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盧燕：跨文化表演的實踐者

6月13日，第2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將終身成就獎授予盧燕。年近百歲的盧燕，在頒獎禮上依舊風采照人。

這一獎項所致敬的，不只是一位近百歲藝術家的傳奇人生，更是一段橫跨中國與世界、貫通銀幕與舞臺、連接表演與文化交流的百年藝術歷程。

過去一年多，盧燕在好萊塢星光大道鐫刻下第2811顆星，成為好萊塢星光大道華人授星史上最年長的獲星者；在紐約亞洲電影節獲得“開拓者獎”和“亞洲之星終身成就獎”兩項榮譽。前不久，她先后在美國亞太裔傳統月獲得“亞太裔卓越獎”，在北京獲評會林文化基金年度人物等。歲月并沒有使她從藝術現場退場，拍戲、配音、翻譯、演講、教育捐贈和文化交流仍在繼續。

因此，重新理解盧燕，便不應只停留在明星生涯、獲獎履歷和個人傳奇上。更值得討論的是：她如何以自己的身體、聲音、語言和角色，完成一種持續近百年的跨文化表演實踐；她如何在好萊塢銀幕、華語電影、中英文劇場和公共文化場域之間，塑造出一種既有中國根脈、又能與世界對話的藝術人格；此外，透過盧燕，我們得以重新思考：在今天的國際傳播與文明互鑒語境中，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如何以自身經驗走向世界，又如何在世界舞臺上守住文化主體性。

對筆者而言，盧燕并不只是研究對象，也是一位在長期接觸中逐漸變得具體而鮮活的藝術前輩。美國公派求學期間，經史依弘女士、何小青教授介紹，筆者有幸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包衛紅教授一同前往洛杉磯拜訪盧燕老師，由此與她結緣。

此后，盧燕老師成為筆者博士論文的重要研究對象。多年來，通過訪談、資料整理與共事經歷，筆者得以在文獻、影像和舞臺之外，從晚輩、學生和協作者的視角，近距離觀察她的生活日常、工作狀態與藝術判斷。

正是在這種觀察中，筆者意識到：盧燕的傳奇并不只存在于一部部作品之中，也存在于她近百歲仍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責任感之中。

從“梨園出發”到“上海成長”：跨文化表演的生成

20世紀20年代末，中國電影行業由草創期進入繁榮期。據《中華影業年鑒》記載，北京在1927年時專映或兼映電影、戲曲的影院共有14家，其中真光、中央、明星等大型電影院在《晨報》上刊登的影片廣告達310部，電影相關產業鏈開始出現。同年1月8日（農歷丙寅年臘月初五），北京京劇名伶李桂芬家中誕下一個女嬰，她就是后來享譽中外的著名影星盧燕。

盧燕的出生，仿佛恰好落在中國傳統表演藝術與現代電影文化交匯的歷史節點上：一方面，她承繼著梨園世家的文化血脈；另一方面，她的人生又將在電影這一現代藝術形態中展開，并最終走向世界。

1927年至1947年間，中國長期處于戰爭頻仍與政治動蕩中。少年時期的盧燕隨家人輾轉多地，她的生活、求學與成長經歷始終與時代變遷和國家命運緊密相連。正因如此，“家國情懷”與“文化傳承”不僅構成了她早期生命經驗的重要底色，也成為她日后藝術道路中持續回望與表達的精神源頭。

據盧燕回憶，兒時在北京，她與家人同外祖父、兩個舅舅一起生活在一座四合院中。這樣的家庭空間，也是她最早接觸戲曲藝術的場所。京劇大師李盛泉是盧燕的小舅舅，也是她的表演啟蒙老師之一。李盛泉每天早上都會用“唱”“念”“做”“打”將她從睡夢中喚醒，這樣的互動，也讓盧燕對京劇表演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局勢急轉直下，盧燕隨父母遷往上海。1938年，父親在抗日戰爭期間病逝，年幼的盧燕與母親相依為命。此時，李桂芬的手帕交、梅蘭芳夫人福芝芳憐惜母女二人的處境，邀請她們搬入梅公館同住。此后九年，盧燕在梅公館中成長，并拜梅蘭芳為“寄爹”、福芝芳為“香媽”。這段經歷，成為她一生藝術道路中極為重要的精神源頭之一。

抗戰期間，梅蘭芳蓄須明志，賦閑在家，他看到盧燕癡迷京劇，于是他便主動教導盧燕學習，這讓她有機會觀摩到最經典的梅派表演，包括面部管理、行為舉止、舞臺調度以及角色情感表達等。此外，在盧燕的整個成長過程中，她的母親李桂芬一直是她學習、生活的引路人。她在教導盧燕京劇表演的同時，會經常推薦盧燕去戲院或電影院觀看一些熱門的國產電影。

這些經歷使盧燕在潛移默化中汲取“百家之長”，培養了對角色和表演技巧的獨立思考能力。她的表演總在不經意間流露出東方神韻，使她與其他從未在中國生活過的華裔演員的表演輕易區分開來。

盧燕在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同時，也在不斷接觸新的社會思潮。在中學和大學時期，盧燕一直接受中英雙語教育。在課余時間，她和同學參演了《日出》《雷雨》等多部反映20世紀初期中國底層人生活辛酸與反抗舊社會秩序的新話劇。盧燕通過話劇表演不僅學到新的表演技巧，也有機會體悟到曹禺、老舍作品蘊含的“現代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譯意風”作為民族主義文化象征物之一，受到了中國社會各界的一致肯定。而作為同聲傳譯的“譯意風小姐”，則被認為是吸收西方現代科技來推動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白雪公主”。1946年，還在交通大學讀書的盧燕在一眾求職者中脫穎而出，應聘到了譯意風小姐的工作。

曾有報道宣傳希望借譯意風小姐的翻譯能力為中國電影爭奪國外市場，這使得“譯意風”在當時成了促使明日中國富強、文明的象征和標志，而“譯意風小姐”則成為溝通中西影像、語言與觀眾的重要媒介。作為大光明最受歡迎的“盧小姐”，盧燕并不只是把英文對白轉譯成中文，而是以聲音重新組織人物、情境與情感，使上海大光明的觀眾得以跨越語言障礙進入好萊塢電影的敘事世界。由此，她在真正走向好萊塢之前，便已通過“譯意風”這一特殊的都市文化職業，完成了早期的跨文化表演實踐。

因此，盧燕的跨文化性并不是一個后來被賦予的身份標簽，而是在早年生活中逐步生成的藝術能力。正是這些經驗，使她日后進入好萊塢、華語電影和國際舞臺時，能夠不僅“出演”角色，更能“轉譯”文化，生成跨文化表演的身份。

從好萊塢到華語電影：跨文化表演的實踐

1947年5月，盧燕和母親與梅蘭芳一家人在上海吳淞口碼頭依依惜別，前往美國與姐姐盧玉瑤一家團聚。在去往美國的幾年間，盧燕經歷了移民生活中最真實也最復雜的身份轉換。她曾是夏威夷大學的學生，也曾做過替人照看孩子的鐘點工、報社記者、普通話教師和出納等工作；與此同時，她也從一位未婚少女，逐漸成為三個孩子的母親。

談及一天除了照顧三個孩子，還需要打三四份工的歲月時，她的語氣始終平靜。她很誠懇地告訴我，這些經歷看似與表演無關，卻使她切身經歷了不同職業多重轉換。也因如此，她積累了對不同社會角色、人物處境和情感分寸的理解能力，為日后的表演注入了更深的生活質感。

1949年至1956年間，盧燕不止一次地報名參加群演或與表演相關的工作。這些工作往往辛苦、瑣碎，酬勞也十分微薄，卻讓她樂此不疲。她曾回憶，有一次作為群演參加拍攝，被要求穿著泳裝出鏡，從清晨五點便坐在沙灘上等待劇組指令，直到傍晚才得知劇組早已離開。影片上映后，她在畫面中只是遠處沙灘上的一個小黑點。這樣近乎荒誕的經歷，并沒有讓她退卻，反而成為她追夢路上珍貴的一部分。她曾在1959年題為《從上海到好萊塢》的報刊短文中自述：“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我的夢想永遠只是一個夢。”

轉機出現在1956年。因丈夫工作變動，盧燕舉家遷居洛杉磯。在丈夫和母親的支持下，盧燕前往加州帕薩迪納戲劇學院學習，成為該校首位華人學員。對于盧燕而言，這并不是一個年輕演員順理成章的職業起點，而更像是在多年等待之后重新開啟的藝術道路。

在1956年6月至1958年間，盧燕參與了多部當時大火的電影和電視劇。大多數情況下，她只是一位匆匆而過的路人，沒有展現演技的機會。然而，盧燕對每一次演出機會都抱著極為珍惜的態度，時刻記得梅蘭芳在上海臨別前的囑托“追求到家”。

漸漸地，她的認真和努力贏得了美國影視圈的認可。當時的好萊塢制片廠流傳著一句話：“盧燕準時到，盧燕臺詞好，盧燕一條過，盧燕能省制作費。”導演們給予盧燕一個親切的昵稱：“一條過的盧燕（One-take Lisa）。”每當需要塑造東方女性形象，而又沒有特別人物設定的角色時，片方首選的演員就是盧燕。

1959年初，穿梭于好萊塢各大片場的盧燕迎來了人生的新機遇，她在幾十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拿到了好萊塢大制作《山路》女主洪素梅一角，成為首位在好萊塢電影中擁有大量中英雙語對白的中國女主角。至此盧燕步入了好萊塢演藝生涯的黃金時代。

盧燕與電影《山路》導演丹尼爾·曼討論劇本

在早期好萊塢電影和電視劇中，盧燕的銀幕角色依舊難逃“龍女”“女仆”“蓮花”等好萊塢華人女性形象的基礎類型，但是盧燕一直在盡自己所能，嘗試通過敬業的表演態度、精湛的跨文化表演技巧對早期華人刻板印象進行著修正。

美國前總統、著名演員羅納德·威爾遜·里根稱贊她為“好萊塢的中國明珠”，著名作家亨利·米勒曾在一次采訪中評價盧燕將“美麗”“魅力”“華貴”“莊嚴”等集于一身，她的銀幕表演讓好萊塢看到了不同的華人面貌，女作家簡·莫爾贊賞盧燕的身上有一種自信迷人的東方女性氣質。

在文化隔閡的年代，“Lisa Lu”這一符號使美國主流社會對中國女性的陳舊觀念開始發生松動，促進了中美文化理解，縮小了東西方文化差異。這一綜合性的跨文化表演策略為盧燕在好萊塢的職業生涯注入了獨特的文化價值，使她成為同期難以復制的演員。

1965年間，有十七個國家的電影出品在世界電影市場，并獲得優秀的賣座成績，但其中沒有中國影片。基于這樣的社會背景，《董夫人》決定籌備拍攝。然而，由于“新人導演”“題材冷門”“經費不足”等現實原因，《董夫人》的籌拍與選角過程并不順利。唐書璇于是聯系到當時已在好萊塢嶄露頭角的盧燕。盧燕讀完劇本后，被董夫人這一人物深深打動，很快答應出演。

1967年6月，她推掉了好萊塢的工作，回到香港投入拍攝。《董夫人》的故事發生在中國古代山村。面對這一濃厚東方意蘊的角色，盧燕并未沿用當時好萊塢電影中較為外放、強調戲劇沖突的表演方式，而是有意識地回到中國傳統審美內部尋找人物的精神依據。她在表演上極度克制、含蓄，將情感深藏于舉止、眼神、停頓和身體細節之中；在人物塑造上，又融入了京劇表演中對于身段、氣息、節奏和分寸的把握，使董夫人的情感始終呈現出“發乎情，止乎禮”的內在張力。正因如此，盧燕飾演的董夫人并不是一個被動承載傳統倫理的女性形象，而是在沉靜外表之下具有復雜情感、精神壓抑和抗爭力量的人物。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盧燕的事業迎來重要轉折。她先后參演《董夫人》《十四女英豪》《傾國傾城》等電影，奠定了她在華語電影史上的重要地位。這一階段中，盧燕的表演呈現出一直反復穿梭于“連續性、夸張化的戲曲表演”和“切片化、內斂性的西方表演”的辯證統一新姿態。通過對時代背景、身份結構和情感邏輯的準確把握，她將角色還原到其所處的文化情境之中。此外，她尤其善于以細節建立人物氣韻：一個淺笑、一次挑眉，乃至手指擺動的方向，都賦予一定的東方審美意涵。

事實上，盧燕在跨文化表演中的創造力不但不會因為機械性訓練而受到限制，相反會獲得更大的創作自由，使得創新表演也獲得了更多發展自身特色的機會。通過盧燕的表演，我們不難發現跨越文化的表演不僅不會相互排斥，反而會形成一種相互印證、各取所長的關系。直至今日，她仍奔波往返于中美兩國，并在多部中外電影、電視劇和舞臺劇中出演角色，繼續跨文化表演的實踐。

從演員到譯者、文化交流使者：跨文化表演的拓展

如果說藝術表演中的盧燕，完成的是中國形象在世界影像中的可見與重塑，那么，社會表演中的盧燕，則以翻譯、制片、推介、教育捐贈和公共文化行動，持續拓展著跨文化表演的邊界。

作為中美藝術界的常青樹，盧燕對全球語境下中國及中國人形象的建構，產生了長達七十余年的影響。盡管盧燕曾多次在采訪中表示在她之后有很多演員在跨國表演中都取得了更大的突破和進展，但美國電影研究學者托尼· 威廉姆斯認為，盧燕開創了這樣一種獨特的跨文化表演風格，即在跨國的電影、電視、舞臺劇以及社會展演多個領域皆有所突破，而不是在某一領域成功后就局限于該領域，或者某一領域嘗試失敗后再去另一領域。

令人欽佩的是在這一漫長過程中她的明星形象在中美兩國都十分正面，皆將盧燕譽為“華人之光”“好萊塢的中國明珠”或“中美文化交流大使”。聯合國、中美兩國政府、媒體與民眾普遍認可盧燕的貢獻和榮譽。

自20世紀60年代起，盧燕便充分發揮雙語優勢，投身中外戲曲、戲劇與影視文化的譯介和推廣，成為往返于東西方藝術世界之間的“擺渡人”。1964年，她與母親共同創立“羅安琪國劇社”，身著戲袍演唱《汾河灣》《拾玉鐲》等京劇經典劇目，并走進南加州大學、斯坦福大學等高校講演和巡演，向西方觀眾展示中國傳統戲曲的程式之美、身段之美與精神內涵。

這種傳播并不是單向輸出，而是一種持續的雙向轉譯。

一方面，盧燕積極將中國戲曲、話劇和影視作品介紹給西方觀眾，推動《大鬧天宮》《雷雨》《日出》《德齡與慈禧》等作品進入國際視野；另一方面，她也長期致力于將西方優秀戲劇與影視作品介紹給中國觀眾，參與推動《洋麻將》《普萊颯大飯店》《小郡之秋》《音樂之聲》《米老鼠和唐老鴨》等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她所做的，并不只是語言層面的翻譯，而是文化語境、審美習慣、觀演關系乃至人物表達方式的重新組織。

1980年，盧燕將《拾玉鐲》《武家坡》《打漁殺家》《汾河灣》《蝴蝶夢》五部中國經典京劇劇目編譯成英文，并在美國結集出版為《京劇選譯》。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該書曾進入南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達特茅斯學院等高校有關中國戲曲、亞洲研究的教學閱讀體系。它的意義并不只在于完成了幾部京劇文本的英文轉譯，更在于使京劇能夠以較為系統、清晰、可理解的方式進入英語世界，成為海外觀眾和學界認識中國戲曲藝術的重要媒介。

1983年至1984年間，盧燕三次獲批進藏，拍攝介紹西藏人民生活的大型系列電視紀錄片，向海外觀眾呈現當地自然風光、風土人情。1987年，她擔任中美文化交流方面的特約記者，采訪并傳播中國文化。此外，她還以制片人、監制和文化推動者的身份參與《中國早期華僑對美國開拓的貢獻》《失落的古格王國》《小木屋》《縫紉女人》《侗族大歌》等作品創作，從不同角度呈現中國文化、華人歷史與跨國移民經驗。

盧燕的文化交流實踐，也與她早年所接受的中國傳統人格教育密切相關。回憶年少時隨梅蘭芳學習的經歷時，她告訴筆者：“梅先生的愛國精神和為人原則讓我深受感動。”梅蘭芳常教導她，如果看出別人有困難，不必等對方開口，應主動給予幫助。這樣的教誨，也成為盧燕一生待人接物的重要原則。她不僅在銀幕上塑造中國形象，也在現實中不斷扶助后輩、連接資源、推動交流。

她是較早發現并支持李安導演才華的人之一，也曾將鞏俐、陳沖、鄔君梅等華人電影工作者介紹給好萊塢；她協助中央電視臺首次報道奧斯卡，幫助上海國際電影節邀請國際知名評委，也曾長期為《環球銀幕》等雜志供稿，介紹好萊塢新片、電影人訪談與影視工業的新觀念。

這種文化責任感，也延伸到她與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深厚聯結之中。為了支持青年學子成長，盧燕設立獎學金和電影基金，修建燕云亭，并將自己多年積累的珍貴收藏和獎杯捐贈給學校。那些跨越中西影壇、劇場舞臺與文化交流現場的手稿、劇本、書信、照片和紀念物，不只是個人藝術生涯的留痕，更構成了一部可觸摸、可研究、可傳承的華裔電影人生命史。私人記憶由此進入公共檔案，個人經驗也由此轉化為面向未來的文化資源。

如果說這些經歷構成了盧燕跨文化實踐的公共面向。那么，與她共事的經歷，則讓我得以從一個晚輩、學生和協作者的角度，近距離觀察這位近百歲藝術家的日常工作狀態。

自2023年3月起，筆者有幸受盧燕老師邀請，協助其進行劇本英譯中的口述整理與文字錄入。近距離共事之后，我深切感到，盧燕并不是一位只被歷史回望的傳奇人物，而是一位至今仍保持高度自律、敏銳判斷和持續創作熱情的藝術家。

她每天都會安排較長時間處理劇本、閱讀新聞，持續關注世界變化與當代觀眾。為了提高效率，也為了不給他人增加負擔，她常常在正式口述之前，已先在心中反復推敲人物關系、臺詞語氣和情節銜接。等到我協助整理文字時，她的表達往往已清晰成形。這樣的工作方式，讓我看到一位近百歲藝術家對時間、對他人勞動，也對創作本身的尊重。

關于劇本選擇，盧燕老師并不只是憑個人興趣作判斷。她最常考慮的，通常有三個問題：作品主題是否符合當下社會語境，是否仍能與今天的觀眾發生關系；作品對于中國觀眾，尤其是青年人，是否具有積極啟發意義；作品在舞臺呈現上是否具有現實可行性。也就是說，她看待劇本，從來不是單純的文學閱讀，而是同時包含藝術判斷、觀眾意識和劇場實踐經驗。

確定劇本后，她會反復閱讀原作，細致梳理作者生平、時代背景、人物關系和社會環境。進入翻譯流程后，她尤其重視人物的規定情境：人物從哪里來，經歷過什么創傷，處在怎樣的家庭、階層和情感結構中，為什么在此處說話，又為什么在彼處沉默。她會將劇本中零散的人物信息重新整合，在腦海中形成連貫、立體的人物形象。

因此，觀賞她翻譯的作品時，能夠明顯感到，角色語言并非簡單從英文轉為中文，而是經過身份、時代背景和舞臺行動的重新校準。她追求的不是字面準確，而是人物準確；不是句子通順而已，而是讓角色在中文語境中真正“活起來”。

與盧燕老師日常相處，也能感受到她作為長者和老師的溫厚。她討論劇本時常常會詢問我的意見，關心年輕一代觀眾如何理解作品，也希望通過與年輕人的交流持續了解時代變化。與此同時，她會認真糾正我的英語發音，提醒我某個詞的語氣、重音和文化含義。她也常常對我說，如果生活遇到什么困難，一定要告訴她。這樣一句樸素的話，讓我感受到她對年輕人的關心并不止于工作上的指導，更是一種真誠的愛護與托舉。

正是在這些日常共事的細節中，我更加理解盧燕作為“跨文化表演實踐者”的真正含義。她的跨文化能力并不只體現在曾經走向好萊塢、獲得國際榮譽或塑造經典角色上，也體現在她今天仍然如何閱讀文本、理解人物、判斷觀眾、組織語言和面對普通年輕人。她的一生都在不同文化之間往返，而這種往返并沒有因為年齡增長而停止。相反，在近百歲的生命階段，她仍以高度自律、清醒判斷和持續勞動，證明藝術生命可以不斷延展，文化轉譯也可以始終處在進行時之中。

結語

盧燕常被譽為“東西方文化的橋梁紐帶”。這樣的評價，并不只是因為她是第一代從中國大陸前往美國好萊塢的電影人之一，也不只是因為她在國際影壇贏得矚目，是較早進入奧斯卡評價體系的華裔電影表演藝術家，曾獲得奧斯卡演員組華人評委和奧斯卡金像獎終身評委資格等殊榮。

更重要的是，她以一生的行動，連接著中國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與海外華人文化場域，也連接著電影、戲劇、翻譯、電視傳播和公共教育等多個空間，持續完成著中國文化與世界觀眾之間的意義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