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歲 Cell 一作閆榮珍，十年深耕神經科學，她意外發現：反復獲勝竟能改變大腦結構

2024 年 10 月，閆榮珍帶著全家在外旅行，手機推送跳出來 —— 她以一作身份完成的那篇Cell文章上線了。她看了一眼消息，又重新投入和家人的旅行中。

「開心肯定是開心的，但投稿的時候對這篇文章已經有預期了，所以也沒有特別慶祝。」她說道，努力多年結出的果實，就這樣在平靜和幸福中抵達了。

這一年，她 32 歲。

從加入紐約大學林大宇實驗室到這篇Cell發表，剛好三年。三年里，她搭起了實驗室此前沒人用過的技術平臺，解開了一個關鍵機制問題，也在孕晚期繼續推進論文返修，并迎來了人生中另一場重要轉變 —— 成為母親。

往前推 10 年，她直博北大、又赴美做博后，到如今發表多篇頂刊，那些曾經的實驗失敗、疫情停擺、跨方向訓練的陣痛，都已經被她一寸寸走過。回望來路，輕舟已過萬重山。

圖源：dayulinlab

這次學霸菌有幸和閆榮珍聊了聊她生命里的這十年，和她從神經科學里學到的一切：經歷如何改變大腦，又如何改變一個人。

一只打贏的小鼠帶來的啟示

如果選擇現階段的代表作，閆榮珍會選擇 2024 年的那篇Cell。它像一條分水嶺，一端連著她過去十年的興趣與積累，另一端則通向她即將獨立展開的研究版圖。

這項研究關注的是行為學中的一個經典現象：勝者效應。簡單來說，就是動物在反復獲勝后，會更容易發起攻擊，也更容易再次獲勝。

圖源：Cell

在實驗中，閆榮珍觀察到，一只小鼠在反復戰勝同一品系的小鼠后，它不僅會對原來的失敗對手更具攻擊性，即使面對體型更大、看起來更難戰勝的對手，它也會更主動發起挑戰，甚至可能擊敗明顯更強的對手。與此同時，這些「勝者」在陌生場域中更敢探索，睪酮水平和體現優勢地位的尿液蛋白也明顯上升。

也就是說，勝利帶來的改變，并不只是「對手一出現就更兇」，而是泛化成一種更穩定的行為狀態。它們看起來更大膽，也更「自信」。閆榮珍猜想，反復獲勝的經歷，已經重塑了這些小鼠的大腦。

要驗證這個猜想，她最初有個樸素的預期 —— 如果小鼠的攻擊性隨獲勝經歷持續升高，那么相關神經回路里的突觸活動也應該呈現同步的增強。

但事情沒這么簡單。

課題早期，實驗室成員在腦切片記錄中觀察到一個有些反直覺的現象：腦切片上記錄與攻擊行為相關的 VMHvl 神經元，發現其興奮性突觸后電流頻率在最初獲勝的幾天確實明顯升高，可到了第 10 天，又回落到了普通小鼠的水平，矛盾的是，那時獲勝小鼠的攻擊行為恰恰處在最穩定、最顯著的階段。

「這個時候就解釋不通了。」她回憶，那是課題中非常頭痛的階段。

「這是一個異常的結果，你不能假裝它不存在，只能繼續去追問，這意味著什么？」

經過反復驗證和一系列新的實驗設計，她最終提出了一個多階段級聯反應的模型：VMHvl 接收的興奮性輸入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后杏仁核的長程投射，二是 VMHvl 內部細胞之間的局部連接。

在反復獲勝的早期，勝利首先增強后杏仁核到 VMHvl 的遠距離興奮性輸入；隨后，VMHvl 內部細胞產生大量局部新生連接。這些連接在第 1 到第 5 天達到峰值，到第 10 天明顯消退。但在這兩個階段的突觸重塑之后，VMHvl 神經元自身的興奮性已經被提高了。

換句話說，最初的勝利像一次火光，點燃了回路；在反復點燃后，神經元本身被改變了，「高攻擊狀態」被保留下來。

圖源：Cell

「行為是由大腦決定的，但是行為帶來的反饋，也會反過來重塑大腦」閆榮珍說道，這也是這項工作的核心意義。它揭示了重復經歷如何從短暫的突觸變化，逐漸變成穩定的細胞狀態，最后固定為一種行為傾向。

痛苦帶來改變

完成這篇Cell的過程中，閆榮珍突然意識到 ——過去十年她繞來繞去，其實都在問同一個問題：行為和經歷，是怎么重塑大腦的？

2014 年，她直博到北大周強老師的課題組，博士階段，她研究前額葉如何編碼恐懼與安全環境。她發現，小鼠前額葉里有一群神經元會在它進出「家籠」時改變放電模式：熟悉的環境激發了一種安全信號。

隨后，她的研究進一步聚焦于條件性恐懼和安全學習中的神經環路機制，尤其是當動物學會某一線索預示「危險不會發生」時，大腦如何主動抑制已經形成的恐懼反應。

在 2019 年發表于PNAS的工作中，她發現，來自腹側被蓋區（VTA）的多巴胺信號，可以作用于前額葉皮層中的 parvalbumin 陽性抑制性神經元，驅動條件性抑制過程，從而幫助動物在安全線索出現時壓制恐懼表達。

這個發現讓她開始更清楚地意識到：恐懼并不是簡單地被「遺忘」，安全也不是被動地恢復平靜。所謂「安全感」，同樣是一種被經驗塑造出來的神經狀態。新的經歷進入大腦，改寫了原有的反應模式。

閆榮珍與博導周強

2019 年她到匹茲堡黃焱華課題組做博后，參與一個圍繞「成癮/可卡因尋求行為與睡眠」的課題，這段經歷雖然短暫，又被疫情打斷，但為她補上了后來做Cell文章最關鍵的一塊能力：用電生理深入分析突觸和細胞的機制。

來到林大宇實驗室后，她的研究對象轉向攻擊、失敗、勝利、回避等社會行為。也正是在這個階段，林大宇實驗室的研究范式也逐漸從「哪個腦區控制某種行為」，轉向「當行為被經歷改變時，這條回路本身如何改變」。

除了自己主導的「勝者效應」研究，閆榮珍還參與了多個相關方向：一次失敗如何讓小鼠長期回避攻擊者，包括上個月剛剛上線的Nature—— 母鼠為什么會在哺乳期變得更具攻擊性以保護幼崽。

這些課題看起來對應著不同的行為：可以是勝利后的攻擊，可以是壓力后的退縮，也可以是創傷后的警覺，但它們最終都指向同一個問題 ——

經歷會重塑大腦，而被改變的大腦，又會影響個體之后如何經歷新的世界。

在林大宇實驗室時的閆榮珍

這一點閆榮珍自己也深有體會，在完成這篇Cell工作時，有一次，她把攢了兩三個月的老鼠蛋白樣品放到搖床上，卻因為沒有注意到那臺設備會升溫，導致所有樣品全部報廢。

「那種痛苦的感受，我現在都還記得。」她說，「但正是因為那時候的情緒太痛了，才會想辦法去避免它發生。」

現在，她做實驗至少留兩到三個備份，這個沒有寫進論文里的失敗經歷，重塑了她的科研習慣。

往前走，別回頭

如果把時間尺度拉得更長，閆榮珍自己的人生，似乎也在印證「重塑」這件事。

博士階段，導師周強給了她充分自由探索的空間。不過自由的另一面，是她很早就必須學會自己「handle」課題 —— 自己推進實驗，自己承擔選擇帶來的不確定性。

但這種訓練反而塑造了她獨立的科研方式：從一個現象追問，在不斷追問中發現新的問題，并主動把課題延展到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方向。

閆榮珍博士畢業時

后來到匹茲堡做博后，疫情讓一切停擺。她說，那是她職業生涯里很難熬的一段。

痛苦再次推向改變。她白天做實驗，晚上投簡歷，最終來到紐約大學林大宇課題組，因為面試時林大宇提到，自己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神經元在反復經歷后如何變化」—— 這恰好也是閆榮珍最想追問的問題。

而在 NYU 之后，一次更重要的重塑，來自成為母親。閆榮珍說，在有孩子以前，她是一個特別喜歡計劃一切的人，而孩子的到來，反而讓她對計劃外的事有了很大的包容度，也開始相信「計劃外的美好」。

另一個更明顯的變化，是她變得更加柔和，很多事都不再糾結和計較了。

生活照

這種柔和，也進入了她之后想研究的問題里 ——

她開始關心，那些在打架中，反復經歷失敗的「輸家」面臨什么樣的改變？是否會造成泛化的社會回避？甚至導致焦慮、抑郁等疾病？如果在挫敗中加入社會支持，它們會不會更容易恢復？

這個問題延續了她一直以來的主線。只是這一次，她關注那些更溫柔的敘事，正是一次次境遇的改變，塑造了她，也塑造了她獨特的學術品位。

恐懼驅動，還是愛驅動

進入神經科學，對閆榮珍來說一開始也有些誤打誤撞。但在博士階段，她第一次親眼看見在特定的行為刺激下，神經元就會發出電信號，黑暗中的大腦被點亮，那一刻屏幕前的她也被點亮 ——「以前總覺得大腦很神奇，沒想到它的活動就這么直觀地呈現在面前。」

十多年后，這個畫面仍然深深印在她的腦海，也就是那個瞬間，讓她做神經科學的心堅定下來，也陪她度過了后來無數個實驗失敗的失意日子。

她認為，科研是一個周期很長、風險很高、外部回報未必豐厚的職業。一個人從二十多歲開始，要把至少十年的時間投入到實驗室，而這十年其實也是一個人最美好的青春年華。

因此，真正支撐一個人走下去的，不能只是「我要讀博」「我要發文章」這樣抽象的目標。需要找到一個自己真的覺得有意思的問題。哪怕它不能立刻出結果，至少能讓你在一次次受挫中，仍然愿意回到它面前。

「你起碼要知道，在解決那些問題時，驅動你的是壓力和恐懼，還是好奇心和愛」她說，「如果是前者，那這種模式是很難持久的。」

「當然，一個能滋養你的環境，以及評估自己是否有承受科研不確定性的韌性，同樣重要。」她補充道。

閆榮珍說自己是活在現在和未來的人，不喜歡總是回望過去。這種快速 move on 的能力讓她沒有被過去困在原地，不過那些經歷過的勝利、失敗、痛苦和愛，早已悄悄長成新的神經元 ——

帶著她，繼續進入下一段人生。

* 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題圖來源：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