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如今的丹江口水庫碧波萬頃，景色宜人，沒多少人知道，在水面之下還沉睡著一座曾被譽為“鄂西北小延安”的小鎮，草店。
草店聽起來雖然土里土氣，但在抗戰最艱難的歲月里，成為鄂西北抗日救亡運動的心臟，匯聚了無數熱血青年與進步力量，點燃了大后方的紅色火種。
然而，隨著1968年丹江口水庫蓄水，這座小鎮連同它的輝煌歷史，一同沉入水底，只留下地圖上一個名為“草店碼頭”的標記。
今天，咱們就打撈這段被淹沒的歷史，說說當年山河破碎時，草店為何成為“紅色燈塔”。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鄂西北成為抗戰大后方。此時，第五戰區司令部遷至襄樊，但襄樊地處前線，局勢不穩。而位于武當山北麓、漢水南岸的草店鎮，憑借其“山大而險要”的地理優勢和眾多可作辦公、住宿的道教宮觀（如遇真宮、周府庵等），迅速成為理想的后方基地。
更重要的是，中共湖北省委早已將目光投向這里。早在1938年夏，鄂北工委就在《鄂北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均縣武當山為我們游擊根據地”，并強調要“學習冀察晉邊區的榜樣，創造新的抗日根據地”。
武漢失守后，省委更一度計劃“以均縣為中心”，將草店作為戰略支點，為未來可能的全面淪陷做準備。
于是，從1938年11月起，一批批中共黨員、干部和他們領導的抗日團體，如潮水般涌向草店。
在短短半年間，草店匯聚了令人驚嘆的紅色力量，成立了不少團體組織。
例如由中共黨員趙石領導的湖北省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服務團，在武當小學開展農村動員。
由著名民主人士羅叔章任院長的均縣戰時兒童保育院，收容了500多名難童，在遇真宮內堅持教育與抗日宣傳。
還有設立書報閱覽室的草店文化工作站，陳列著《新華日報》《群眾》等進步刊物，組織兒童劇團在火星廟古戲樓演出，連李宗仁都曾親臨觀看并題詞嘉獎。
其他包括戰時教育工作促進會、婦女救亡促進會等各種團體，也在草店如火如荼地開展識字班、募捐、縫制軍袋等活動。
更令人吃驚的是，國民黨77軍副軍長何基灃在1939年1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后率部駐扎在草店北5華里的周府庵，在軍中建立中共秘密工委。第五戰區干訓團也在此開辦，1500余名學員中不乏進步青年，政治教官包括鄭紹文、石潭秋等中共黨員。
草店雖小，卻在這一時間段群星璀璨。國共合作、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難童、地方鄉紳……各方力量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團結一心，整個山鎮充滿了“延安式”的蓬勃朝氣。
然而，好景不長。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限共、防共、溶共”方針，政治風向驟變。軍統特務滲入五戰區，在草店開辦訓練班，監視、搜捕共產黨人。同年春夏，各抗日團體被迫解散或轉移，“保育院”遷往重慶，文化站、服務團相繼停辦。6月，留守黨員王述宏被捕，標志著“小延安”時代的終結。
1939年5月，隨棗戰役爆發，成功粉碎了日軍侵占襄樊的計劃，整個鄂西北并未成為敵后戰場，無法滿足建立武當山區抗日根據地的條件，鄂西北區委將重心轉向鄂中，草店的戰略地位從此下降。
1968年丹江口水庫蓄水，均州古城與草店鎮永沉水底。草店這個曾經的“鄂西北小延安”逐漸被人淡忘，但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西北黨組織為此付出的努力、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精神遺產深遠綿長：
它是鄂西北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播下的火種燃遍鄂豫陜邊區。
它是國共合作的典范，在李宗仁相對開明的治理下，實現了大后方難得的團結抗戰局面。
它是干部的搖籃，趙石、鄭紹文、林滔、江仲華等大批骨干后來奔赴鄂中，成為新四軍第五師和鄂豫邊區的重要力量。
它更是武當山腹地革命斗爭的策源地，即便在“小延安”衰落后，均縣南區黨組織仍堅持斗爭至1942年。
今天，當我們享受南水北調帶來的甘泉時，很少人知道丹江口水庫藏著一座“小延安”，草店。
如果你有緣看到這篇文章，請記住，歷史即便被水淹沒，革命精神不該被遺忘。
在民族存亡之際，丹江口草店這一座偏僻山鎮，因信仰與行動而光芒萬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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