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遭貶后，他的“朋友圈”都經歷了什么？

元符三年（1100），一葉扁舟沿江緩緩北歸。船頭站著一個白發老人，風塵滿面，卻目光清亮——他叫蘇軾，剛從海南儋州遇赦歸來。三年流落天涯，他以為此生再無北望之日，如今終于踏上了歸途。

然而歸途中，迎接他的不是故人重逢的歡宴，而是一個接一個的噩耗。秦觀已死于藤州，故交零落，而更多的朋友正散落天涯——黃庭堅在鄂州待命，張耒（lěi）剛在潁州任上，晁補之被召還朝，但很快再遭貶斥。那些曾在汴京西園里飲酒賦詩、揮毫潑墨的面孔，如今被黨爭的巨浪拍向國家的各個角落，再難聚首。

蘇軾演繹形象。來源：紀錄片《蘇東坡》截圖

蘇軾一生交友遍天下。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并稱“蘇門四學士”，是他的門生，也是他最親近的文友；米芾、佛印、李公麟等名士與他亦師亦友，在書畫、禪理、詩文的世界里往還唱和；就連章惇這樣的政治對手，早年也曾與他相交莫逆。然而當北宋新舊黨爭的漩渦將蘇軾一次次卷入深淵，他身邊的這群朋友也隨之被拋入風暴。有人為護他而被貶官流放，有人為自保而與他劃清界限，有人一生追隨、書信往來從未斷絕，也有人在政治傾軋中與他反目成仇。

師門同契：門下諸子的患難相隨

元祐元年（1086），汴京的春天格外熱鬧。舊黨當政，蘇軾被召回朝廷，身邊很快聚攏了一批年輕文人。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他們以師禮事蘇軾，但蘇軾從不以師長自居，而是以文友相待。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政潮翻覆，師徒幾人的命運也如風中轉蓬，各自飄零。

「黃庭堅」

在蘇門四學士中，黃庭堅與蘇軾的關系最為特殊。他比蘇軾只小八歲，才華橫溢，詩風自成一家，后來開創“江西詩派”，論輩分是蘇軾門生，論才力卻足以與蘇軾分庭抗禮。蘇軾曾評價他“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這話既是贊賞，也透著一絲惺惺相惜。

黃庭堅的厄運來得比蘇軾更晚，卻同樣沉重。紹圣元年（1094），蘇軾被貶惠州，黃庭堅也因坐元祐黨籍出知外州，此后數年間，他輾轉于各地，雖遭貶謫，尚能茍全。真正的致命一擊發生在崇寧二年（1103），當時黃庭堅閑居荊南，應僧人之請撰寫了《荊南承天院記》，轉運判官陳舉承趙挺之風旨，將此文上奏，誣指“幸災謗國”。趙挺之與黃庭堅早年在河北共事時便有嫌隙，如今執政當權，正好借機報復。黃庭堅因此被除名，羈管宜州。

黃庭堅行書君宜帖頁，宋。來源：故宮博物院

崇寧三年（1104），黃庭堅抵達宜州。這座嶺南小城潮濕悶熱，對年近花甲的人來說無異于流放絕地。他被安置在城中一處逼仄的民舍里，后來連這間民舍也住不成了——地方官不許他住在城中，他只好搬到城外的戍樓。這座樓后來被稱為“南樓”，便是黃庭堅生命最后一年多的居所。

然而黃庭堅在宜州的日子并非全然凄涼。他依然寫字、讀書、與當地人交往，甚至寫下了著名的《宜州乙酉家乘》。在這份日記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在困頓中保持從容的人：他記錄天氣陰晴、飲食粗細……偶爾也寫幾句感慨，但絕無怨懟之辭。

崇寧四年（1105）九月，黃庭堅病逝于宜州南樓，享年六十一歲。

黃庭堅身后，南宋高宗朝追贈“龍圖閣學士”，賜謚“文節”。但這些遲來的榮典，對一個在貶所孤寂離世的人來說，不過是身后虛名罷了。

「秦觀」

如果說黃庭堅的結局是沉郁的，那么秦觀的結局則帶著一種令人心碎的荒誕。

秦觀是蘇門四學士中命運最坎坷的一位。他性情敏感，才華橫溢，詞作婉約凄美，那首作于貶謫途中的《踏莎行》——“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至今讀來仍令人鼻酸。然而正是這種敏感的氣質，讓他在接連的貶謫中承受了遠超常人的精神折磨。

秦觀畫像。來源：《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紹圣元年（1094），秦觀因卷入政治派系斗爭出通判杭州，尚未赴任，又被劉拯彈劾“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在處州，他因“謁告寫佛書”被加罪，削秩徙郴州。從通判到監酒稅，再到削秩編管，秦觀的處境急轉直下。此后他又從郴州移至橫州編管——“編管”是宋代對官員最嚴厲的管制方式，形同囚徒。最后，他被“除名，永不收敘”，徙雷州。從江南到嶺南，從嶺南到海南對岸，秦觀被一步步推向國家邊緣。

在雷州，秦觀做了件令人動容的事：他自作《挽詞》。一個活人給自己寫挽詞，這不是文人習氣，而是一個被命運反復碾壓之人的絕望自陳。他在挽詞中寫道：“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字字泣血。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秦觀復宣德郎，放還北歸。他終于可以離開雷州了。然而命運跟他開了一個最殘酷的玩笑——他沒能活著回到中原。八月，行至藤州，他出游華光亭，為客人講述夢中所作的長短句，忽然索水欲飲，水送到面前，他笑視而卒。

一個一生寫盡愁苦的詞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是笑著走的。這笑容里有多少釋然，多少不甘，多少對命運的嘲弄，我們已無從知曉。

「張耒」

蘇門四學士中，張耒的文名或許不如黃庭堅、秦觀響亮，但他做了一件旁人不敢做的事——在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時候，公開為蘇軾舉哀。

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卒于常州。消息傳來，張耒正在潁州任上。他不顧政治風險，為蘇軾舉哀行服。這在當時是極為大膽的舉動——蘇軾雖已遇赦北歸，但元祐黨人的身份仍是政治上的原罪，公開為之舉哀無異于向當權者叫板。果然，言官很快彈劾，張耒被貶房州別駕，安置黃州。

蘇軾畫像。來源：《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宋史》的記載只有寥寥數語：“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于黃。”但正是這寥寥數語，道出了一個士大夫的擔當。

黃州，正是蘇軾當年被貶的地方。二十年前，蘇軾在這里開荒種地，自號“東坡居士”；二十年后，他的學生也來到了這里，卻連種地的閑情也沒有了。張耒在黃州的日子清苦至極，據記載他“食貧自甘”，靠朋友接濟度日。

崇寧五年（1106），張耒終于得“自便”——即解除管制，可以自由居住。他選擇回到陳州，在那里度過了生命的最后幾年。據《宋史》記載，他晚年“清貧以終”。

張耒一生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但他在最危險的時刻選擇了站在故師一邊。這種沉默的堅守，或許比任何慷慨激昂都更見風骨。

「晁補之」

晁補之是蘇門四學士中與蘇軾相識最早的一位。他十七歲時帶著文章去杭州謁見蘇軾，那篇《七述》讓蘇軾大為驚嘆，說了一句著名的話：“吾可以閣筆矣。”——有了你這樣的文章，我都可以擱筆了。這當然是獎掖后進的客氣話，但足以說明晁補之的才華給蘇軾留下了深刻印象。

晁補之的仕途與蘇軾的起落緊密相連。元祐年間蘇軾在朝，晁補之也入館閣，春風得意。紹圣以后章惇當國，晁補之坐黨籍出知齊州，此后累遭貶謫。徽宗即位后一度復起，但崇寧年間黨論再起，他又被列入元祐黨籍碑，出知河中府，后主管鴻慶宮。

名筆集勝冊-宋人山居對奕圖頁，宋。來源：故宮博物院

與黃庭堅、秦觀的慘烈結局相比，晁補之的命運算是四學士中最好的一個。他在崇寧年間退居巨野老家，修葺了一座園林，取名“歸來園”，自號“歸來子”——顯然是仰慕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在歸來園中，他種花蒔草、飲酒賦詩，過起了半隱居的生活。

然而晁補之終究沒能像陶淵明那樣徹底歸隱。大觀末年（約1110年），他被重新起用，最終卒于泗州任上。張耒為他撰寫了墓志銘，兩位蘇門弟子以這種方式完成了最后的告別。

蘇門四學士的命運，恰如一面棱鏡，折射出北宋黨爭下不同性情、不同選擇之人的不同結局。黃庭堅剛直不屈，死于貶所；秦觀敏感多情，歿于歸途；張耒忠厚守義，清貧終老；晁補之進退有度，雖未得善終，卻也算得了一個相對安穩的晚年。他們的人生軌跡各不相同，但有一條線始終將他們連在一起——那就是對蘇軾的敬重與追隨。在政治高壓下，這份師生之誼成了他們各自命運中最沉重的砝碼，也成了他們人格中最閃亮的底色。

塵外之交：風雅同好的冷暖際遇

蘇門四學士之外，蘇軾的生命里還有一群不以名分相拘、不以境遇相離的友人。他們或醉心筆墨，或超然方外，或肝膽相照，都在歲月里留下了一段與東坡相關的真切印記。

「米芾」

米芾與蘇軾的交情，純粹得只與書畫相關。米芾狂放傲世，人稱“米顛”，不戀官場權位，獨癡金石、硯石與筆墨，而蘇軾正是最能讀懂他狂狷之氣的人。元豐年間蘇軾謫居黃州，米芾不顧其罪臣身份，專程渡江拜謁，二人一見如故，終日品鑒法帖、切磋筆法、論詩談文，不知疲倦。

米芾行書拜中岳命詩帖卷（局部），宋。來源：故宮博物院

此后數十年，無論蘇軾身居廟堂還是遠貶蠻荒，米芾始終與之保持純粹的文友之交，不趨奉、不疏遠。蘇軾每得佳硯妙跡，必寄與米芾共賞；米芾新創書畫，亦第一時間報與東坡。二人不以官職論高下，不以境遇改交情，在宋代官場的傾軋之中，守住了一段不染塵俗的藝術知己情。

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自海南北歸，行至真州，與米芾最后相會。此時蘇軾已深染沉疴，暑熱侵身，仍強撐與米芾同游舟中、同觀名跡。米芾執手淚下，知此一別再無相見之期。

是年七月，蘇軾病逝常州。米芾聞訃大哭，悲嘆：“東坡仙去，世無復有斯人矣！”他將紫金硯奉為至寶，以示生死不負。米芾一生遠避黨爭，官至禮部員外郎，卻因狂放不為世俗所容，晚年出知淮陽軍，大觀元年（1107）卒于任所。他以“米氏云山”與縱逸行書名世，成為宋代藝術史上一座不可替代的高峰。

「佛印」

佛印禪師，是蘇軾半生憂患中最通透的精神知己。佛印名了元，博學能詩，機鋒迅捷，與蘇軾相識于杭州，此后三十余年，無論蘇軾窮達，始終以平常心相待。

蘇軾貶黃州、謫惠州、流儋州，屢經生死關口，佛印常以書信寬慰，以禪理解脫，助他放下得失執念。后世流傳“八風吹不動，一屁過江來”等趣談，雖多為后世附會，卻精準道出二人相處的坦蕩與默契。蘇軾在朝為官，佛印不攀附權貴；蘇軾淪為罪臣，佛印不避嫌疏遠。二人相交，不在俗禮，而在心境相通。

被貶的蘇軾演繹形象。來源：紀錄片《蘇東坡》截圖

佛印一生住持廬山歸宗寺、鎮江金山寺等名剎，道行高潔，不涉朝政，以出家人的清凈，守護著這份跨越世俗的情誼。元符元年（1098），佛印圓寂，時年六十七歲。遠在海南的蘇軾聞之悵然，嘆失一知音。

二人相交，不在俗禮，而在心境相通。正如當年“玉帶換衲衣”的佳話，換的并非財物，而是一份不隨時勢改易、不為境遇動搖的真心。

「李公麟」

李公麟是北宋白描第一人，曾繪《西園雅集圖》，將蘇軾、黃庭堅、米芾、秦觀等人吟詠談笑的盛景，定格為宋代文人的永恒意象。元祐年間，他與蘇軾同游汴京，詩文唱和，書畫相得，情誼深厚。

李公麟西岳降靈圖卷（局部），宋。來源：故宮博物院

李公麟性情沉靜，無心黨爭，專意繪事。元祐之后，舊黨遭貶，新黨執政，朝堂風聲日緊。李公麟不愿卷入派系傾軋，遂辭官歸隱，居龍眠山中，閉門作畫，不問世事。

筆記傳聞：蘇軾北歸途中，偶遇李公麟，公麟竟以扇遮面，避而不見。后世多以此責其薄情。然細考史料，此事真偽難定；即便屬實，也多是遠禍自保的無奈之舉，而非真心背棄。

李公麟一生不戀權位，歸隱后潛心繪事，終成一代畫圣。他筆下人物、鞍馬、山水，清勁淡雅，意境高遠，為宋代繪畫開一新境。

他未曾像張耒那樣公開舉哀，也未如黃庭堅那般生死相隨，卻以一幅《西園雅集圖》，將那段最美好的文人歲月永久留存。沉默與遠離，亦是他對舊誼的一種守護。

故交殊途：政局漩渦里的恩怨浮沉

蘇軾一生最令人唏噓的友情，莫過于昔日知己，終成政敵。在北宋新舊黨爭的巨大漩渦里，政見分歧被權力放大，私人情誼被派系碾壓，曾經同游共飲的故人，轉身成為朝堂上最嚴厲的打壓者，命運交錯，令人長嘆。

「章惇」

章惇是蘇軾一生最遺憾的故人。年少時，二人齊名天下，意氣相投，同游終南山，共論古今事，彼此引為平生知己。章惇果敢勇決，行事凌厲，蘇軾曾嘆：“能自拼命者能殺人也。”一語成讖。

王安石變法開啟黨爭大局，章惇堅定站在新黨一邊，仕途一路攀升。元祐更化，舊黨執政，章惇被貶外放，積怨日深。紹圣元年（1094），哲宗親政，新黨再起，章惇拜相，獨攬大權，開始對元祐舊臣殘酷清算。

王安石變法開啟朝堂黨爭場景演繹。來源：紀錄片《蘇東坡》截圖

曾經的摯友蘇軾，成為他重點打擊的對象。章惇以文字、政見為由，將蘇軾一貶再貶：自京師落英州，再貶惠州，最終直貶至海南儋州。在宋代，放逐儋州幾乎是置之死地。

儋州三年，蘇軾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與土著為伍，與風雨相伴，九死一生。而章惇在朝堂權傾一時，殺伐決斷，意氣風發。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政局反轉，章惇失勢，也接連被貶，最終死于貶所。

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自海南北歸，章惇由廟堂南遷，二人擦肩而過。章惇晚年眾叛親離，孤寂而終，被《宋史》列入《奸臣傳》。他與蘇軾的恩怨，早已不是私人恩怨，而是北宋黨爭最殘酷的寫照。

「曾布」

曾布與蘇軾早年同為嘉祐二年（1057）進士，因同朝共事常有往來，交情平淡，既非至交，亦無私怨。北宋黨爭風起云涌之際，二人處事格局高下立判。

浮雕捧印文官石刻，宋。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曾布深諳朝堂權術，處世圓滑世故，不愿固守黨派立場，常年游走于新舊兩黨之間，凡事唯權勢風向是從，屢次轉變立場以保全自身權位，一心謀求仕途通達。蘇軾始終堅守本心，不依附任何朋黨，只求朝政公允、體恤民生，這般坦蕩風骨反倒屢遭兩黨排擠，仕途坎坷多難。

為迎合當權勢力，曾布多次在朝堂附和打壓元祐舊臣，雖無章惇那般行事凌厲、直言構陷，卻常在緊要關頭推波助瀾，間接促成蘇軾與蘇門一眾文人接連遭貶流離。他不靠鐵血手段立足，僅憑圓滑周旋與私心算計，穩步攀升高位，最終官至宰相。

可他一生立場反復、趨炎附勢，不為士林所敬重。待到晚年政局更迭，曾布失去依仗接連被貶，最終落寞卒于貶所。他窮盡半生鉆營權謀，換得一時權位榮華，終究丟掉了士大夫立身的氣節與本心，徒留身后非議。

蘇軾晚年形象。來源：紀錄片《蘇東坡》截圖

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蘇軾在常州病逝，終年六十六歲。他走完了顛沛流離卻光輝燦爛的一生，也帶走了一個時代的文人風華。

蘇軾朋友們的仕途沉浮、人生選擇與最終歸宿，不僅映照出蘇軾本人的人格魅力與精神世界，更折射出北宋士大夫在黨爭夾縫中的掙扎、堅守與無奈。從汴京的繁華到嶺南的荒涼，從西園的雅集到貶所的孤燈，一條條命運軌跡交織在一起，拼出的不僅是一幅文人交游圖，更是一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生態縮影。

千年之后，我們重讀這些人與事，看見的不只是文人交游的風雅，更是風雨如晦里，依然不滅的風骨、情義與人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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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麗華：《蘇門六君子交誼考論》，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本文經“國家人文歷史”（微信ID：gjrwls）授權轉載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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