安娜，嫁給我吧。”他說。

安娜愣了一下，然后接過戒指自己戴上了。她說：“為什么不呢？”

就這么簡單。

沒有問房子，沒有問車子，沒有問彩禮，沒有問將來住在哪個城市，沒有問孩子上哪個學校。什么都沒有問，就是一句“為什么不呢”。

李大為后來跟朋友說起這件事的時候，朋友都說他運氣好，撿了個大便宜。但李大為自己知道，他不是運氣好，他只是遇到了一個跟中國女孩完全不一樣的姑娘。安娜愛他，不是因為他有什么，而是因為他是他。這種愛，在李大為的認知里，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婚后第一年，他們住在莫斯科的一居室里。房子不大，四十多平米，但收拾得很溫馨。安娜喜歡把家里弄得干干凈凈，每一個角落都一塵不染。她還會做俄羅斯的傳統美食，比如薄餅、紅菜湯、餃子——俄羅斯的餃子跟中國的不一樣，里面包的是土豆泥或者櫻桃。李大為第一次吃櫻桃餡兒的餃子時，整個人都愣住了，那種又咸又甜的口感讓他的味蕾陷入了哲學層面的困惑。

但他還是吃完了，并且說好吃。

因為安娜看著他的眼睛說：“我特意為你做的，你嘗嘗。”

他沒辦法說不好吃。

新婚之夜，李大為是抱著“終于結婚了”的激動心情爬上床的。他想，中國男人娶了俄羅斯媳婦，這事兒說出去多有面子。他還想，今晚一定要好好表現，不能讓人家俄羅斯姑娘失望。

但事實證明，他想多了。

不是他表現好不好，而是安娜根本沒給他表現的機會。那天晚上，安娜洗完澡出來，裹著一條浴巾，金黃色的頭發濕漉漉地搭在肩膀上，淺藍色的眼睛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格外深邃。李大為的心跳瞬間飆到了一百八，他正準備迎上去，安娜卻搶先一步走過來，一把抱住他，說了一句讓他當場石化的話。

“大為，我想跟你說一件事。”

“什么事？”

“我晚上睡覺的時候，會說夢話。有時候還會打人。你做好心理準備。”

李大為笑了，以為她在開玩笑。“說夢話怕什么？我又不嫌棄你。”

“不光是說夢話。”安娜的表情很認真，“我睡覺不太老實。我媽媽說我小時候睡相就不好，長大了也沒改過來。有時候我會半夜坐起來，有時候我會說一些亂七八糟的話，有時候我還會……動手。”

“動手？”

“就是推啊，打啊，不一定是故意的。但是有幾次我跟我前男友一起睡覺，第二天早上他臉上青了一塊，我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打的。”

李大為笑不出來了。他看了看安娜那張精致得像洋娃娃一樣的臉，又看了看她那雙纖細但不失力量感的手，心里忽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預感。

但這股預感很快就被新婚之夜的興奮沖散了。那天晚上他們折騰到很晚才睡，李大為摟著安娜，心想，管她打不打人呢，能娶到這樣的老婆，挨兩下打算什么？

凌晨三點，他被一巴掌扇醒了。

不是那種輕飄飄的拍打，是結結實實的、帶著慣性的一巴掌，從左邊臉頰斜著扇過來，正好打在他鼻梁上。李大為猛地睜開眼睛，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見，只聽見安娜嘴里含糊不清地說了一句俄語，聽起來像是在跟誰吵架。

“安娜？安娜！”他推了推她的肩膀。

安娜翻了個身，嘴里又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重新陷入了沉睡，呼吸均勻，表情安詳，好像剛才那一巴掌不是她扇的。

李大為捂著鼻子，感覺有什么溫熱的液體流了出來。他伸手一摸，借著窗簾縫里透進來的微光，看到手指上黑乎乎的一片。

鼻血。

他光著腳跑到衛生間，用冷水沖了半天才止住血。對著鏡子里鼻青臉腫的自己，李大為忽然覺得很荒誕。他結婚了，娶了一個俄羅斯姑娘，全世界都在羨慕他，而他正站在莫斯科的出租屋衛生間里，用衛生紙堵著流血的鼻子。

他想笑，又想哭，最后什么都沒做，只是嘆了口氣，洗了把臉，躡手躡腳地回到床上。這次他沒敢摟著安娜睡，而是隔著半米的距離躺下，像兩條平行線。

但安娜顯然不打算讓他好過。凌晨五點，她突然從床上坐了起來，像詐尸一樣直挺挺地坐著，眼睛半睜著，嘴里說了一長串俄語。李大為被驚醒了，看著她，大氣都不敢出。他在想，她是不是在夢游，他該不該叫她，叫醒了會不會有危險。

正在他糾結的時候，安娜又直挺挺地躺了下去，被子一掀，一腿踹在了他的腰上。

那一腿的力量，讓李大為差點從床上滾下去。他捂著腰，疼得齜牙咧嘴，心想，這姑娘平時看著文文靜靜的，怎么睡著了跟變了個人似的？這是睡夢，還是格斗訓練？

第二天早上，安娜醒來的時候，看到李大為坐在床邊，鼻子上貼著創可貼，腰上青了一大塊，整個人像剛打過一場拳擊比賽。

“你怎么了？”安娜一臉無辜地問。

“你問我怎么了？”李大為哭笑不得，“昨晚你打的。你不記得了？”

安娜想了想，然后露出一個不好意思的表情：“我又說夢話了？”

“不光說夢話，你還打人。你給我鼻子打流血了，腰上踹青了。你還坐起來說了一堆我聽不懂的俄語，像是在罵人。”

安娜的臉紅了。她低下頭，像一個做錯事的小學生，小聲說：“對不起，我真的不記得了。我跟你說過的，我睡覺不太老實。”

李大為看著她那張無辜的臉，忽然就氣不起來了。這就是安娜，睡著的時候是個暴力分子，醒來的時候是個小綿羊。你沒法怪她，因為她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算了。”李大為說，“以后我睡沙發。”

“不行。”安娜抬起頭，一臉認真，“新婚夫妻不應該分床睡。”

“那你想讓我天天挨打？”

“我會想辦法的。”安娜說，“我媽媽跟我說過，她年輕的時候也這樣，后來嫁給了我爸爸，慢慢就好了。可能是剛結婚不適應，過一陣子就好了。”

李大為將信將疑地看著她，心想，但愿吧。

但事情并沒有像安娜說的那樣“過一陣子就好了”，反而越來越嚴重了。安娜的夢話從最初的偶爾說幾句，變成了每晚必說，有時候說中文，有時候說俄語，有時候說的是英語。李大為有一次半夜被她吵醒，聽到她在夢里用中文說：“這個菜放鹽太多了，不好吃。”第二天早上他問她做了什么夢，安娜說夢到在餐館上班，客人投訴菜太咸了。

問題是，李大為那段時間確實做菜偏咸。他承認了，調整了鹽的用量。

但夢游就沒辦法調整了。

安娜的夢游頻率越來越高，從一周一次變成了一周三四次。她會在半夜起來，走到廚房，打開冰箱，拿出一盒牛奶喝掉半盒，然后把牛奶放回去，再走回床上繼續睡。整個過程她都是閉著眼睛的，第二天早上完全不記得。

李大為第一次看到她夢游的時候，差點沒嚇出心臟病。那是一個冬天的凌晨，他起床上廁所，發現安娜不在床上。他以為她去衛生間了，但衛生間的燈是關著的。他在屋里找了一圈，沒找到人，嚇了一跳，正準備出去找，一回頭，看到安娜站在客廳的窗戶前面，面對著窗戶，一動不動。

零下二十多度的莫斯科冬夜，窗戶上結了一層厚厚的冰花。安娜穿著一件薄薄的睡裙，光著腳站在冰冷的地板上，手扶著窗臺，像是在看著窗外的什么東西。

李大為當時腦子里的第一個念頭是：她是不是要跳樓？

他沖過去一把抱住她，大聲喊她的名字。安娜被他這一抱嚇得渾身一抖，然后慢慢轉過頭來，迷迷糊糊地看著他，像剛從水里撈出來的人一樣，眼睛半天才對上焦。

“大為？怎么了？”她的聲音沙啞，帶著剛睡醒的迷茫。

“你站在窗戶前面干嘛？”

“窗戶？”安娜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腳，又看了看窗戶，“我怎么會在窗戶前面？”

她完全不記得。

李大為把凍得冰涼的安娜拉回床上，用被子把她裹得嚴嚴實實的。安娜縮在被子里，牙齒打著顫，可憐巴巴地說：“對不起，我又夢游了。”

李大為沒說話。他把安娜的手握在手心里，她的手涼得像冰塊。他搓著她的手，直到慢慢暖和起來。安娜靠在他肩膀上，沒一會兒又睡著了。這一次她睡得很安靜，沒有說夢話，沒有打人，呼吸均勻而平和，像一個普通的、正常的、可愛的妻子。

李大為看著她的睡臉，心里五味雜陳。

他愛她。這一點他很確定。但是每天晚上提心吊膽的滋味，真的不好受。他不知道安娜什么時候會說夢話，什么時候會打人，什么時候會夢游。他不敢睡得太沉，因為不知道她半夜會做出什么事來。他開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睜著眼睛，聽著身邊人的呼吸聲，隨時準備應對突發狀況。

一個月下來，李大為瘦了十斤。黑眼圈深得像熊貓，白天上班的時候總是昏昏沉沉的，顛大勺的時候差點把手伸進油鍋里。老板罵了他一頓，問他是不是晚上不睡覺出去鬼混了。他說沒有，就是在家里睡覺。老板不信，但也沒再追問。

真正讓李大為崩潰的，是那天晚上。

那是一個普通的周四夜晚，李大為累了一天，回到家里，吃了安娜做的晚飯，洗了澡，看了會兒手機，準備睡覺。安娜已經躺下了，呼吸均勻，看起來睡得很安穩。李大為關了燈，躺在她身邊，閉上眼睛，心里想，今晚應該沒事吧。

他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被一陣劇烈的疼痛驚醒了。

那種疼痛來自他的腹部，像是被什么東西猛烈地撞擊了一下。他猛地睜開眼睛，借著窗簾縫里透進來的微光，看到安娜正騎在他身上，雙手掐著他的脖子。

不是夢游的那種無意識動作，而是實實在在的、用力的、帶著攻擊性的掐。

李大為的腦子一片空白。他本能地抓住安娜的手腕，想要掰開，但安娜的手勁大得驚人，像鐵鉗一樣箍著他的脖子。他喘不上氣來，眼前開始發黑，耳朵里嗡嗡作響。他拼命地掙扎，用盡了全身的力氣，才把安娜從自己身上推開。

安娜被推開之后，摔倒在床的另一邊，然后突然安靜了下來。她翻了個身，拉過被子蓋好，重新進入了沉沉的睡眠，好像剛才什么都沒有發生過。

李大為躺在黑暗里，大口大口地喘著氣。他的手在發抖，整個人都在發抖。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火辣辣地疼。他打開床頭燈，去衛生間照了照鏡子，脖子上赫然印著兩個清晰的手印，紅紫色的，觸目驚心。

他看著鏡子里的自己，忽然覺得那個人不像自己了。那張臉上寫滿了恐懼、疲憊和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悲哀。他想起了安娜在結婚前跟他說的那句話——“我前男友跟我一起睡覺，第二天早上臉上青了一塊。”

青了一塊？

李大為摸著脖子上的手印，苦笑了一聲。他那個前男友只是青了一塊，而他現在差點被她掐死在睡夢中。

那天晚上，李大為沒有回床上睡覺。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煙，一直坐到天亮。莫斯科的冬天，天亮得很晚，早上九點多鐘，天邊才泛起一絲灰白色的光。安娜醒來后，像往常一樣，穿著拖鞋走出來，看到李大為坐在沙發上，滿屋子的煙味。

她皺了皺眉頭，問：“你怎么起這么早？”

李大為抬起頭看著她，沒有說話。他把脖子上的手印給她看。

安娜的臉色瞬間變了。她走過來，蹲下來，仔細地看著他脖子上的痕跡，手指輕輕碰了一下，李大為疼得縮了一下。安娜的手停在半空中，然后慢慢地收了回去。她低下頭，李大為看到她的肩膀在抖。

“安娜。”李大為叫她。

“我差點殺了你，是不是？”安娜的聲音很輕，輕得像要碎掉一樣。

李大為沒有說話。

安娜站起來，走到窗戶前面，背對著他，肩膀抖得更厲害了。她沒有哭出聲，但李大為知道她在哭。她的哭聲是那種很壓抑的、不想讓別人聽到的哭，整個身體都在用力地克制著什么。

“安娜，你過來。”李大為說。

安娜沒有動。

李大為站起來，走過去，從后面抱住她。

第二天，他們去了莫斯科的一家私立醫院

李大為提前在網上做了功課，選了一個評分很高的德國醫生，叫瓦格納。診所在莫斯科市中心一棟老建筑的三樓，走廊很長，燈光偏暗，墻上掛著一幅看不懂的抽象畫。安娜掛號的時候手在發抖，李大力站在她身后，把手輕輕搭在她腰上。

等了二十多分鐘，一個戴金絲眼鏡的中年男人開門出來，用帶著德式口音的俄語叫了安娜的名字。

診室不大，但很明亮，跟走廊完全不同。瓦格納醫生穿著白大褂，領口別著一支鋼筆，辦公桌上干干凈凈，只有一臺電腦和一個聽診器。他示意安娜和李大為坐下，然后拉開窗簾，讓陽光照進來。

“誰先說？”瓦格納醫生看著他們倆，目光平靜而溫和。

安娜看了李大為一眼，低下了頭。李大為深吸了一口氣，用他那磕磕絆絆的俄語，配合著安娜的翻譯，把近半年來發生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說清楚——夢話、夢游、打人、掐脖子，每一個細節都沒有隱瞞。

瓦格納醫生聽得很認真，不時在筆記本上記錄幾筆，沒有打斷他，也沒有露出任何驚訝的表情。等李大為說完，醫生轉向安娜，用俄語問了她一些問題：這種情況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家族里有沒有人有類似癥狀？平時服不服用什么藥物？睡前的情緒狀態怎么樣？有沒有做過噩夢？夢的內容還記得多少？

安娜一一回答了。她的聲音很輕，像怕驚動什么似的。

瓦格納醫生聽完之后，取下眼鏡擦了擦，重新戴上，看著他們兩個人說了一句話。安娜聽完，臉色變了。

李大為問：“他說什么？”

安娜咬了咬嘴唇，聲音幾乎是擠出來的：“他說我需要做一個睡眠監測，在醫院住一晚上，身上貼滿電極，整夜錄像。”

李大為松了口氣。他以為醫生會說什么不治之癥，原來只是做個檢查。“那就做啊。”他說。

但安娜的表情告訴他，事情沒那么簡單。不是因為檢查本身有多可怕，而是因為這意味著她要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里，被一堆儀器監視著，睡一整個晚上。她本來就很怕自己睡相不好，怕被人看到那些失控的樣子，現在卻要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把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給所有人看。

安娜沒有拒絕，但她沉默了很久。

那一周，是李大為見過安娜最焦慮的一段時間。她每天晚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白天也坐立不安，像一只被關在籠子里的鳥。李大為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能盡量多做些她愛吃的東西，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讓她白天的生活盡可能舒服一些。

睡眠監測那天，李大為請了一天假，陪安娜去醫院。

檢查室在住院部的四樓，是個單人病房，比普通病房大一些，多了一臺電腦和一大堆導線。一個年輕的女技師進來，讓安娜換上病號服，然后開始往她頭上、臉上、身上貼電極片。那些電極片密密麻麻的，像一張網，把安娜整個人都罩住了。頭發被分成了幾十個小區域，每一塊都涂上了導電膏，黏糊糊的，看起來很狼狽。

安娜一直低著頭，不說話。李大為站在旁邊，看著她被那些電極片和導線包圍著，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那個平時漂漂亮亮的姑娘，現在看起來像一個精密的實驗儀器。

女技師弄了將近一個小時才全部貼完。她調試了一下設備，確認所有信號都正常之后，告訴安娜可以躺下了。然后她關了大燈，只留了一盞昏暗的夜燈，說了聲晚安，就出去了。

檢查室安靜下來。

安娜躺在病床上，渾身纏滿了導線，像一只被蛛網纏住的蝴蝶。她的頭發因為導電膏的關系亂糟糟地支棱著，臉上還殘留著酒精棉片擦拭過的紅印。她看著天花板，嘴唇微微發抖。

李大為坐在床邊的一把椅子上，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安娜的手指冰涼，微微地回握了一下。

“大為，”安娜忽然開口，聲音很輕，“如果我查出來有什么嚴重的病，你會不會不要我？”

李大為愣了一下：“你胡說什么呢？”

“我是認真的。”安娜轉過頭來看著他，藍色的眼睛在昏暗的燈光下顯得格外深邃，“如果我這個病治不好，一輩子都要吃藥，一輩子都會這樣，你會不會后悔娶我？”

這個問題像一把刀，一下子扎進了李大為的胸口。

他張了張嘴，想說不會，想說不管怎樣我都不會后悔，但這些話到了嘴邊又咽了回去。不是因為他不愛安娜，而是因為他忽然意識到，他從來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他只是天真地以為，所有的病都能治好，所有的問題都能解決。但如果治不好呢？如果問題永遠存在呢？他還能繼續忍受那些不眠之夜嗎？他還能繼續生活在恐懼中嗎？

他不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李大為說，聲音有些沙啞，“但我不會不要你。”

安娜看著他，眼淚無聲地滑落下來，順著臉頰流進枕頭里。她沒有再說話，只是握緊了他的手，閉上眼睛。

那一夜，李大為沒有離開。他坐在椅子上，握著安娜的手，一整夜沒有合眼。監測設備上那些紅紅綠綠的波形不斷地跳動著，像安娜大腦深處那些他永遠無法理解的活動。他不知道那些波形意味著什么，但他知道，它們背后是他愛的那個姑娘，是她在睡夢中也無法平靜的靈魂。

凌晨三點多，安娜忽然開始說夢話。她用俄語說了一句什么，聲音很大，把李大為嚇了一跳。隔壁房間的技師應該也聽到了，因為監測設備上那些波形的跳動頻率明顯加快了。

然后安娜的手臂猛地一揮，差點打掉貼在身上的導線。李大為趕緊按住她的手，輕輕地叫她的名字：“安娜，安娜，沒事的，我在呢。”

安娜的手慢慢放松了，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又安靜了下去。

李大為坐在黑暗中，握著她的手，忽然覺得眼眶很熱。他想起小時候生病住院，他媽也是這樣坐在床邊，一整夜握著他的手。那時候他覺得媽媽的手好大，好暖，好有安全感。現在他變成了那個握著別人手的人，他才明白，握著別人的手和被人握著手，哪一個更累。

都不是。最累的是你不知道要握多久，不知道什么時候能松手，不知道松手之后會發生什么。

檢查結果要等一周才能出來。

那一周，李大為和安娜都過得很煎熬。他們像兩個等待宣判的犯人，表面上看一切如常，上班，吃飯，睡覺，但空氣里彌漫著一種看不見的緊張。誰也不提檢查結果的事，但誰都知道對方在想這件事。

安娜又開始晚上睡得不好。她偷偷把氯硝西泮加到了半片，但白天就更困了，有兩次在餐館上班的時候差點摔了盤子。老板找她談了一次話，沒有明說，但意思很明白——如果再這樣下去，她可能就不太適合繼續在這里工作了。

安娜回到家沒有跟李大為說這件事。但李大為看到了她紅紅的眼圈，猜到了大概。

他沒有問，因為他知道問了也沒用。他能做的，只是在安娜睡著之后，一個人坐在陽臺上抽煙，一根接一根地抽，抽到舌頭都麻了，抽到整個陽臺像著了火一樣。

瓦格納醫生打電話來那天，李大為正在后廚顛大勺。手機響了，他看了一眼，是診所的號碼，趕緊關了火，跑到后門外面的小巷子里接。

“李大為先生，檢查結果出來了。”瓦格納醫生的俄語語速不快，每一個詞都說得很清楚，“您的太太確診為快速眼動期睡眠行為障礙，簡稱RBD。這是一種比較罕見的睡眠障礙，患者在快速眼動睡眠期肌肉沒有像正常人那樣處于松弛狀態，所以會把夢里的動作真實地表現出來。”

李大為靠著墻壁，聽著醫生說的每一個字。他其實沒太聽懂那些醫學術語，但他聽懂了重點——這確實是病，不是安娜的錯，也不是他能用愛解決的問題。

“這種病有辦法治嗎？”李大為問。

“可以控制，但很難根治。”瓦格納醫生說，“目前最有效的治療方法是使用氯硝西泮，您太太已經在服用了。但是這種藥物有明顯的副作用，長期使用可能會產生耐藥性，需要不斷加量。另外，我們建議對患者的睡眠環境進行安全改造，比如移除床邊尖銳物品，加裝床欄，在地板放置軟墊等。最重要的是，患者需要避免壓力、焦慮、疲勞等誘發因素，保持規律的生活作息和良好的情緒狀態。”

李大為把這些話一一記在心里。

掛了電話，他蹲在后門外的臺階上，點了一根煙。莫斯科的夏天天黑得晚，晚上九點多天還是亮的。他看著天邊那抹遲遲不肯退去的晚霞，忽然覺得很無力。

他以前一直覺得，只要兩個人相愛，沒有什么困難是克服不了的。但現在他知道了，有些困難不是靠愛就能解決的。你可以愛一個人愛到骨子里，但你沒辦法讓她的病好起來。你可以為她做任何事情，但你沒辦法替她睡覺。

他想起瓦格納醫生說的那句“長期使用可能會產生耐藥性，需要不斷加量”。這就意味著，安娜可能會一輩子都要跟這個病作斗爭，而他要一輩子跟安娜一起作斗爭。這不是一場有終點的戰役，這是一場看不到盡頭的馬拉松。

他能跑下去嗎？

他不知道。

那天晚上，李大為回到家，安娜已經做好了晚飯。紅菜湯，土豆泥，還有一份用烤箱做的雞肉。她穿著那條碎花圍裙，頭發用一根筷子隨意地盤在腦后，幾縷碎發垂在耳邊。廚房里彌漫著食物的香氣，餐桌上的蠟燭已經點上了。

看到這個場景，李大為的眼眶一下子就熱了。

他忽然意識到，安娜在用這種方式告訴他——不管檢查結果怎么樣，不管以后的路有多難走，她都愿意好好過下去。她不會放棄，所以她希望他也不要放棄。

“結果出來了？”安娜問，聲音平靜得不像是在問一件大事。

李大為點了點頭，把瓦格納醫生的話復述了一遍。安娜聽得很認真，聽完之后沉默了幾秒鐘，然后說了一句讓李大為沒想到的話。

“我知道了。吃飯吧。”

她坐下來，給李大為盛了一碗湯，推到他的面前。然后她自己也開始吃飯，一口一口地，吃得很慢，很認真，像是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李大為看著她，忽然覺得鼻子一酸。他端起那碗紅菜湯，喝了一口，酸酸甜甜的，跟安娜做的每一次都一樣好喝。但今天這碗湯里，多了一種他從未嘗過的味道——那是安娜的堅強。

一種安靜的、不張揚的、甚至有些倔強的堅強。

她不需要他的同情，不需要他的安慰，甚至不需要他陪她一起哭。她需要的，只是他能夠像以前一樣，坐在餐桌對面，把她做的飯吃完，然后說一句“好吃”。

那就夠了嗎？

李大為不知道。但他還是吃完了那碗湯，把碗底的最后一口也喝得干干凈凈，然后抬頭看著安娜，說了一句：“好吃。”

安娜笑了。

那個笑容很輕很淡，像一朵在風里搖搖欲墜的花，但它開了。

那天晚上，李大為做了一件他很久沒有做過的事情——他主動摟著安娜睡了。

不是那種小心翼翼、保持距離的睡法，而是結結實實地把她摟在懷里，讓她的頭枕在他的臂彎里，讓她的呼吸拂在他的胸口上。

安娜在他懷里安靜地躺了一會兒，然后輕聲問：“你不怕嗎？”

“怕。”李大為說，“但是我更怕你一個人害怕。”

安娜沒有再說話。她把臉埋進他的胸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像要把他的味道永遠記住一樣。

那晚安娜沒有說夢話，沒有打人，沒有夢游。她睡得很沉很沉，像一塊終于落地的石頭。李大為抱著她，一整夜沒有松手，胳膊被壓得又酸又麻，但他沒有動。他在黑暗里睜著眼睛，聽著安娜均勻的呼吸聲，心里在想一件事。

他在想，也許愛一個人不是要替她解決所有的問題，而是在她解決自己問題的過程中，一直陪在她身邊。不是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而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有恐懼、有軟弱、有猶豫的人，跟她一起面對那些不確定的未來。

沒有人知道這場婚姻能走多遠。李大為不知道，安娜不知道，瓦格納醫生也不知道。也許一年后安娜的病會惡化，也許五年后他們還是分床睡了，也許十年后李大為終于撐不住了，選擇了離開。這些都有可能。

但此刻，此刻安娜在他懷里安靜地睡著，沒有任何聲音，沒有任何動作，只是一個普通的、安靜的、像所有妻子一樣的妻子。此刻李大為摟著她，感受到她身體的溫度和心跳的節奏，覺得這一整年的疲憊和恐懼都暫時被壓了下去。

他說不清楚這種感覺是什么。不是幸福，因為他太累了，累到沒有力氣感受幸福。也不是滿足，因為他知道明天醒來一切問題都還在。這只是一種短暫的、脆弱的、轉瞬即逝的平靜，像暴風雨來臨前那種詭異的安靜。

但這種平靜，也足夠珍貴了。

第二天早上，李大為被鬧鐘吵醒的時候，發現安娜已經不在床上了。他揉著眼睛走出臥室，看到安娜在廚房里做早餐。她穿著他的那件舊T恤，光著腳站在灶臺前，正在煎雞蛋。陽光從窗戶照進來，把她的側臉鍍上了一層金色。

安娜感覺到他的目光，轉過頭來，沖他笑了一下。

那笑容里沒有陰霾，沒有恐懼，沒有任何不好的東西。就是一個普通的早晨，一個普通的妻子，對剛剛醒來的丈夫，笑了一下。

李大為靠在門框上，看著這個畫面，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想起了他們結婚那天，安娜穿著白色的婚紗，挽著他的胳膊走出教堂的時候，天空飄起了雪。莫斯科十月的雪，又輕又白，落在安娜金色的頭發上，像撒了一層糖霜。

安娜仰起頭看著那些雪，忽然說了一句特別不像她會說的話。

她說：“大為，你知道嗎？莫斯科的每一場雪都不一樣。有的雪是溫柔的，有的雪是瘋狂的，有的雪是悲傷的。但我們今天遇到的這場雪，是溫柔的。”

那天的雪確實很溫柔，落在皮膚上幾乎感覺不到涼意。

李大為不知道今天的這場婚姻，是哪一種雪。也許是溫柔的，也許是瘋狂的，也許是悲傷的。但他知道，不管是哪一種，他都已經站在了雪里。

而站在雪里的人，沒有退路，只能往前走。

“早安。”安娜說。

“早安。”李大為說。

他走過去，從背后抱住她，把臉埋在她的頭發里。安娜的頭發有洗發水的香味，還有一點點煎雞蛋的味道。這兩種味道混在一起，竟然不難聞。

“今天吃什么？”李大為問。

“煎蛋，面包，還有你最喜歡的那個牌子的酸奶油。”安娜說，“夠不夠？”

“夠了。”李大為說。

夠了。

這兩個字，在莫斯科的這個清晨，比任何情話都重。不是因為真的夠了，而是因為不管夠不夠，他們都只有這些了。這些就是他們的全部——一間不大的出租屋，一份不太穩定的工作，一種不太常見的病，和一份不知道能走多遠但此時此刻還存在的愛情。

這就夠了。

李大為松開安娜，走到餐桌前坐下。安娜把煎蛋和面包端上來，在他對面坐下。他們面對面吃完了這頓早餐，沒有說太多話，但誰都沒有覺得尷尬。

吃完早餐，李大為洗碗，安娜換衣服準備上班。出門之前，安娜走到李大為面前，踮起腳尖，在他嘴唇上輕輕啄了一下。

“晚上見。”她說。

“晚上見。”李大為說。

門關上了，屋子安靜下來。李大為站在廚房里，手里還拿著那個剛洗好的盤子，水龍頭沒關，水嘩嘩地流著。他看著那扇關上的門，忽然笑了一下。

他笑的是自己。

三十二歲的東北男人，在莫斯科的一間出租屋里，為一個俄羅斯姑娘洗碗，然后被自己蠢笑了。他想起自己二十歲的時候，跟一幫兄弟在路邊攤喝酒吹牛，說他將來要找一個什么樣的媳婦。他說要找那種溫柔體貼的，不會跟他吵架的，最好是南方姑娘，說話輕聲細語的，像水一樣。

他沒想過自己會找一個俄羅斯姑娘，更沒想過這個俄羅斯姑娘會在睡夢中差點掐死他。人生就是這樣，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么。你以為你選了一條路，其實是路選了你。

李大為關了水龍頭，把盤子擦干放好，換上工作服，出了門。

莫斯科的八月，陽光很好，空氣里有一種秋天即將到來的味道。他走在去餐館的路上，經過一條林蔭道，兩邊的白樺樹葉子開始泛黃，有幾片已經落下來了，踩在腳下沙沙地響。

他忽然想起安娜說過的另一句話。那是在他們剛在一起的時候，有一次他們坐在莫斯科河邊，安娜靠在他肩膀上，說了一句他當時沒太在意的話。

她說：“大為，你知道嗎？俄羅斯人有一個說法。如果你跟一個人一起經歷了冬天，那你就可以跟他過一輩子。因為俄羅斯的冬天，會告訴你一個人所有的缺點。”

李大為當時笑著說：“那我們以后要經歷很多個冬天了。”

安娜說：“也許吧。也許一個冬天就足夠了。”

他現在才明白安娜那句話的意思。一個俄羅斯的冬天，長到足以讓一個人看清另一個人的全部。寒冷、黑暗、漫長，所有在夏天藏起來的缺點，都會在冬天暴露無遺。你跟一個人熬過一個俄羅斯的冬天，你們要么分開，要么一輩子。

他們已經熬過了兩個冬天。

還會有第三個嗎？

李大為不知道。但他知道，如果第三個冬天來了，他還會像現在這樣，穿上最厚的羽絨服，戴上最暖的帽子，牽著安娜的手，一起走進那場風雪里。

不是因為他不怕冷，而是因為他更怕一個人站在雪地里，回頭看的時候，身邊沒有那個金色頭發的姑娘。

他加快了腳步，朝餐館的方向走去。后廚還有一堆菜等著他切，老板還在等他上班，日子還在等他去過。

不管是溫柔的，瘋狂的，還是悲傷的。

日子都在那里。

等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