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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亮片枝蔓 (破壤) 長裙 Ag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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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發
《十面埋伏》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舞劇,楊麗萍把它定義為“舞蹈劇場”。在這部作品里,舞蹈只是其中的一種語言,還有戲曲、武術、剪紙、裝置、樂器、行為藝術等很多種藝術形式被她重新揉捏在一起,最終變成一種更多元的表達。“戲曲的鑼鼓點兒,打出了五顏六色的人生百味,剪紙也很了不起,剪出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意境……它不只是一部舞劇。”
所以當觀眾走進劇場,不用等作品開場,一種充滿“危機感”的氣氛早早就開始傳遞。
抬眼就能看見上萬把剪刀懸掛在舞臺上方。“它們在不停地動,還噌噌作響,像在念咒語,意味著一種危險。”這是楊麗萍很喜歡的一個意向。剪刀原本只是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一種工具,但經過復制和放大,它呈現出了更深層的寓意,壓迫、未知、危機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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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看著它,楊麗萍也會想起古希臘神話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或許藝術終究會把全人類的思想匯集到一處,這些懸在頭頂的剪刀,就像隨時掉落的命運。戰爭的危險,人性的危險,人與人之間互相埋伏的危險,都在這種視覺化的表達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不需要只言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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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到演出的下半場,又完全換了一種氣質。從一片,到千千萬萬片,紅色的羽毛鋪滿了整個舞臺,恰似從人身體中流淌出的血液。可以說它是“一地雞毛”,也可以說它“重于泰山,輕如鴻毛”。每場演出時,看到這一幕,楊麗萍心里都會生出不同感慨,她也想讓觀眾與她分享這份震撼。“它的視覺,讓人感受到危險的戰爭氣氛。”
這些視覺的沖擊,在《十面埋伏》里,都不是裝飾,而是敘事本身。最初編排這套作品時,楊麗萍就希望它能打破文化的隔閡,外國觀眾即使不知道兩千多年前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過一場影響了千萬人命運的楚漢相爭,也依然能從舞臺上感受到她的表達。“到國際上去演出,你要有國際的視野,而不只是說劉邦和項羽的名字。它不是在講一個故事,而是在講人類共同的、對戰爭的感受。”
她還記得這部作品在很多年前的那個緣起。那是 2015 年,外國的劇院主動發出邀請,他們需要一個來自東方的女性編導,編一個帶有中國特色的國風作品,適合在全世界演出。“當時也在戰亂,也有很多戰爭,我就想到了《十面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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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亮片枝蔓 (破壤)長裙 、紅色羽毛帽飾 均為Ag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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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亮片枝蔓 (破壤)長裙 、紅色羽毛帽飾 均為Agamo
現在十多年過去,世界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相似的情境里。更巧合的是,本來這輪巡演已經安排好一些國外的演出,連道具都準備起運了,沒想到突然傳來了戰爭消息,原本的目的地爆發沖突,他們最終沒能成行。
“我的作品都是有感而發的。”當歷史突然變成現實,這部作品的意義瞬間又厚重了起來。或許這正是藝術存在的原因,不管何時何地,人類總需要藝術家做出這樣的表達。
從 1971 年正式成為舞蹈演員到現在,楊麗萍在舞臺上走過了比半個世紀還長的時光。從最初表演一支舞,到現在用舞蹈映射世界,她做的早已不只是“跳舞”這件事。動作、人物、情緒…… 舞蹈中的一切都成了她與世界溝通的方式。她把它們放上舞臺,讓人們在燈光亮起的時候,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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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長
楊麗萍不會把自己的創作形容為一種“刻意的變化”,在她這兒,作品的轉向,更像生命走到某一個階段后,自然生長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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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年前的作品,有花、鳥、魚、蟲、孔雀、月亮……那時候年輕,喜歡這些題材。”最初被觀眾認識時,楊麗萍就像來自大自然的一個精靈,《雀之靈》《月光》《兩棵樹》,這些作品都帶著她鮮明的個人特質,她用自己的身體語言去表達自然和生命的悸動。
但即便是在創作的早期,楊麗萍也不滿足于重復。于是后來有了《云南映象》,她開始了創作上的轉身。她回到那些真正生活在村寨的普通人身邊,把原本散落在云南民間的各種肢體表達重新帶上舞臺,也第一次提出了“原生態”的概念。“祖先的傳統的東西,都開始流失、消亡,怎么能趕緊用舞臺的形式,把經典給呈現出來?”那段時間,她不再是舞臺上儀態萬千的孔雀,而是“變成了一個很傳統的人”,她自己知道傳統的意義,也想讓更多人看到它們,理解它們,然后傳承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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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依舊不是一個會完全停留在“傳統”里的人。“后來我又創造了一種樣式,叫‘衍生態’。”所謂“衍生”,不是簡單的復原,而是在傳統的基礎上繼續生長。她相信,真正有生命力的藝術,一定會不斷往前走。
所以楊麗萍后來的很多作品,開始出現更強烈的實驗性,《十面埋伏》正是其中之一。“它很不像我以前的作品,完全是一個大轉折,特別有力量。它不是花鳥魚蟲那樣,也不是只用歌舞表達情緒,而是變成了一種普世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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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觀眾眼里,楊麗萍似乎天然就擁有一種柔軟而空靈的東方氣質。但創作《十面埋伏》的她,卻覺得自己是時候要把視線投向更殘忍也更真實的人性上面。因為這是她生命軌跡的一部分,不只是她,這也是所有人生命軌跡的一部分。
“你在那幾十年里面,不停地去感受生命、感受社會、感受自然、感受人生軌跡,隨著這些的發生,你看藝術的角度也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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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再跳《孔雀》,看似還是當年那個最經典的形象,其實也不一樣了。楊麗萍把它做成了舞劇,擴展成了春、夏、秋、冬這四幕,象征人生中的生、老、病、死。在最新的版本里,她自己只跳“冬” 這一個部分,于她而言,孔雀不再是公主碰到王子的個體命運,它意味著塵埃落定和涅槃重生。“這一個更大的視野,不只是簡單地說孔雀有多美。”
《春之祭》也一樣。這部作品由俄羅斯音樂家斯特拉文斯基創作,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很多個經典版本里,“祭品”往往意味著被動犧牲。但到了楊麗萍這里,她把獻祭升華到了更廣義的生命層面,當舞臺逐漸縮小,舞者的空間越來越少,觀眾能看到的不僅是舞臺上的人在一步步走向命運和接受命運,更多的啟發終歸要落到自己身上: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和作品里的少女沒什么區別,人從一個細胞生長而來,終歸都要走向那個歸于寂靜的結局,無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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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要消逝,變成泥土。”赤裸裸地展示過這樣一場消逝,楊麗萍希望看到它的人能獲得更廣闊的自由,更懂得去奉獻,而不再是一味地索取。
從自然走向人群,從個人走向眾生,從生命最初的絢爛,走到生命最終的歸屬。以舞蹈為原點,楊麗萍看盡花開花落,她一直在跟著生命的指引,不斷向前。
與神對話
她不再只是站在舞臺中央的那個舞者了。
就拿《十面埋伏》來說,這是一部全男班的作品,楊麗萍作為總編導,在劇場里,屬于她的位置變成了控臺。每當場燈逐漸暗下,臺上的表演開始,她就進入了當天的工作狀態,仔細地觀察舞臺上的每一個細節,看演員的動作,節奏的偏差,然后一一記下它們,留待第二天做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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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很像她現在的人生狀態。她當然依舊是個能通過舞蹈給人帶來力量的舞者,但與此同時,她也在觀看,看舞臺上的變化,看時間如何從一部作品、一群演員,和一個人的生命里緩慢流過。
很多時候,她覺得真正影響自己的,始終還是自然。“我覺得每個季節都特別美好,人生的四個階段也一樣,特別美。”在她眼里,自然里的萬事萬物,擁有一種無法解釋的生命力,周而復始,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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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感知,也逐漸延伸進了她后來的創作。越往后,她越關注那些更本質的問題,比如生命為什么會開始,又為什么會結束。
就像她始終在關注的 “神性”。“在民間就說,誰能把孔雀舞跳好,這個人就離神性很近。”外人可能會以為孔雀舞難在技巧,但楊麗萍更在意的,是外表底下藏著的精神內核。那是一種無法被訓練出來的本質,更像一個人與自然、與生命之間建立起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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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越來越坦然地面對“謝幕”這件事。
新版《孔雀》舞劇的最后有一首歌,大意是在講述“這是一個無人的演出”。她很喜歡這種感覺。燈暗下去,演員離場,舞臺重新回歸空曠和安靜。“總是要落幕,總是要告別,總是要離去,總是要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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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謝幕,就像每一段人生。到今天,她越來越理解,消逝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但也正因如此,那些仍然存在的瞬間,就顯得格外珍貴。“謝幕有很多意味。”
于是現在的楊麗萍,就這么一場一場地繼續著屬于她的演出,縱使她知道每晚都要謝幕,但她不會因此就停止開始。
她始終在舞臺上,也始終在時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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