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好的作品，主題完全可以是多元性的。
在當下的形勢來看，納土歸宋也不啻為好的主題，點的就是外部那些妄圖割據一方、背離大義的勢力。
《太平年》的編劇董哲曾闡述過創作理念，他說：“歷史劇不是歷史的簡單復述，而是要讓歷史的光，照進現實的窗。”
歷史上，錢弘俶的決定絕非一時沖動。吳越國自錢镠立國以來，始終奉中原王朝為正朔，這是一種深刻的政治智慧。到了趙匡胤時代，北宋的國力碾壓已成定局。錢弘俶去開封朝見，目睹了中原王朝的恢弘氣象，也感受到了宋太祖“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堅定意志。他帶回的，不是宋太祖的脅迫，而是一箱箱大臣們勸他抵抗的奏章——宋太祖將這些“勸反信”全部交還，以示坦誠與信任。這是一種更高明的政治姿態。
《太平年》將這一過程細致呈現。劇中的錢弘俶，內心經歷了劇烈的掙扎。一面是祖宗基業，是追隨自己多年的臣屬的身家前途；另一面，是連年供養軍隊的沉重負擔，是萬一開戰必將生靈涂炭的慘烈未來。他的選擇標準，回歸到了吳越國最初的立國之本——“民為貴，社稷次之”。茍不能懸解，當去國存民。
用現代的話說，就是當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集團利益與人民利益發生根本沖突時，什么樣的選擇才稱得上“知大義”？這部劇沒有空喊口號，而是把錢弘俶放在火上烤，讓他去權衡、去痛苦、去抉擇。最終，他以犧牲一個家族王權的代價，換來了千萬百姓的太平。 這個邏輯，清晰得可怕：無論你手握多少財富，擁有多大勢力，都必須回答“為了誰”的問題。
因此，也有觀眾認為這部劇的主題是君王自覺（視頻號“松間書店”），即君王是否愿意為了百姓福祉，抑制政治野心。我覺得這點可以成立。
證據不僅僅有錢弘俶的納土歸宋，更有郭威傳位給柴榮的原因——他的所有親生兒子已被后漢隱帝劉承祐誅殺，導致沒有成年親子可以繼承皇位。在柴榮身上也可以看出這個主題的意圖，這一點一方面體現在他的戰爭上，他打戰的原則是看能不能換來和平，能不能壓縮混亂的周期，而不是為了個人威名。另一方面也體現在他在自己時日無多的時候將黃袍贈予趙匡胤上（電視劇情節，非歷史），這一行為的意圖就是讓有能者得天下，即便他有兒子也不搞托孤。將天下與百姓視為可以追逐之鹿，從后梁后唐后晉到后漢的歷史證明，奪得九五之尊也不見得能傳給自己兒子，那么為此犧牲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君王必須思考奪得天下的目的是什么？專天下只會帶來惡性循環，必須與百姓、士大夫、權臣等共天下才能良性循環。錢弘俶面對胡進思廢了錢弘倧時說：“這江山不是我們錢家一家的，胡令公該有你的一份。水丘家也該有他們的一份。”胡進思當場嚇得腿軟，撲通跪下連連認錯。錢弘俶卻擺擺手，語氣很平靜：“我今天饒你，不是為了保胡家，也不是為了保水丘家。我是為了整個吳越國。”就這一句話，胡進思徹底看明白了眼前這位大王。當兩人手牽手走出府門時，胡進思帶著一眾大臣，當場表態：愿誓死追隨大王，為吳越盡忠。從此胡進思再無二心。真正的太平，不是誰怕誰，而是彼此把江山當成了共同的家。權臣中真正能動亂天下的是武將，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從此北宋王朝開始與士大夫共天下。
馮道也是個例子。他號稱十朝元老，四朝不死，歐陽修、司馬光對他評價都不高。但如果我們只用忠節評價馮道，恰恰沒有以五代十國最殘酷的現實為根據。五代十國是個以生存為第一要務的時代，不是價值觀辯論的時代。馮道始終把政權能不能繼續運轉，百姓能不能繼續活著放在個人道德表態之前。他不熱衷于站隊，不沉迷姿態，不把我是誰的人看得高于整體秩序。他認為如果連基本的官僚秩序、賦稅系統、農業生產都維持不下去了，那談任何細節都是讓百姓替上層完成精神表演。馮道身上體現的恰恰是一種非英雄型的政治智慧，他把皇帝從歷史想象中拽回到沉重的現實成本中，不能為了成就帝王的雄心，用天下大義氣節去覆蓋具體代價的時代，用百姓的命兌換帝王個人的歷史形象。
經過亂世，帝王或許能夠自己覺醒，但是進入太平年之后的后代君王們還能如此覺醒嗎？但是進入太平年之后的權貴們還能如此覺醒嗎？不能。權力的背后是利益，不管是誰都不是圣人，面對利益不會自覺甘愿分享的，因此，封建王朝總是擺脫不了三百年的歷史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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