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期，中國傳媒大學調整16個本科專業的舉措引發廣泛關注。該校黨委書記廖祥忠回應稱，這是自2018年起持續進行的系統性專業優化，旨在布局智能影視等交叉學科專業，主動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變革挑戰。
大規模撤銷和調整學科專業并非個例，它不僅是高校適應人工智能發展的主動選擇，更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深層次改革的縮影。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圍繞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國家戰略需求協同育人。不僅如此，“十五五”規劃綱要中，對優質本科擴招與研究生規模擴大，也明確提出以理工農醫專業為主的導向。中國傳媒大學的學科專業優化，精準契合了2023年以來國家層面推動的學科專業改革核心方向。
2023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委印發《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明確提出到2025年完成20%的專業結構調整目標。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便是適度壓縮部分人文社科、藝術類專業，重點增設理工農醫類、交叉學科與前沿新興學科專業。
改革的核心目的，一方面是“頂天”，即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堅實人才支撐；另一方面，是破解人才供需結構性矛盾。受多重因素影響，高校擴招二十余年來，一些院校更傾向于開辦辦學成本較低的人文社科、藝術類專業，外語、管理、法律、藝術類專業一度“遍地開花”。相關監測數據顯示，理工農醫類專業畢業生就業整體表現優于人文社科與藝術類，但在二十多年高等教育快速發展中，理工農醫畢業生占比下降近20個百分點，人才供給結構性失衡問題日益凸顯。
就業是復雜的系統性社會問題，但教育系統必須正視并反思人才供給與市場需求錯位的矛盾。《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也對提升人才培養適配性提出明確要求。中國傳媒大學對翻譯、攝影等專業的調整，正是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沖擊下相關行業前景變化的主動回應。要看到，人才培養本身天然滯后于產業與技術發展，而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讓這場學科專業改革面臨更復雜、更嚴峻的挑戰。
專業與職業本不是絕對的一一對應關系，“學什么不干什么”是就業常態。美國曾有一項調查顯示，本科畢業生中，73%的人沒有從事與自己所學專業相關的職業。在技術迭代加速、產業形態快速更迭的背景下，專業與職業的對應關系更加模糊。
廖祥忠指出，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比我們預測的還要快”。高校專業設置與調整通常以“年”為周期，而人工智能技術與產業變革可能以“月”甚至“周”為單位演進。這不僅體現在產業對人才具體技能需求上的變化，更進一步來看，人工智能正在系統重塑，甚至顛覆產業。
學生入學時選的“熱門專業”，四年后畢業時對應的行業可能已發生劇變，甚至走向萎縮。受近幾年房地產行業影響，土木專業的“跌落”還歷歷在目。當人工智能重塑乃至重構所有行業時，單純基于當下產業圖景設置專業，其滯后性與風險性被無限放大。
從最末端開始，人工智能將逐步替代各個行業低層次、重復性的工作崗位，大家熱議的翻譯只是較早被影響的職業之一，事實上當下從事初級崗位的碼農正在被批量替代，這就意味著指望依靠某個“一勞永逸”的專業實現長期穩定發展已不現實。我們又該如何面對？
首先，要加快學科專業設置調整的步伐，盡可能跟上產業變化。但和學科專業調整相比，更重要的是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即走出狹窄的技能化培養模式，轉向塑造學生可遷移的底層能力與核心素養，“以不變應萬變”。
要培養學生扎實的知識與技能的遷移能力，其中，以數理為代表的基礎的知識結構與邏輯思維能力尤為重要，它為學生快速更新知識、適應技術變革、實現能力遷移提供最堅實的支撐。在這一過程中，獨立思考，或者說思辨能力尤為重要。
其次，要持續學習，而非寄望于某個專業帶來終身“鐵飯碗”。當然，所有的改革最后落地、做實，還需要教師，也就是說最大的挑戰在于教師，我們的教師能否勝任？能否主動革命？
專業調整和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不僅是傳媒類高校的改革課題，更是新時代中國高等教育必須回答好的時代命題。
本文原發表于《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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