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挽回"失落的30年"：直面現實，消除阻礙結構改革的因素

為了挽回"失落的30年"③：直面現實，消除阻礙結構改革的因素

日本將問題的原因歸咎于市場，從而回避本質問題

日本當局每當日元匯率出現極端升值或貶值、或者長期利率急劇上升時，就會將這些波動定性為"投機性波動"，發出的信息仿佛在說壞事的是進行投機交易的市場參與者。媒體也理所當然地報道這種說法。

然而，在發達國家中，除了日本之外，沒有一個國家的當局會如此頻繁地對市場波動發表評論。如果當局說的是真的，那為什么偏偏只有日本市場如此頻繁地受到投機資金的攻擊呢？

誠然，市場有時會表現出過度波動。在這些波動的背后，確實存在著試圖通過短期投機交易來影響市場的參與者。但本來，當局沒有必要被這些進行短期投機交易的參與者所分心。因為這些進行短期投機交易的人，賣出后必須買回，買入后必須賣出，從中期來看，他們對市場的影響是中性的。

進行短期投機交易的人，認為實際需求（實需）的動向會跟隨他們的操作，并試圖在實際需求跟上來的時候通過反向交易獲利。也就是說，如果他們判斷今后日本的個人投資者和進口企業會大量賣出日元導致日元貶值，他們就會先賣出日元。然后，當真地出現日本個人投資者和進口企業賣出日元導致日元下跌時，他們就買回日元，鎖定利潤。

因此，如果當局真的認為這些進行短期投機交易的人的想法毫無根據、只是單純的投機行為，那么本可以置之不理。因為如果日元遲遲不下跌，那些短期投機性賣出日元的人就必須買回日元。

然而，日本當局每當市場持續單向波動時，就對背后的本質問題視而不見（或者說為了轉移視線），不斷聲稱市場波動是投機性的，并將注意力集中于此。媒體也照單全發。其結果是，這些信息導致整個國家停止關注本質問題。如果本質問題得不到解決，市場持續單向波動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此外，由于當局扭曲了市場波動，日本經濟也無法實現正常的新陳代謝。例如，日本在1993年至2011年的19年間，共實施了76萬億日元的日元賣出干預。而這19年間日本的貿易·服務收支順差為121萬億日元，也就是說干預行動吸收了順差額的63%。

當時，當局不斷聲稱日元升值是投機性行為，并持續進行日元賣出干預。本來，順差國的貨幣走強是自然現象。如果不是一味地發出"阻止日元升值"之類的信息、放任不管的話，日本的產業結構可能已經改變，或許就不會出現日本企業紛紛離開日本、只向海外投資的情況。如前所述，如今日本的制造業可能已經成功實現了業務轉型，說不定已經成為了像谷歌、亞馬遜、奈飛那樣提供服務的企業。

不過度依賴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直面現實的結構改革

2012年，前首相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時，采用了被稱為"安倍經濟學三支箭"的政策。三支箭的第一支是"大膽的金融寬松政策"，第二支是"機動的財政政策"，第三支是"通過放寬管制等實現增長戰略·結構改革"。計劃是在用第一支和第二支箭消除通縮心態、創造需求的同時，通過第三支箭恢復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能力。

然而，最終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雖然射出去了，但第三支箭并未取得顯著成果，不知不覺間人們開始誤以為只要持續射出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日本經濟就能改變。

這就像在醫院里，給一位痛苦的重癥患者打上全身麻醉、戴上呼吸機后，因為患者不再痛苦，就忘記了做手術，繼續維持全身麻醉和呼吸機，期待患者自然康復一樣。

這樣做的話，別說原本的病治不好，身體還會出現新的問題。這就是如今極端日元貶值的情況。問題出現在難以控制的地方。日本似乎忽略了這些信號。無論怎樣持續金融寬松、無論日元貶值多少，有可能讓經濟復蘇的出口企業已經開始在"身體"（日本）之外進行生產，因此日本已無法重拾活力。

如果"安倍經濟學三支箭"全部得以實施，日本或許已經改變了。在2025年10月成立的高市政權下，截至本書執筆時，也在"經濟財政咨詢會議"上討論積極的財政政策。高市首相表示"金融政策由政府負責，日本央行決定手段"，可能會迫使日本央行維持超寬松的金融政策。但是，這一次，第三支箭是必需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由高市首相擔任主席的"日本增長戰略會議"上提出的措施備受關注。僅靠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無法讓日本經濟復蘇，這已經是經驗之談。

轉向"投資者視角的財政支出"——"先定金額"的戰略投資產生的低效率

日本政府出臺的綜合經濟對策，其"預算規模"往往備受關注。然而，如今日本真正需要的是恢復經濟潛力的結構改革，這一點顯而易見。而且，結構改革實際上似乎并不需要太多資金。如前所述，日本企業昭和型人事制度的改革，以及為讓投資和生產回歸日本而進行的制度完善，重要的反而是思路和制度設計。

高市政權提出的"危機管理投資"、"增長投資"等戰略領域也同樣如此。大膽的投資促進、國際拓展支援、人才培養、產學研合作、國際標準化支援等，所需的未必是資金，而應該是面對管制改革的決心，以及創造新制度的思路。如果金額事先確定，負責人就容易以"花光預算"為目的，從而扭曲本應優先考慮的成果和效率。

例如，想象一下你自己的職場。如果上司指示"要把〇〇億日元用于投資"，而手頭有：①金額小但預期效果大的項目；②金額大但效果不透明的項目。按照組織的邏輯，是不是更容易選擇②？這就是"先定金額"來設計政策時容易出現的現象。尤其是金額巨大的時候更是如此。

此外，以"綜合經濟對策"為名的財政支出，最近給人的印象是"補貼"和"補助金"的色彩越來越濃。但是，政府進行財政支出的資金來源，是以國債形式從投資者那里借來的資金。本來就應該著眼于能夠向投資者說明的"回報"來使用。

如果真的存在需要巨額投資的國家項目，那干脆增加借款額就是了。現實地考慮，即使是向生活困難的人支出的"補助金"，也應該以某種形式保持投資者視角。僅僅給錢是無法指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購買國債的投資者并非善意的捐贈者。忘記這一視角的財政支出，即使短期內能支撐經濟，中長期也會損害財政的可持續性，結果可能給日本經濟帶來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在通脹、日元貶值、國家財富外流令人擔憂的今天，真正需要的恐怕不是財政的"量"（撒錢）的討論，而是"質"和"效率"的討論。

提高實際工資所需的"新陳代謝"

日本由于過去的成功經驗過于強大，以至于即使世界經濟形勢發生巨大變化，自身也回避變化，陷入了"維持現狀才是最好"的思維定式。以保護就業和企業為最優先的支援措施長期持續的結果，導致資本、設備和勞動力被固定在低生產率的領域，這被認為是實際工資無法上漲的結構性原因之一。

經濟總是在變化，同一家企業持續做同樣的業務很難長期盈利。當市場環境發生變化、特定業務無法持續時，企業本應面臨要么轉型、要么退出市場的選擇。

然而在日本，為了幫助企業避免退出市場，發放了以維持企業存續為目的的補貼，實施了制度融資。由于信用擔保協會提供全額擔保，金融機構對融資對象的風險評估變得松懈。其結果，那些本應無法生存下來的低效率企業得以存活。此外，有分析指出，中小企業一旦做大就會失去政府支援，因此其發展意愿受到抑制。這樣一來，經濟整體就無法實現新陳代謝，無法實現實際增長，這是理所當然的。

原本，當這些低效率企業退出市場時，在那里工作的員工本應流向從事其他新興產業的企業。當然，肯定也會有人難以找到新的工作場所。政府本應幫助的是那些跟不上變化的個人，而不是跟不上變化的企業。

領導頻繁更迭的國家無法進行改革——首相頻繁更替的日本與意大利

我認為日本的首相和大臣更換得過于頻繁。在任何組織中，如果領導層頻繁變動，即使嘗試進行重大改革，也會在完成之前就換人，最終導致什么也改變不了。

日本自1991年11月宮澤喜一前首相就任以來，到2025年10月為止的石破茂前首相，共有17人擔任過首相。34年間有17人，平均每人任職2年。其中，小泉純一郎前首相任職5年半，安倍前首相兩次合計近9年，因此其余15人在約20年間任職，平均每人1年零4個月。領導層如此頻繁變動的組織，不可能進行像樣的改革。自1991年11月以來的第18位、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首相能任職多久呢？

更換更為頻繁的是大臣。由于在同一首相任內也會進行內閣改組，財務大臣（舊大藏大臣）自1991年11月宮澤內閣以來，到石破政權下的加藤勝信前大臣為止，共有23人。其中麻生太郎前財務大臣任職近9年，因此其余22人在約25年間任職，平均每人僅1年多一點。自1991年11月以來的第24位、日本首位女性財務大臣片山五月大臣能任職多久呢？

其他主要國家中很少有像這樣頻繁更換首相（總統）和大臣的。美國總統至少任職4年，因此自1991年以來只有6人擔任過總統。即使是對近期更換頻繁印象較深的英國首相，自1991年以來也只有9人，僅為日本的一半。德國首相更少，僅5人，法國總統也是5人，加拿大首相為7人。

意大利的首相與日本一樣頻繁更換，自1991年以來有14人。與實際增長率低、實際工資增長也低的意大利首相頻繁更換的情況來看，問題的原因之一或許就是領導層的頻繁更迭。

順便一提，日本應效仿的瑞士，是由7人組成的聯邦委員會（相當于內閣）的合議制。總統從7名委員中選出，任期1年，但決議通過多數表決作出。委員的任期沒有法定限制，截至2026年1月，有3名委員任職超過7年。

無論是企業還是國家，為了組織的發展，都需要發現并認識組織內的各種問題，研究應該如何改變和解決，并為此采取必要行動。當然，由于不存在所有人都贊成的方案，領導者必須發揮強大的決斷力和領導力來推動組織。獨裁體制長期持續也不可取，但像日本和意大利這樣領導層每年都在更換的話，很多事情只能沿襲前例，無法進行必要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