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臺打字機里的東京審判記憶｜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特別報道②

黑色機身，47個圓形按鍵，磨舊的鍵帽泛著溫潤的光澤。這臺雷明頓牌英文打字機，如今靜靜陳列在上海福壽園人文紀念館的展柜中。

80年前，正是這臺打字機，在無數個深夜響起急促的敲擊聲，將一頁頁記錄日軍滔天罪行的文件轉化為英文訴狀，成為東京審判中起訴日本甲級戰犯的法律利器。它的主人，是中國檢察官向哲濬。

而今，向哲濬已離世近40年，其子向隆萬也年屆85歲。2026年4月，記者如約來到向隆萬位于上海市靜安區的家中采訪。這是一處鬧中取靜的住宅，室內陳設簡樸，各類書 籍層層疊疊。客廳柜子上，擺放著一張老照片——向哲濬參加東京審判時與同事的合影。照片中，身著西裝的他神情肅穆，目光堅定。這張照片，連同那臺打字機，是向隆萬與父親之間為數不多的“信物”。

“那時候我大約5歲，剛上小學一年級。”向隆萬回憶道，“晚上睡覺時常被急促的打字聲吵醒。第二天問起來，才知道是父親在工作。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親當時敲擊的每一個字符，都是在為東京審判作準備。”

這個細節，如同一把鑰匙，打開了一段被塵封的歷史，也開啟了一個兒子對父親的漫長追尋。

今年4月，記者劉亞在上海采訪向哲濬之子向隆萬。

打字機里被塵封的往事

在向隆萬的記憶中，父親始終溫和慈祥。向哲濬1892年生于湖南寧鄉，早年考入清華學堂前身游美肄業館，后赴美留學，獲耶魯大學文學士學位及喬治·華盛頓大學和耶魯大學的法學士學位。歸國后，他長期從事教育與司法工作。由于父子相差49歲，向隆萬成年時，父親已年過古稀，父子之間似乎總隔著一段難以跨越的距離。

這份距離，緣于抗戰時期的顛沛流離。1941年，時任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的向哲濬險遭日本特務綁架，于是只身逃出上海，全家自此踏上流亡之路。其間，年幼的向隆萬幾次病重，險些喪命，一家人輾轉逃至湖南山區。之后，向哲濬在最高法院湘粵分庭任職，向隆萬的母親周芳在當地職業學校任教。山區偏僻，日軍鞭長莫及，但村里時不時有人一邊敲鑼一邊呼喊“日本人來了”！那時向隆萬才4歲，姐姐8歲，母親的一名學生用籮筐挑著姐弟倆上山躲避。

直到有一天，村里鑼鼓喧天，鞭炮齊鳴，鄉親們奔走相告：“日本投降了！”后來向隆萬才知道，那天正是1945年8月15日。很快，向哲濬奉命回到上海，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等父子在上海團聚時，他又受命奔赴東京參加對日本甲級戰犯的審判。在長達兩年多的法庭起訴審理階段，向哲濬和顧問、秘書、翻譯組成的中國檢察官團隊，在法庭上展開了一場場沒有硝煙的戰斗。然而，這些驚心動魄的往事，向哲濬回家后卻極少和家人提及。向隆萬推測，這與父親一貫謹慎低調的性格有關。

65歲越洋“打撈”歷史

轉折發生在2006年。65歲的向隆萬退休后，決定系統梳理父親向哲濬的歷史。在親友的支持下，他與妻子自費前往美國，開啟了一段艱辛的“史料打撈”之旅。

“非常辛苦，但值得。”向隆萬回憶。這趟旅程最大的發現，是找到了父親第一次在法庭上正式陳詞的影像資料。美軍隨軍攝影組當年為東京審判拍攝了約7000分鐘紀錄片，向隆萬夫婦通過關鍵詞檢索，最終在檔案館中尋得那卷膠片。

畫面定格在1946年5月14日。辯方律師在法庭上狡辯稱，中日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才進入戰爭狀態，而起訴書指控日期從1928年起算無效。面對辯方這一謬論，向哲濬起身駁斥。他指出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侵占中國許多省份，殺害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他厲聲質問辯方律師：“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些都不是戰爭，那什么是戰爭？什么是戰爭！”影像資料中，他接連質問兩次，可見激憤之情。

就連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瀧川政次郎，在評述此番發言時也不禁慨嘆：“所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大概就是向檢察官這樣的人吧！”

“當時看這個視頻，我非常激動，熱淚盈眶。”向隆萬感慨，“我一直以為父親只是一位慈祥溫和的老人，但視頻里的他，慷慨陳詞、擲地有聲，展現出令人震撼的形象。”向隆萬回憶，父親在法庭上淡定從容、無懼無畏，基本上不看稿子便能用英文侃侃而談。“在那樣的國際場合，他代表的是中國。父親晚年在上海財經大學任教，有個學生曾問他：‘向老，東京審判時您擔任中國檢察官，這個官有多大？’我父親笑笑說：‘你說多大？代表國家。’”

由于原始視頻音質受損，向隆萬后來對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還原了完整文字，并親自為電視臺播放版本配音。“我一遍遍地念，每一遍都很感動。”向隆萬說，“這段影像，讓我對父親的認識真正完整了。我相信，他沒有辜負歷史的重托。”

從2006年至今，20年的追尋讓向隆萬從一個對父親的工作幾乎一無所知的兒子，逐漸成長為東京審判歷史的見證者與傳播者。記者眼前的向隆萬雖已85歲高齡，卻依然精力充沛。他的日程排得滿滿當當，奔波于全國各地高校講堂、學術研討會與紀念館活動現場。“隨著接觸的材料越來越多，我了解的知識點也在不斷更新。”向隆萬說，“每次講述，都因信息更豐富、證據更確鑿而更加充實。”

以證據為刃的無聲之戰

隨著研究的深入，向隆萬逐漸拼湊出父親在東京審判中的完整圖景，也終于聽懂了童年時深夜打字聲背后的全部含義。

向哲濬于1946年2月7日抵達東京。彼時，留給中國檢察官團隊的時間極其緊迫——4月29日須提交起訴書，5月3日正式開庭。“他們抵達東京僅2天后，便急電國內各部門，要求火速提供日軍侵華證據。”向隆萬說。盡管時間倉促，各方仍盡力搜集了大量材料，首席檢察官季南和美國檢察官莫羅、助理檢察官薩頓等人也親赴中國一起調查取證。

“取證工作持續不停，常常延續到深夜。每當找到新的中文證據，來不及等待專業翻譯，父親便讓曾是英語教師的母親協助——母親讀著中文材料，父親則邊聽邊譯邊打字，直接敲擊成英文，以便次日回東京提交到法庭。”這正是向隆萬夜半聽到的打字聲的來源，也是那臺雷明頓牌英文打字機在歷史中留下的最深沉印記。

“這個過程極其艱辛。”向隆萬說。在已找到的20余次法庭發言記錄中，向哲濬大多時候都表現得異常平靜——他習慣用事實和證據說話。只有在極少數時刻，他才會慷慨激昂。

例如，在揭露日軍在華的毒品犯罪時，向哲濬的發言系統指出：侵華期間，日軍有計劃地種植鴉片、開設煙館、販賣毒品，既為毒害、削弱中國民眾的意志，又將其作為支撐侵略戰爭的非法資金來源。“父親的發言中包含大量具體數據：涉及的城市、據點、毒品種植規模等，鐵證如山。”向隆萬指出。東京審判的判決書曾引用1937年國際聯盟的報告：“世界上90%的非法白色毒品源于日本，并在日本人的監督下，在天津日租界、大連和滿洲、熱河以及中國其他城市加工而成。”這種由國家機器實施的系統性罪行，為今日之毒梟所望塵莫及！

正如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所言：“之所以要通過法律審判日本戰犯，就是要用法律的途徑，用證據說話，同時警示后人。”向隆萬對此深以為然。鍵起鍵落間，沒有硝煙的法庭交鋒，早已化作刺破謊言的法律之劍。

正義永不落幕

在上海福壽園人文紀念公園，有一座“東京審判·正義之劍”紀念碑。碑上鑲嵌著梅汝璈與向哲濬的青銅半身像，背景為南京城墻，銘刻著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代表團17位成員的姓名。碑旁，象征司法公正的獬豸雕塑腳踏舊日軍鋼盔、軍旗與軍刀。后來，中國最后一位東京審判全程親歷者、檢察官秘書兼翻譯高文彬先生去世后，也安葬于此。

“這座紀念碑，讓東京審判的歷史有了一個具象的紀念場所。”向隆萬說。東京審判開始前，向哲濬在上海高等法院工作，梅汝璈在復旦大學任教，中國參與東京審判的多數成員出自東吳大學法學院、圣約翰大學等院校，歷史根基深植于上海。

20年來，向隆萬著有《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向哲濬東京審判函電及法庭陳述》《東京審判征戰記：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團隊》等專著。2011年，向隆萬出任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參與編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并與青年同事首創《東京審判》通識課程，系統傳播這段歷史的價值。

在向隆萬看來，當前更大的成果在于史料收集與研究的系統化。《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80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據文獻集成》（50卷）和《國際檢察局訊問記錄》（70卷）三大基礎文獻及其《索引和附錄》已出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全譯本》（45卷）也已問世。2017年，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已擴展為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除繼續深耕東京審判外，研究范圍進一步擴展到國民政府和新中國對日本乙級、丙級戰犯的審判，以及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對日審判。談及美國助理檢察官薩頓私人工作檔案的新進展，向隆萬充滿期待：“材料多多益善。若能挖掘出新的證據，例如當年關于細菌戰的調查進展，將極具價值。”

最近，向隆萬接受了一項新的任務：參與編寫多卷本《東京審判全史》中的一卷——《中國與東京審判》，他將和梅汝璈的女兒梅小侃、兒子梅小璈共同執筆。作為主要親歷者的后人，或許能提供獨特的視角。該卷將梳理中國代表團成員背景，并側重書寫與日本侵華史實密切相關的審判細節。

“未來若條件允許，還希望能借助人工智能技術對這些海量資料進行深度加工，讓公眾更便捷地檢索、了解這段歷史。”向隆萬說。

（來源：檢察日報·要聞版 全媒體記者：劉亞 攝影：全媒體記者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