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家庭還是事業——諾獎得主戈爾丁觀點介紹

10月9日，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獲得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諾獎官方對戈爾丁的貢獻描述為：“過去一百年，在許多高收入國家，職業女性的比例增加了兩倍。這是現代勞動力市場最大的社會和經濟變革之一，但性別差異仍然很大。20 世紀 80 年代，克勞迪婭·戈爾丁首次采用綜合方法來解釋這些差異的根源。她的研究讓我們對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歷史和當代角色有了新的、而且往往令人驚訝的認識。”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接受媒體采訪

戈爾丁關于女性職業發展的代表作是《事業還是家庭？ —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在這本書中，她按照“家庭”和“事業”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擁有本科學歷的女性分為五組。 最早的一組女性出生于十九世紀末，最晚的一組出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更年輕的一代還沒過生育年齡），深入研究了她們在事業、婚姻、子女等方面的情況，以及代際的演變歷程。 具體分組如下：

第一組女性最早追溯到一百年前，畢業于1900-1919（出生于1878-1897），她們在家庭和事業中二選一。在未生育的女性中，絕大部分曾經參加工作，而有生育的女性則很少就業。

第二組女性在1920-1945間大學畢業（出生于1898-1923）。這一組女性很多是一開始會參加工作，但當組建了家庭后則會退出勞動力市場。

第三組女性在1956-1965年間大學畢業（出生于1924-1943）。這一組女性是事業與家庭齊頭并進，并且很多女性即使在養育孩子期間會暫停就業，但在子女長大之后，依然會重返就業市場。

第四組女性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學畢業（出生于1944-1957）。這一組女性的特點是對事業的重視程度超過家庭。

第五組女性在20世紀80年代及之后大學畢業（出生于1958-1978）。這組女性汲取了第四組女性過于重視事業而錯失家庭的教訓，力求兼顧事業和家庭。

戈爾丁在書中描述了100多年來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從事業或家庭的二選一到兩者兼顧的過程。其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導致的職業需求從體力到腦力勞動的過渡，以及避孕藥的出現使得女性有了推遲婚姻和生育的選擇。

盡管高知女性兼顧事業和家庭的能力越來越強，她們的收入和事業成就仍然明顯落后于男性。戈爾丁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安排，而非職場上的性別歧視。

“貪婪的工作”描繪了這樣一種現象：愿意全天候和在辦公室隨叫隨到的員工會獲得豐厚回報。這些回報往往與投入的時間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時間，收益卻遠遠超過一倍。而無法在工作上投入額外時間的人，其工資也會不成比例地縮水。

如果一個人有孩子要照料或其他家庭責任要負擔，就很難在工作上隨叫隨到。而有孩子的女性，就需要重新選擇在時間上要求較低的職位，因此，即使按小時計算薪酬，所得的工資和那些“貪婪的工作”相比，也會更低。

在這本書中，戈爾丁寫道：“如果女性不為家庭隨時待命，她們自然可以從事時間長、報酬高、時間安排不可預測、晚上隨叫隨到、周末偶爾加班的工作，事實上，很多女性已經身體力行。對于剛畢業的女性大學生和家庭負擔較少的女性，選擇時間長、要求高的工作未嘗不可。可一旦寶寶降生，優先事項就會改變。基本的照護非常耗時，并且女性突然要為家庭隨時待命了。為了給家人提供更多方便，她們必須減少對雇主和客戶的服務。于是，她們往往減少工作時間，或者選擇靈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隨著孩子長大和日益獨立，這些責任會減少，而在這些時期，女性的收入相對于男性確實有所增長。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會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現，慢慢取代孩子減少的需求。”

戈爾丁等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女性未生育之前與男性的工資差距很小，但生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這通常被稱為是“母職懲罰”。由于女性比男性承擔更多照顧子女的責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后職業發展和收入增長都變得困難。

中國也有類似的研究。2021年7月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發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與經濟》一項研究表明，對中等收入家庭來說，從就業情況來看，在控制個人人力資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變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數量與妻子就業幾率存在負相關關系，而生育行為對丈夫就業幾率的影響不顯著。就妻子而言，與沒有孩子相比，有一個孩子使得其就業幾率下降約6.6%；而有兩個孩子，其就業幾率再次下降9.3%（與一孩狀態相比）。

具體到孩子數對母親工資的影響，既往研究給出了數據。2014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使用CHNS（中國家庭營養與健康調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調查數據，發現與沒有孩子的女性相比，一孩母親的小時工資率下降7%，二孩母親的小時工資率下降16.8%。

此外，從家庭收入來看，該研究發現，有一孩的家庭勞動力市場總收入下降約5.6%，有二孩的家庭其勞動力市場總收入再次下降約7.1%。

那么，如何縮小男女在職場上的收入差距？戈爾丁提出的解決辦法是降低工作的“貪性”，如果貪婪的工作不那么貪婪，而靈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個人都可以同時兼顧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會更加平衡，就業市場上也會有更好的性別平等。

戈爾丁的研究還顯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首先，受教育程度更高，結婚較晚，僅僅這一點就意味著這些女性生的孩子更少。一個簡單的時間機會成本模型會告訴你，如果一個女性的單位時間價值很低，也就是說，她們在外部勞動力市場上找不到收入豐厚的工作，那么待在家里，照顧孩子，生更多的孩子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如果她有一份令人滿意的高質量工作，那么她可能會盡量要更少的孩子。因此，僅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這一點，就會減少生育。撫養方面的情況也在強化這一點，因為在世界各地，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會給予的更多，這就意味著，養單個孩子要花更多的時間，孩子的數目就更少了。

中國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也顯示，按受教育程度區分的15-64歲婦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數如下：

小學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1.97個孩子，

初中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1.55個孩子，

高中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94個孩子，

專科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78個孩子，

本科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63個孩子，

碩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57個孩子，

博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63個孩子。

上述統計數據顯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降低生育率。但也有一個例外，博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數稍高于碩士，與本科學歷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數持平。

我在《人口戰略》第22章《生育減負和女性平權》提出了女性生育減負的一些建議：

一是普及托幼服務

對女性的職業生涯影響最大的是孩子的0~3歲時期，所以很多國家提供了普惠性的幼托服務，來緩解這方面的壓力。根據OECD Family Database的數據，OECD成員中3歲（不含）以下兒童入托率平均值為35%。有11個國家3歲以下兒童入托率超過50%，其中最高的盧森堡是63.3%，冰島達到了59.7%，荷蘭、法國、挪威、比利時等國家超過了55%。在中國，嚴重缺乏針對未滿3歲孩子的托兒服務。根據國家衛健委2021年的數據，0~3歲嬰幼兒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5.5%，遠遠低于OECD平均水平。現在很多家庭還是依靠老人來帶孩子，未來的老人可能并不那么愿意帶孩子，所以，大幅提高0~3歲孩子的入托率非常有必要。

二是推廣混合辦公模式

隨著互聯網技術中遠程會議、協同工作軟件的成熟，遠程辦公在技術上已經趨向成熟。亞馬遜、微軟、谷歌和蘋果都把遠程工作的模式常態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辦公的制度。2022年2月，攜程中國公司宣布全公司近3萬名員工將實行混合辦公制，允許員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遠程辦公。這是中國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攜程為代表的中國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積極嘗試混合辦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即不僅工作效率沒有下降，而且還大幅提升了員工滿意度。混合辦公模式可以讓家長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減輕本來很大的育兒壓力。特別是對于有小孩的女性員工，通過混合辦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省下幾個小時的通勤時間。男性員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和分擔家務。當然受益最大的還是職業女性，她們可以更加靈活地分配時間，更多地陪伴家人，從而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

三是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

如果僅僅延長女性育產假，不可避免會導致企業不愿意招聘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為了減輕職業母親生育小孩的后顧之憂，政府應承擔產假期間的用工成本。另外，建議出臺男女相對平等的育產假政策，這將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業和職業發展上的權益，糾正就業上性別歧視的現象。

四是引進外籍保姆

很多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和香港，通過引進外籍保姆的方式來降低父母的家務負擔，尤其是撫養孩子的負擔，這些保姆可以做各種家務，接送小孩，參與一部分陪伴和監督的工作。這些保姆大多來自低收入國家，如菲律賓、印尼等，普遍工資在4000元左右，不到中國同類保姆的收入的一半。引進外籍保姆可以讓很多家庭雇得起全職的保姆，可以降低父母在家務和培育孩子方面的負擔，降低父母尤其是母親的機會成本。

上述生育減負也有利于提高生育率。那么，提高生育率是否會導致女性地位下降？《人口戰略》一書認為，女性地位和生育率的關系不是單純的線性關系。如下圖所示，在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傳統社會，女性地位比較低，不得已生很多孩子。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女性地位和參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生育率下降。但是這種下降不是單向的，當社會進一步發展，女性地位和經濟獨立性非常高時，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不降反升。

部分國家女性工作率與生育率的關系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2018

圖中的U形曲線，展示了社會發展水平和生育率的非線性關系。很多低收入的國家和伊斯蘭國家，女性地位和女性工作率比較低，生育率比較高。像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女性地位和參加工作率屬于中游水平，雖然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較高，但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方式根深蒂固，所以結婚率和生育率非常低。北歐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參加工作比例都很高，而且生育福利很好，生育率就很高。例如，瑞典是當今世界公認的在確保性別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國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繼承法》賦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樣的繼承權，從而成為第一個宣布不論男女由長子（女）繼承王位的君主制國家。瑞典議會中，女議員的比例約占40%。另外，瑞典在20世紀80年代頒布了專門的《同居法》，承認同居關系的法律效力，規范國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為。近年來，瑞典生育率接近1.9，在歐洲國家中僅次于法國。

目前中國生育率和生育意愿過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無法兼顧職業發展和養育孩子。當代大量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并參加工作，很多職場女性無法兼顧工作與養育子女，最終導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個孩子。所以，以政策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職場發展的機會，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此外，取消中考和縮短學制也有利于女性生育減負。中考和高考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導致學生有2年時間用于復習和應付中考和高考。建議取消中考和縮短學制，實行十年免費義務教育。畢竟在擁有互聯網之后，學生不必死記硬背很多知識點，縮短學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則省下很多原本純粹因為復習迎考而虛耗的時間，就可以把基礎教育階段提速2年，16歲就能上大學，讓絕大多數年輕人在20歲時可以完成大學教育，提早兩年走上工作崗位。一部分人可以在22歲獲得碩士學位，提早2—3年走上專業類崗位。這既可以減輕社會和家庭的負擔，又可以讓年輕人尤其是女性有更多時間成家立業，從而提升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