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帆：AI技術進步、就業、稅收與社保

題記：本文是北大國發院1994年6位創始學者之一的張帆教授2026年5月撰寫的專欄文章。

近年，以人工智能（AI）為代表的技術進步迅猛發展，未來可能在世界各國引起收入分配的變化。在長期技術進步成果被社會分享之前，可能存在一個短期的沖擊。這一沖擊一旦出現，可能引起一系列的緊迫的需要迅速應對的社會問題，引起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制度某些根本性的變化，需要事先做出預案。

目前的技術進步與就業的特點

歷史上，產業革命之初，機器的出現曾引起工人的恐懼，他們害怕機器會奪走他們的工作。然而，此后發生的情況是，機器替代了重復性的、危險的、勞動密集型的工作，使工人能夠轉換到更高技能的工作。在長期，機器的出現使生產率和需求都提高了，使工人的勞動形態和工作-休息時間都發生了變化，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機器出現初期的社會矛盾得到了緩解。

目前以AI為代表的技術進步的影響可以歸結為勞動替代效應和生產率效應。各國AI引起的生產率提高可能大于勞動需求的提高和工資的提高，并且使不同技能勞動者的競爭加劇，從而引起勞動份額的減少和貧富差距的加大。

AI通過提高勞動效率，替代勞動和創造新的工作，造成技術性失業（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其特點是：

1. 變化速度相對更快。

2. 財富的增加集中在少數公司手中。工作崗位的增加集中在高科技（AI 工程、數據科學）和低技術、低工資的崗位（服務業）兩極上，中間技術產業（編碼、辦公室職員）的工作減少，初級就業崗位減少。生產率的提高和工資增長脫節，財富可能相對集中在控制AI的資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手中。

3. 短期工作替代長期工作。工人需要不斷提高工作技能，工作的可靠性降低。

不過，由于AI在各領域的應用存在硬件上的限制（AI與物理世界的對接），AI技術進步可能在一些領域存在滯后，給政策反應留下一定空間。

AI技術進步引起的最大變化是勞動在生產率提高中的份額減少，非勞動份額增加。大量經濟學研究發現，生產函數中原來認為長期不變的勞動份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在顯著降低。Elsby et al (2013) 發現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勞動份額下降，原因包括為開發新技術用資本替代非技術勞動和美國供應鏈中勞動成分的外包。Karabarbounis and Neiman（2014）發現1980年以來信息技術使世界勞動份額下降，資本的相對價格下降，企業從勞動轉向資本。勞動份額的下降被認為是就業減少的根本原因。

稅收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應對

在短期，在生產力全面提高并被全民分享之前的過渡時期，社會必須對技術進步引起的就業問題做出反應。歷史上任何技術革命都會改變稅收對象和方式以及社會對此的認識和約定。稅收需要針對技術進步引起的生產力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做出必要的變化，根據生產力提高程度征收其中適當部分，并通過社會保障體系轉移給生產力提高所損害的社會群體。如果生產力大幅提高，這種稅收和轉移支付的數額和比例將是空前的。稅收和轉移支付的增加應在盡量減少對技術進步的損害和保護技術進步的受害群體之間權衡。需要注意的是，由于AI發展的復雜性和人類認知的局限，對技術進步征稅可能產生負面結果，需要謹慎處理。

稅收改革的原則是，鑒于廣義經濟租金增長快于工資增長的情況，減少把工作或勞動量作為征稅對象，這包括減少工薪稅以工人的繳納和雇主以工人為單位做出的貢獻等形式所征收的稅款的份額，增加對經濟租金征收的稅款份額。如果對減少的勞動量征稅，稅基可能隨就業的減少而縮小。把對勞動量征稅部分改為對經濟租征稅，租金包括壟斷利潤（例如平臺壟斷）、網絡效應等。這可以采取超額利潤稅、針對資本所有權和數據所有權的稅收等形式。

就稅收的各種形式而言，目前一些國家工薪稅針對工資征收，用于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和退休金，基于工資和勞動時間，由工人和企業分擔。該稅懲罰對工人的雇用。由于AI使工作時間減少，其稅基在未來可能減小。在技術進步的情況下，需要逐步減少對工薪稅的依賴。所得稅可以以累進稅率對資本所得征收。

在技術進步情況下，所得稅仍然是基本稅種之一，但需要調節對勞動和資本所得所征收的比率。

財產稅是比較穩定的稅種，AI在長期增加了固定資產的價值從而增加了稅基，但財產稅在一些國家在政治上比較敏感，可能需要增加給低收入的財產所有者的抵扣。

增值稅對增加的價值征收，可以隨附加值的增加而自動增加，對雇用工人是中性的，稅率可以是累進的。

直接對機器人和自動化征稅已經在少數國家開始討論甚至以某種形式出現。應對AI技術進步，未來的稅收組合中，工薪稅的比例應減少，增值稅、財產稅的比例應增加。增值稅可能逐步成為社會保險支出的主要來源。以上稅收應當適當，以不嚴重損害技術進步為底線。

傳統的社保體系假定就業是穩定、全職的，職業是畢生的，就業和失業的界限是清晰的。AI打破了這些假設，許多工人可能就業不足而不是完全失業。這種情況下，社會保障系統需要從以工作為基礎的、工薪稅作為資金來源的保障體系轉變為以個人為基礎的、以多種稅收為來源的能夠應付持續變動的體系。

社會保障應該主要以個人為基礎，追蹤個人而不是雇主、工作時間。保障應該是包括醫療保障、殘疾補貼、退休金和培訓津貼的一攬子社會保障體系。保障是面向全民的。失業保障不僅包括完全失業，也包括自動化引起的部分失業。工資保障應該鼓勵再就業。特別需要對入門性工作提供適當保障。需要建立有條件的有保障的最低收入水平，以尋找工作、參加培訓為前提。

社會保障應當在經濟波動中有一定的靈活性，在衰退時期加大保障的力度。例如根據失業率的變化自動調整失業保障的時限、金額。傳統的失業保障是為完全失業而不是工作緩慢減少而設計的，需要改革，以應對更長時間的逐漸的變化。

以上是針對世界各國的原則性論述。我國的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辦公室工作所占比例較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AI對就業的影響。我國的稅收以增值稅為主，已經建立全民社保體系的基本框架，這為應對AI技術進步引起的社會問題創造了條件。還需要研究社保體系資金來源的多元化，對就業形態的變化的應對和條件許可情況下保障水平的適當提高，并預先做出必要的準備。

以上改革被社會接受需要時間，這種接受往往是滯后的。比較來說，社保的擴展比稅收的改變更容易被社會接受，但考慮到二者資金來源和使用的關系，兩者的進展應當大體上同步。

技術進步的長期分享

勞動就業分享技術進步的成果是長期發展的可能性之一。

在長期，勞動就業分享新技術進步成果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1. 原有崗位工作方式的革新和工資的提高；

2. 新的工作崗位的產生。生產率的提高和工作時間的減少促使工人轉向新的具有創造性的工作崗位。掌握新技術的工人得到蛋糕較大的一部分；

3. 新產業的產生，從而創造新的就業崗位。

從世界各國的橫截面角度看，不同國家所處的技術水平不同，所對應的就業技術水平不同。國家間產業的流動涉及不同層級的技術水平的變換。目前一些發達國家所鼓勵的制造業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回歸，不可能發生在同一技術水平上，在產業向發達國家回歸的同時，必須在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基礎上提升技術，使回歸的產業與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和工資相適應，達到與發展中國家相同的單位成本，才能使回歸產業在發達國家生存。

在長期，就業崗位的調整是一個市場過程與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預相結合的過程。技術進步可以看作外來沖擊，崗位、工資相應做出調整，影響逐步波及整個勞動市場，經過工資和價格的調整和政府適當干預，達到均衡。這一過程包括崗位的短期調整，通過對高科技公司的投資而形成的收入分享，勞動市場對工資的調整使不受科技進步直接影響的崗位的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最后是工作崗位的長期調整，與新科技互補的行業和崗位的增加。

我們可以通過對行業生產函數的估算，劃分與科技進步互補-排斥的行業，采取不同的政策。

參考文獻

Acemoglu, D. (2024). The Simple Macroeconomics of AI — NBER Working Paper 32487.

Acemoglu, D., and P. Restrepo (2019). The Wrong Kind of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Labor Demand — NBER Working Paper 25682.

Elsby, M., B. Hobijn, and A. Sahin. (2013). The Decline of the U.S. Labor Shar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Werbrouck, J. M., (2021). “The Hypothesis of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Caused by AI-Driven Automation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Security Law” —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rabarbounis, L., and B. Neiman. (2014).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29, Issue 1.

Wang, P., and T.-N. Wong (202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33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