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頂住俄羅斯強大軍力的壓力,已經超過4年。這場戰爭表明,一種新的戰爭時代已經到來:軍事力量不再主要由坦克、軍艦、戰機等平臺數量決定,而是越來越取決于無人機、機器人、導彈和信息技術。這些才是如今真正關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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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方面堅持稱,自己已經吸取了這一教訓。政界、軍方、工業界,甚至歐盟委員會,都迅速宣布將防空反導、遠程導彈和自主系統列為新的投資重點。
“轉型”成了關鍵詞。工業界也在向這場新型戰爭的先行者學習,迅速加大對烏克蘭的投資,同時建立技術和產能合作關系,著眼于未來的防務發展。但如果唐納德·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進一步削弱對歐洲的軍事保護,歐洲要想威懾俄羅斯,僅僅采購新裝備還遠遠不夠。歐洲還需要從烏克蘭戰爭中吸取另外3個更令人不安的教訓。
采購方向需要調整。問題不僅在于買進新裝備,也在于淘汰舊裝備。如今“增加國防開支”很容易形成共識,但這種共識掩蓋了更棘手的問題。以英國為例,從其《國防投資計劃》遲遲未能發布來看,財政部顯然一直在抵制國防部追加預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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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歐洲,工業界和軍方高層都天然依賴舊式平臺項目。工業界依賴潛艇、戰機這類金額巨大、周期漫長的采購項目獲利;軍方高層則圍繞這些裝備構建軍種體系和職業晉升路徑。傳統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傳統本就是軍隊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波蘭的騎兵團——將裝備180輛新的韓國坦克——自視為當年波蘭揚·索別斯基麾下翼騎兵的繼承者,后者曾在維也納城下擊敗土耳其軍隊。
英國那些事實上已顯多余的航空母艦,則多少撫慰了這個國家對全球影響力衰退的心理落差。但如果不精簡軍備清單,浪費的不只是資金,還包括人力、管理精力,以及讓非傳統供應商——通常是小型高科技企業——帶來新思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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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舊裝備的負擔以及與之相伴的冷戰式軍事思維,仍在阻礙人們重新清醒地評估未來的防務需求。這種思維建立在應對蘇聯大規模坦克集群威脅的基礎上。結果是,歐洲始終難以明確:如果沒有美國,自己究竟該如何對抗一個試圖恢復舊有勢力范圍的俄羅斯。
美國主導的多域機動作戰模式,在美國掌控北約、并提供其大部分兵力和關鍵系統時,當然行得通。但如今北約正在瓦解;如果只能依靠自己,歐洲根本無力實施這種大范圍、諸兵種協同的作戰方式。更關鍵的是,歐洲其實也未必需要這樣做。烏克蘭人對此已有親身體會:2023年,在北約指導下發動的傳統裝甲反攻失敗了。
從那以后,烏克蘭并沒有再強烈要求盟友提供更多坦克,甚至也沒有要求更多戰機。這場反攻表明,在這個新的戰爭時代,防御已經占據壓倒性優勢。與2022年俄烏戰爭開始時相比,戰爭形態已經發生了多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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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需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自身的軍事戰略和作戰理論。它應當擺脫機動和增援的思路——也就是在北歐平原上展開復雜的空地聯合作戰——轉向前沿防御。現在真正需要的,是在東部邊境部署就地駐守的部隊和防御基礎設施,并配備適當能力,能夠在大規模進攻或滲透行動剛開始時就加以阻止。
這還應當輔以烏克蘭已經成功建立起來的那類自動化戰場管理系統,以及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正如烏克蘭“無人機主管”羅伯特·布羅夫迪所說,烏克蘭正在開創一種“新的戰爭學說”。烏克蘭已經放棄裝甲部隊作為獨立兵種的傳統角色,也正在突破步兵作為獨立兵種的概念。
烏克蘭將領已經意識到,如今守住地面陣地,依靠無人機小組和地面機器人,比依靠脆弱的士兵更有效。因此,北約那種由2萬多人組成的師級甚至軍級高級編制,正在失去現實意義。歐洲軍隊如果真想實現其所宣稱的軍事能力轉型及相關理論轉型,就必須準備進行組織重組。
在接觸線作戰中,烏克蘭采用了更加扁平的指揮控制結構,以大約110個旅為基礎。這些旅如今獲得了下放的資金,也擁有采購權,能夠把研發和生產周期從數月壓縮到數小時。而歐洲其他軍隊甚至還沒有開始嘗試這類在傳統觀念看來近乎異端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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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區域防空仍然需要更集中化的體系。烏克蘭正在部署自己的人工智能輔助、數據驅動型指揮控制系統。但歐洲面對無人機和導彈威脅的應對方式,依然如預料中那樣支離破碎:歐盟主要國家各自研發相互競爭的國家系統,英國則選擇與美國公司帕蘭提爾合作。
眼下,歐洲的天空對俄羅斯如今幾乎每晚都施加于烏克蘭的那類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幾乎毫無防護可言。對歐洲而言,沒有什么任務比建立自己的系統更緊迫了。這個系統應當在區域層面實現整合,并建立在集體指揮控制安排的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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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納這樣一套近乎革命性的議程,無疑是巨大挑戰。但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一份新的簡報指出,這項任務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行。不進行演變,并不一定馬上意味著災難。事實上,只要把資金——而且多半是借來的資金——投入到新裝備上,即便不改造舊體系,也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對這臺已經傷痕累累的俄羅斯戰爭機器形成威懾。
但歐洲幾乎所有經濟指標都在亮起紅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只是給新東西砸錢、卻不改造舊體系,這種做法很可能在社會和政治層面變得難以持續,民粹主義者也會借經濟不滿情緒擴大影響。如果歐洲竭力關緊門窗、防范弗拉基米爾·普京,最終卻反而讓他借助特朗普政府之力,推動更多“維克托·歐爾班式”人物在歐洲崛起,從而實現他所追求的支配地位,那將是一場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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