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趙超構（林放）早年任南京《朝報》編輯、重慶《新民報》主筆，是中國著名新聞記者、專欄作家。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等職。他的成名作就是《延安一月》。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延安，寫就《西行漫記》，中共及其領導下隊伍和邊區情況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在中外的要求下，1944年2月，蔣介石同意組成“中外記者參觀團”前往邊區采訪。國統區記者趙超構有幸參加“中外記者參觀團”，與中外記者一起集體探訪延安。
1944年5月17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21人自重慶出發奔赴延安。此后，部分記者陸續單獨或集體采訪了毛周朱等人，并與延安文藝界人士、邊區政府工作人員以及工農兵群眾廣泛接觸。
期間，中外記者參觀訪問了邊區政府、報社、農場、兵工廠、學校、醫院、托兒所等處，對邊區情況進行了比較全面地了解。7月上旬，趙超構返回重慶后，憑對延安的觀感、記憶與理解，寫下了十余萬字的長篇通訊《延安一月》，分別在《新民報》連載。1944年11月集結成書出版引起轟動，1945年1月再版。
《延安一月》生動地描繪了延安等地各界人士熱火朝天、團結緊張的生活場景，介紹了邊區人民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面貌。還描寫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賀龍、葉劍英、王震等領導人物，還采訪了在國統區廣受關注的丁玲、陳學昭、陳波兒、范文瀾等知名人士，真實地介紹了他們的生活狀況，使那些謠言不攻自破。
然而，在經過對延安的深入采訪后，趙超構發現延安的報紙，只有《解放日報》和《群眾報》兩種。而且，“延安有許多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比如魯迅的作品，我們總以為是應該大受延安人的歡迎的了，而事實上則并不流行。”
趙超構甚至發現，在延安的各家書店中，文藝書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讀物，還有高爾基的書，“魯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沒有”。
趙超構對此百思不解，便詢問延安的幾位文化人：“為什么延安不出版、不賣魯迅的書？”他們的答復，大體是一致的：“魯迅的作品，在延安是不流行的。”
盡管延安文藝界尊崇魯迅，但他們認為：“在目前的延安卻用不到魯迅的武器。魯迅的雜文，好像利刃，好像炸彈，用作對付‘敵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可是，如果對自己人玩起這個武器來，卻是非常危險的。”
趙超構在延安看到的，除了在“魯藝”和高崗書架上一部紅面精裝的《魯迅全集》之外，“我們實在看不到魯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權威。他的辛辣的諷刺，他的博識的雜文，并沒有在延安留下種子來。惟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邊區只需要積極的善意的文藝，不需要魯迅式的諷刺與暴露。要是需要的話，那也只有在對‘敵人’斗爭的時候”。
他們說，魯迅的筆鋒，是專為對付舊社會、舊勢力的。現在的延安，一切都是新社會、新秩序，大家都是自己人，用不著那種鋒利的諷刺與攻擊。如果把魯迅的雜文精神用到內部來，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磨擦、打擊與內耗，破壞團結。
雖然延安文藝界極尊崇魯迅，有“魯迅藝術學院”，每年紀念魯迅逝世，稱他為“中國第一圣人”“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實際行動上，在延安，魯迅的書不出版、不流行、不提倡，學校里不教魯迅的文，干部不讀魯迅的書，老百姓更不知道魯迅……
丁玲、艾青、蕭三等人，過去寫過暴露、諷刺的作品，現在都已轉變方向，寫秧歌、快板、活報劇、通俗故事、寫歌頌光明的詩文。趙超構率直地問丁玲等延安文化人，為何“并沒有你們個人的作品。”丁玲說：“為了大家服務，應當放棄個人的主觀主義的寫作”“一切被認為‘小資產階級性的作品’，盡管寫得好，這里是不需要……”
《延安一月》是國統區記者首次對延安邊區進行公正地報道，客觀呈現了延安作為“新社會試驗區”的建設成果，寫了一個真實的、新奇的延安，讓新聞封鎖下的國統區人民大開眼界。《延安一月》出版后，在重慶的《新華日報》，立即自購2000 冊送往延安。毛澤東評價為“作者的膽識是可貴”，周恩來贊譽該書為“中國人寫的《西行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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