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俄聯盟與袁世凱的廢王之計

△ 朝鮮時期的袁世凱

明清時期，中國管理屬邦的模式是“屬邦自主”，不隨意干預屬邦內政、外交，只要求屬邦按期朝貢，借“禮法”羈縻屬邦，即可相安無事。對此，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中國與藩屬之間的往來，取決于等級制的名分秩序、朝貢貿易的經濟效應及儒家文化的思想傳播。如費正清所言，中朝宗藩關系看似松弛，卻可延續500多年之久，其中有許多國際法無法解釋的約束力。全海宗指出中朝宗藩體制的維持，乃出于朝鮮統治階層維護政治權力的考慮。曹雯指出，中朝關系堪為清朝藩封體制下的典范，而宗藩關系的基點在于清朝皇帝掌握了朝鮮國王的冊封權。宋惠娟也指出，清代中朝宗藩關系維持的根本原因，實為政治上的需求，并將“以小事大”作為朝鮮的保國之道。由此可知，中朝宗藩體制長久維持的原因，在于清政府允許朝鮮“屬邦自主”，不干涉朝鮮內政外交，使朝鮮的統治階層得以享受政治利益，卻不需擔心大權旁落。但在朝鮮陸續與歐美國家締結商約后，清政府的朝鮮政策轉向積極，朝鮮對中國的態度不如以前恭謹，使中朝兩國屢屢發生宗藩體制的禮儀之爭。如權赫秀指出，當時朝鮮外交是“兩截體制”，與晚清中國外交一樣是“一個外交兩種體制”，張啟雄也指出，中朝兩國原本是“無為而治”的宗藩關系，但因列強覬覦朝鮮，清政府不得不改采監國干涉政策，讓朝鮮亟欲脫離清政府。

學界對1886年“廢王事件”大多把關注的重點放在《朝俄密約》，如日本學者岡本隆司便以《朝俄密約》的締結為例，指出朝鮮在“事大”與“自主”之間的兩難及中、日、英、俄四國在朝鮮的外交角力，說明中朝關系的演進過程是包含西方國家與外國顧問等多方力量的角力。林明德指出自“廢王事件”后，朝鮮的反華意識加強，對宗主國產生一種敵對心理。宋惠娟雖未說明“廢王事件”之始末，但指出袁世凱威脅另立新王之舉，勢必引起朝鮮的恐慌和國際社會的關注，損害了清政府在朝鮮的形象，也嚴重傷害了朝鮮政府和人民的感情。呂萍認為袁世凱提出的“廢王之計”不失為加強中國宗主權的釜底抽薪之舉。可以說，過去研究多偏重于《朝俄密約》的締結背景及其失敗，較少注意袁世凱準備廢立國王的部分。本文將以“廢王事件”為例，討論朝鮮欲以俄國為后援，避開中日兩國爭奪朝鮮可能引發的沖突；袁世凱如何推行積極的朝鮮政策，阻止《朝俄密約》的實施，并借由皇帝對藩屬的“撤封權”，準備廢黜朝鮮國王，重整中朝宗藩體制。

一、組成朝俄聯盟的契機

1884年，朝鮮開化黨金玉均(1851—1894)、洪英植(1856—1884)等人發起“甲申政變”，宣布朝鮮獨立，實行君主立憲，并殺死閔氏戚族的主要大臣閔臺鎬(1834—1884)等人，另組新政府。在駐朝清軍的反擊下，朝鮮國王脫困，事大派重奪政權，金玉均等人亡命日本，使朝鮮國內反日情緒大漲。日本在朝鮮的影響力大為減弱，不得不采取“軍事退卻、外交進攻”的政策。同時，清廷內部也發生“甲申易樞”，由醇親王奕譞隱操樞府大權，大院君李昰應(1820—1898)又開始關說活動，希望能釋回朝鮮。李鴻章接受袁保齡“以父臨子”的主張，建議清政府釋回李昰應，避免日本與閔氏戚族挾制國王，穩定朝鮮政局。“甲申政變”后，中日關系極為緊張，朝鮮也隨之動蕩不安。以閔妃(1851—1895)為首的閔氏戚族擔心大院君回國報復，又擔心中日戰爭迫在眉睫，將危害朝鮮利益。為求自保，接受了朝鮮總海關稅務司兼外交顧問穆麟德(PaulGeorgvonM?llendorff，1847—1901)“聯俄拒清”的建議，轉向俄國求助。因而，派遣金鏞元等人赴海參崴，與俄國秘密談判陸路通商問題，欲邀請俄國保護朝鮮，初步確定了第一次《朝俄密約》的基本內容。

△ 李昰應（ 1883年于直隸省保定府 ）

清政府很快收到朝鮮聯俄的風聲，駐朝商務委員陳樹棠也移函詢問朝鮮國王，但金鏞元等人始終不承認密約之事。為了幫朝鮮與俄國穿針引線，穆麟德以外署協辦的身分，充任朝鮮訪日團的副使，暗中以徐相雨等人為代表與俄國駐日公使洽商，于1885年2月14日在東京秘密簽訂第一次《朝俄密約》。朝鮮求俄國保護、簽訂密約的消息很快引起國際間的注意。清政府要求陳樹棠徹查，懲處相關人員，北洋大臣李鴻章也決心加強控制朝鮮的內政外交。而日本、英國亦深感不安，日本擔心俄國趁機侵奪朝鮮，將失去進窺朝鮮的機會，無法奪得控制東北亞的門戶之鑰；英國則擔心俄國遠東艦隊南下印度洋，使其在阿富汗的軍隊陷入被俄軍南北夾殺的窘境。為與俄國爭奪阿富汗的戰略地位，牽制俄國在印度西側的軍力，英國于1885年4月15日派三艘船艦強行占領了巨文島(PortHamilton)，并表示要長期占領該島，建立海軍基地，阻礙俄國的遠東艦隊，是為“巨文島事件”。

“甲申政變”讓日本在朝鮮的勢力大減，遂以默認中朝宗藩關系為前提，鼓動北洋大臣李鴻章加強對朝鮮的控制。對日本外務卿井上馨(1836—1915)的建議，李鴻章幾乎全盤接受，如斥退穆麟德、重用金弘集與金允植(1835—1922)，并放棄中日合作方式，改由中國單獨進行。為設法阻止第一次《朝俄密約》的成立，李鴻章任命袁世凱為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加強控制朝鮮的內政外交，并釋回大院君李昰應，試圖利用大院君的威望，提升事大黨的力量，牽制閔氏戚族的親俄傾向。李鴻章的朝鮮政策雖能切中時弊，卻未顧及朝鮮本身的情況，不但輕忽了閔氏戚族的能量，也忽略了朝鮮長久以來黨派傾軋的問題，尤其是釋回大院君之事，引起閔氏戚族很大的憤恨，使朝鮮君臣對清政府的態度驟變，對中朝宗藩關系的鞏固實害多利少。

朝鮮政府先后照會英國駐朝領事和英國駐華公使，請求英國撤回船艦，并由美籍顧問德尼(Ow-enN.Denny)猛烈抨擊英國，要求交還巨文島，英國皆不理睬。北洋大臣李鴻章對英國占領巨文島之舉，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遷就態度，并主張“英暫據此備俄，與朝鮮、中國皆無損”，只是要求英國保全朝鮮，在事實上承認清政府的宗主權，并利用英國海軍的威勢，抑制俄、日兩國對朝鮮的野心。可以說，李鴻章的做法正是“以夷制夷”的均勢政策。1885年底，中英兩國屢經交涉，談判拖延兩年之久，英國要求總理衙門保證占領巨文島或不得讓其他國家占領朝鮮的領土。總理衙門以不占領“屬國”的土地為由，表示無法接受英國的條件，透過與俄國臨時代辦拉德仁談判，讓俄國保全朝鮮的領土主權，間接滿足英國的條件，讓占領巨文島的英艦盡快撤退。俄國之所以同意清政府要求保全朝鮮的條件，乃因明白英國占領巨文島之舉只是虛張聲勢，也了解若占領朝鮮，不但得不到任何好處，還將引來中、日、英的仇視。于是，俄國承認既成事實，不去觸及現有的中朝宗藩關系，并向英國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占領朝鮮領土”，以達到其在朝鮮的最大利益。

俄國同意保全朝鮮領土，英國也間接獲得了“別國不取巨文島及朝鮮他處土地”的保證，于是決定撤兵。“巨文島事件”告一段落，暫時緩解了列強對朝鮮的侵略，反映出中朝宗藩關系必須走向實體化的跡象，也凸顯了清政府干涉朝鮮內政、外交的必要性。受到“巨文島事件”的影響，清政府發現朝鮮已有二心，也了解中朝宗藩體制必須有所改變，于是任命袁世凱接辦“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加強對朝鮮的控制力，防止俄國染指朝鮮。在與英方交涉的過程中，閔氏戚族等人發現清政府的力量有限，連區區一巨文島的收回也曠日廢時，輕視之心漸起，態度已不如以往恭謹。甚至有人認為，清政府駐兵朝鮮時，不能管理軍紀，清兵隨意滋事，辱罵朝鮮官員，大損朝鮮國體，朝鮮與其指望清政府保護，還不如依靠美國更為妥當。由此可知，“巨文島事件”是圍繞朝鮮的各種矛盾激化的標志，顯示朝鮮開始成為這一時期東亞國際政治斗爭的漩渦。

二、袁世凱的《摘奸論》

穆麟德在中國工作多年，后獲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推薦，負責組建朝鮮海關。李鴻章本以為穆麟德能知恩圖報，維護清政府在朝鮮的利益，鞏固中朝宗藩關系。未料，穆麟德以協助朝鮮自主為己任，對朝鮮內政外交給予許多建議。他著眼于國際外交局勢，認為俄國、英國、日本與朝鮮已締結通商條約，可以對朝鮮實施共同保護的措施，排除清政府對朝鮮的宗主權。但“甲申政變”發生后，穆麟德排除了日本，主張朝鮮應引俄自衛，避免卷入中日兩國的紛爭，獲得中立地位，于是慫恿朝鮮國王與俄國聯盟，簽訂密約。也就是說，穆麟德的朝俄聯盟構想，看似出賣朝鮮利權，實則在執行清政府宗藩體制“屬邦自主”的政策。或許在穆麟德或金允植等人看來，“事大”與“獨立”完全不矛盾，反而是清政府背離了“屬邦自主”的基本方針。

在第一次《朝俄密約》流言紛擾期間，清政府采取了積極干涉的強硬立場，不但釋回大院君，也準備派兵移駐中朝邊境，警告朝鮮政府。朝鮮國王始終不承認朝俄聯盟的存在，朝鮮統理衙門也聲稱不知其詳，指出“金鏞元等潛赴海參崴，與俄私自立約，并未奉有教令，亦無外署公文”，所以該約即作為廢紙，并將責任全推給穆麟德，強調其從未受到朝鮮的指令，也沒有任何公文為證據，只是私人之間的談話而已。這期間，袁世凱負責護送大院君回朝鮮，并收到李鴻章的命令，要他密切注意朝、俄兩國是否有勾結的跡象，監督穆麟德盡快返回天津。對大院君獲釋歸國之事，朝鮮政府的態度冷淡，無人聞問。袁世凱要求朝鮮國王必須迎于郊外。朝鮮政府勉強派出官員迎接護送大院君的隊伍，而朝鮮百姓“絡繹來迎，父老多流涕者，由仁至漢七十里不絕于道”，可見朝鮮朝野對大院君的不同態度。1885年10月5日，朝鮮國王在崇禮門外迎接大院君。但袁世凱仍不放心，親自護送大院君回云峴宮，還特意叮囑：“不可多談公事，以為自保之計。”閔氏戚族仍到處搜捕、處死大院君的家臣；頒布《大院君尊奉儀節》，命令官員不可與大院君來往；檢查云峴宮的書信，控制人員出入，形同軟禁大院君。得知大院君的處境后，袁世凱要求朝鮮國王不得再迫害大院君及其隨從，但并未使大院君得到保護，反而讓閔氏戚族懷疑袁世凱袒護大院君的意圖，對清政府的態度也變得冷淡。

除了調和宮廷政爭之外，袁世凱密切注意與《朝俄密約》相關消息，得知穆麟德扮演了俄國引路者的角色。他發現俄國駐華公使韋貝(KarlWaeber)早就收買穆麟德，影響朝鮮政府的意向，并順利與朝鮮政府簽署《朝俄修好通商條約》。面對朝俄聯盟的情況，袁世凱先設法離間穆麟德與韋貝之間的關系，再向金允植反復剖析國際形勢，勸告其逐去穆麟德，否則《朝俄密約》一旦成立，朝鮮將淪為俄國的殖民地。袁世凱謁見朝鮮國王時，敦請其開除穆麟德，切斷朝俄聯絡的管道，并呈交《摘奸論》，要旨有三：一是揭發俄國借保護之名，收攬朝鮮兵權，欲將朝鮮置為殖民地；二是批評穆麟德只求己身富貴，不顧朝鮮安危，必須解職；三是重申朝鮮內政、外交雖可自主，但中國是上國，對朝鮮有保護之權。由中國代為平定“壬午軍亂”“甲申政變”就是最好的證據。朝鮮與中國唇亡齒寒，非其他屬藩可以相比。一旦俄國想染指朝鮮，中國勢必出兵，全力相爭。

袁世凱的《摘奸論》不只表達了他的個人意見，也可視作清政府重新整理朝鮮政策的基調。朝鮮先后發生了“壬午軍亂”“甲申政變”，甚至還派遣密使、尋求俄國保護，這表示過去宗藩體制的做法已無法保證朝鮮的秩序。而西方各國也質疑中朝宗藩關系的合法性，讓朝鮮產生輕視之心。因此，袁世凱認為，必須讓西方各國承認清政府的宗主國地位，并將朝鮮尋求自主的行為當作背棄宗主國的叛亂，進行鎮壓，證明中朝宗藩關系也同樣符合西方國際法的宗主國與保護國關系。袁世凱的建議與李鴻章的朝鮮政策不謀而合，頗受青睞。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凱為“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商務委員”，控制朝鮮的政經發展與外交活動，以達成中朝宗藩關系實體化的目標。

穆麟德被逐出朝鮮后，袁世凱發現“保護之說，固由朝鮮啟之，非俄人起意要挾也”。為實現中朝宗藩關系實體化的目標，袁世凱暗中維護大院君，打壓閔氏戚族，并動輒干涉政事，加強監視朝鮮宮廷，操縱朝鮮海關、電政、對外借款等事，甚至自比為朝鮮的監國大臣，或被當時在朝鮮的外國人士戲稱為“具有實權的下級”，大大折損了朝鮮國王的權威。對袁世凱的《摘奸論》及其高壓政策，朝鮮君臣當然無法接受，遂復萌異志，又開始醞釀引俄自衛，并掣肘袁世凱的行動，上疏請求總理衙門調換商務委員的人選。朝鮮親俄派官員閔泳煥(1861—1905)、閔應植、趙存斗等人也頻繁接觸俄使韋貝；朝鮮國王更秘密召回因第一次《朝俄密約》一案而被流放的金光勛等人，命其與俄國公使韋貝交往，使密結俄國的計劃再度啟動。除英國領事極力支持袁世凱之外，其他國家的公使或領事多批評袁世凱獨斷專行，難以相處。尤其是美國、日本兩國公使慫恿朝鮮自主，減少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達到開放朝鮮門戶的目的。

△ 穆麟德

三、廢王之計與第二次《朝俄密約》

1886年7月，朝俄聯盟締約的消息越傳越盛，8月1日袁世凱得到閔泳翊(1860—1914)的密報，確認了朝俄勾結之事并非空穴來風。不久，朝俄勾結之事為外界所知，英、日駐朝使節密切注意事件的發展；美籍顧問德尼不顧中國立場，竭力為朝鮮政府關說，斥為英人為“巨文島事件”捏造的謠言。袁世凱雖沒有明確證據，但認定朝鮮君臣欲拋棄屬邦之名、廢棄中朝宗藩關系，遂向李鴻章建議派北洋水師進兵朝鮮，并奉中國皇帝諭旨，罷黜朝鮮國王李熙(1852—1919)，另擇一賢明宗親改立新王，自可平息朝俄聯盟的隱患。袁世凱也提到，朝鮮政權轉換之際，雖可能引起內憂外患，但只要皇帝明降諭旨，再令大院君從旁輔政，就可恢復秩序，否則俄國若派兵赴朝鮮，中國將難以處置。

隨即，袁世凱向李鴻章報告說：朝鮮領議政沈舜澤(1824—1906)送密函給俄國公使韋貝，轉達俄國政府，請求保護。袁世凱勸誘閔泳翊抄出密函，緊急封鎖電線，拒絕俄使拍發電報，再以“如天朝震怒，將興大師問罪”為辭，威脅朝鮮政府，并命大院君赴宮，泣奏趙太妃(1808—1890，朝鮮翼宗之妻)，勸導朝鮮國王“索還文憑，查辦小人”。朝鮮國王大懼，派沈舜澤、金弘集等人拜訪袁世凱，與之抗辯，先否認有求俄國保護之事，再聲稱朝鮮國王及議政府皆不知有密函，所謂密函一定是小人偽造，應永遠作為廢紙。最后，朝鮮國王抵不過袁世凱施加的壓力，只好將負責與俄國公使館牽線的親俄派官員趙存斗、金嘉鎮等人逮捕下獄，領議政沈舜澤也主動辭職，自領罪咎，證明朝鮮國王沒有背棄上國之罪，這樣清政府便無法派兵問罪、罷黜國王。

對密函之事，許多人都將信將疑，尤其是密函內容有許多可疑之處，迄今未能確定其真偽。根據閔泳翊抄出的密函抄本，在年月上鈐有“國寶”(國印之字)，且“沈”字上蓋有圖章，不同于朝鮮一般公文格式。比較可能的情況是袁世凱與閔泳翊共同偽造，而朝鮮政府確實有遞送密函的舉動，俄國也確實收到了此類文書，很難說朝鮮君臣全然不知密函之事，只是其內容是否同于閔泳翊抄出的密函，那就不得而知了。李鴻章也不愿速作決斷，甚至懷疑袁世凱是否因事大派領袖金允植被貶，才會捏造密函，欲廢立國王，一解心頭之恨。為慎重起見，李鴻章電令駐俄公使劉瑞芬向俄國政府探查虛實，命丁汝昌率北洋水師巡弋朝鮮海面，以壯聲勢。從袁世凱的高壓政策與朝鮮君臣虛與委蛇的表現，可知朝鮮對清政府的向心力已失。袁世凱可能會鋌而走險，罷黜朝鮮國王李熙，改立大院君屬意的人選為新王，作為維護宗主權一釜底抽薪的妙計。

在朝俄雙方都否認的情況下，李鴻章決定息事寧人。袁世凱卻不愿罷休，指出朝鮮是中國屬邦，必須遵守宗藩體制“人臣無外交之義”的原則，不得擅與外國遣使締約，若引俄拒華、背棄上國，就要追究朝鮮國王的責任。與其讓朝鮮背叛中國，不如由北洋水師派兵500名作為問罪之師，趕赴朝鮮；廢去國王李熙的王位，并將李熙與閔氏押赴天津，聽候審查；改立大院君嫡孫李埈镕(1870—1917)，由大院君擔任攝政，遵行事大政策，使中朝宗藩關系更趨穩定。清政府雖認可袁世凱的看法，但因第二次《朝俄密約》的證據不足，也不能因朝鮮罷斥金允植，而遽興問罪之師、罷黜國王。李鴻章考慮到國際情勢，不敢輕易行動，先請駐俄公使劉瑞芬與俄國政府斡旋，約明此事作廢，再派陳允頤赴朝鮮，觀察大院君及其黨羽的動態。最后考慮到北洋水師的力量不足，又擔心引起列強干涉，李鴻章沒有同意袁世凱的廢立計劃，放棄了利用大院君牽制閔氏戚族的主張。隨著第二次《朝俄密約》與“巨文島事件”的解決，李鴻章延續“以夷制夷”的方針，采取聯俄制日、聯英制俄的政策，盡量排除日本、俄國在朝鮮的勢力。

△ 晚清時期日繪朝鮮地圖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凱的廢立計劃不是武力政變，而是以光緒皇帝頒布“廢位詔書”為手段，先廢去李熙的國王名分，逮捕李熙夫婦，送回天津，再由光緒皇帝頒發冊封詔書，另行冊封李埈镕為朝鮮國王。對于外國公使來說，袁世凱的做法如同紙上談兵，但他們不明白的是，所謂的“名分秩序”就是中朝宗藩關系的正當性基礎。清政府是朝鮮的宗主國，所以清朝皇帝是朝鮮國王的君主，自然可以控制朝鮮的王位繼承權。每一任朝鮮國王即位時，必先獲得皇帝頒發的“冊封詔書”，取得與皇帝的君臣名分，否則就不可稱為“國王”，只能稱為“權知朝鮮國事”。換言之，清朝皇帝的冊封，即朝鮮國王得位的正當性基礎。一旦清政府不允冊封，或收回朝鮮國王名號，就等于否認朝鮮國王得位的正當性。因此，朝鮮國王李熙若確定了“引俄拒華”的證據，就等于背叛了清朝皇帝，犯下“欺君背主”的罪行。清政府有權懲處，予以拏問。因此，袁世凱掌握密函后，便建議罷黜朝鮮國王，而這正是建立在中朝宗藩關系的君臣名分之上。

對朝鮮引俄拒華的原因，袁世凱指出朝鮮王妃閔氏不愿李昰應回國，怨恨中國多事，才會聯絡俄國。不過，朝鮮總稅務司墨賢里卻認為，朝俄密約乃是袁世凱行事驕橫的必然結果，并指出袁世凱屢壓迫朝鮮政府，朝鮮君臣不堪受辱，才會尋求俄國的保護。美籍顧問德尼也因袁世凱動輒威脅罷黜朝鮮國王，同情朝鮮王室的處境，遂與諸閔聯手合作，屢次向李鴻章建議撤換袁世凱，并暗中推動朝鮮自主運動，一手策劃了后來的“樸定陽事件”。英國與日本皆擔心俄國覬覦朝鮮，美國則不愿朝鮮市場落入他國之手。照理說，英、美、日三國為防止朝俄密結，應該要支持中國，但日本駐朝公使高平小五郎與美國駐朝公使福德(L.H.Foote)都不滿于袁世凱的處置，甚至連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也擔心會引發戰爭，所以請中國駐日公使徐承祖轉告李鴻章“謠言無憑，勿激成真”，勸告清政府不要故意威嚇朝鮮。

第二次《朝俄密約》曝光后，朝鮮君臣擔心清政府派兵問罪，非常不安，多次向袁世凱示好，又分別遣使向北洋大臣和禮部重申事大之志，絕無二心。袁世凱利用機會，徑呈遞《朝鮮大局論》等文，向朝鮮國王分析維持宗藩關系的利弊，強調朝鮮內憂外患不斷，無法自立，只能依靠中國庇蔭。若朝鮮欲背中國而自主，必遭歐洲列強吞噬，不如放棄自主虛名，受轄于中國，方能保存宗社。其次，重申中國以大字小之義，只期唇齒相固，不會吞并朝鮮。若朝鮮被他國所有，中國必將興師問罪，并要求起用金允植，留任外署督辦，扶持事大黨，建立親華勢力。最后，袁世凱指使外署照會各國，聲明朝鮮公文必有外署蓋印副署，否則視同無效。但各國反應冷淡，只有德國照覆而已。由此可知，各國駐朝使節多不認同袁世凱的高壓政策，也不能接受清政府掌控朝鮮外交權，尤其是美國最為同情朝鮮自主運動，遂有德尼策劃朝鮮遣使赴歐美各國之事，大大損傷了清政府對朝鮮的宗主權。

經過“廢王事件”后，朝鮮君臣不得不重新審視中朝宗藩關系，似乎更加親近中國，也似乎放棄自主的意圖，約束親美、俄、日的改革派官員。這些變化，讓袁世凱以為朝鮮君臣不再存有異志，遂向李鴻章回報朝鮮近況，語帶得意，認為朝鮮君臣經過“廢位風波”的打擊，已臣服清政府的權威，不敢另做他想。殊不知，朝鮮的謙恭態度，不過是假象而已。事實上，“廢位風波”中，袁世凱一味采取高壓政策，讓朝鮮君臣多憤恨不已，反華意識日趨強烈，自主運動的勢頭也更加熱切，中朝兩國對立之局面逐漸成形。在李鴻章的支持下，袁世凱仍留任商務委員，繼續監督朝鮮內政外交，讓朝鮮君臣倍感壓力。朝鮮自知力量不足，但借助有計劃地破壞事大禮儀，模糊了中朝兩國的君臣名分，間接削弱清政府在朝鮮的影響力，加速了中朝宗藩關系的惡化。（節選自《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7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