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黃維在戰犯管理所的表現，是不是像電視劇演的那樣執拗頑固？

在一些電影和電視劇中，原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原蔣軍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在戰犯管理所的表現都很頑固，但是看了黃維寫的《黃維第十二兵團被殲既要》、《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文強寫的《新生之路》和《口述自傳》，我們就能發現文強被俘后并不頑固，在進入功德林之前，表現就已經很不錯了，黃維在講述自己兵團被殲經過時也承認：“我和軍長吳紹周、覃道善、楊伯濤，副軍長王岳，師長王元直、尹鐘岳、夏建勣、潘琦等均被解放軍生俘，在人民的寬大下，走上新生之路。（本文黑體字均出自文、黃回憶）”

通過1978年那張《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稿件處理單》，我們能知道那篇《被殲紀要》寫于1961年，那上面有杜聿明、宋希濂、文強等三位文史專員的批示意見：“這篇增補稿比較真實具體樸素，擬請按甲稿付酬。杜聿明 1978.9.24；此稿據作者說明，是對一九六一年初稿進行整理增補的第二稿，為第一稿未付稿酬（當時作者尚在押），我同意杜聿明同志的意見，按甲級稿付酬。宋希濂 78.9.24；同意杜宋的審稿意見。文強 78.9.26。”

《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還附有一張照片，那張照片上很罕見地有楊伯濤同框，那是1960 年10月19 日，周恩來總理在頤和園會見黃埔校友時拍的，讀者諸君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但下面有文字注解：“前排左起：李奇中、周恩來、陳賡、邵力子、張治中、鄭洞國。中排左起：黃維、唐生明、覃異之、侯靜如、杜聿明、周振強。后排左起：王耀武、楊伯濤、鄭庭笈、周嘉彬、宋希濂。”

因為那張原始照片十分模糊，筆者怎么處理都有些失真，因為涉及我們尊敬的人物形象，這篇文章就不能展示了，但黃維在1960年就能到頤和園游覽拍照，肯定已經不是“頑固分子”了，而且在1960年之前，黃維的思想就已經發生了轉變——據黃維回憶，他們從1956年3月就開始外出參觀，按時間推算，當時沈醉還在重慶沒有轉到功德林呢（沈醉是那一年國慶節之后才因高級戰犯大集中而轉入北京的）。

黃維在參觀中受到的觸動很大，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國慶節時，還讓我們去天安門廣場東邊的公安部大樓屋頂上專門搭的棚子里，從早晨開始，一直看到晚上放完焰火……看看廣場上百萬群眾個個興高采烈、喜氣洋洋，那么整齊，那么有紀律，那么精神煥發！這不能不使我們在思想感情上自然而然地產生共鳴和震動，確實受到很深的教育。印象最深的是參觀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特別是武漢長江大橋，那是個了不起的工程，在世界上也是數得著的重大建設項目。這些參觀，對我來說是教育非淺！舊地重游，回想當年的情景，感觸很多，不能不承認失敗。”

黃維對戰犯管理所的生活是十分滿意甚至很感激的，他從1952年結核病復發到1955年能下床，病了將近四年，打青霉素、鏈霉素，每隔四個鐘頭打一針，黃維心中默記，他總共打了三百多針，那藥費在當時也算天價了——當年我們不能生產這兩種藥，杜聿明、黃維、文強、徐遠舉等人用的藥，都是政府想方設法從香港買回來的。

黃維說他那將近四年時間里，吃的都是“小灶病號一飯”，也就是最高的檔次了，每頓兩菜一湯，每天有牛奶，雞蛋、豬肉，在出院休養期間也沒降低標準，而是一直吃到1958年，連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他也沒有斷了喝牛奶：“在這幾年的生病過程中，我的思想慢慢發生了變化。假如我仍舊在舊軍隊里，得了病就得離職回家。我黃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經濟力量畢竟有限，即使典當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醫治十年的那一筆數量可觀的醫療費用，共產黨對于像我黃維這樣的一個戰犯如此照顧，圖的是什么呢？這樣，我的思想才有點轉變了。”

黃維的思想是逐漸發生變化的，一開始表現得可能有些執拗，但不大可能因為志愿軍在朝鮮戰場取勝而氣得暈倒，因為他首先是中國軍人，然后才是國民黨將領、戰犯，中國軍隊打贏了不可一世的美軍，他應該與有榮焉才對——連老蔣得知麥克阿瑟接連受挫之后，似乎也應該覺得自己沒那么渣了。

事實勝于雄辯，黃維是一個真正的文化人，他有些執拗，但不可能一成不變，我們細看黃維履歷就會發現，他在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之前，已經在江西省立第四師范學校完成五年學業，而且學習勤奮，成績拔尖，中文水平尤高，畢業后先當小學國文教員，后當校務主任，這樣的人是比較能認識到自己走錯路的。

黃維是個文化人，文強則算得上“世家子弟”——他在《口述自傳》中明確表示自己是文天祥二十三世孫，而且承認自己在被俘時并沒有進行抵抗：“我一想，大勢已去，還是不要打了。我喊：‘不要打了，我們的武器摔在地下，讓他們撿武器吧。’”

文強并沒有負隅頑抗，被俘后還按要求站在八仙桌上承認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并帶動很多偽裝成下級軍官是士兵的高級將領自承身份。為此被俘的師長周藩還陰陽怪氣地奚落他：“參座，祝賀您，您立了功，已經記在賬上了，恭喜！恭喜！”

文強半天才琢磨過來這是周藩對自己“進行侮辱”，氣得一夜難眠。

文強剛被俘的時候并沒有進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而是先到魯南藤縣，又到益都進了“解放軍官教導團”，在那里他見到了王耀武、邱維達、龐鏡塘等人，十六個人被編入“高級組”，然后又遷到了濟南城郊的白灘頭——文強在《新生之路》中詳細記錄了自己的數次“搬家”，也說了他在“教導團”了有了“新職務”：“團部宣布要成立新的俱樂部，說是為了加強加速對我們的思想改造，俱樂部要起橋梁的作用。團部派了營級參謀為主任，要我們從被俘軍官里選個副主任。在團部召集的全體大會上，第一、二隊的中下級被俘軍官竟提議我為候選人，我真感到出乎意料之外，當獲得一致通過的時候，我又真感到喜出望外了。”

文強的《新生之路》中又一章標題叫作《濟南讀書》，在那一章里，他承認自己在濟南學習期間，就已經發生根本的思想轉變：“我在這里已讀書九個月了，我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的學生，卻在尖銳的階級斗爭中當了逃兵，終于當了統治階級的鷹犬，痛定思痛，追悔不已。”

文強的經歷實在是太復雜了，他參加了南昌起義，還當過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 如果把他復雜的經歷都寫出來就有些不合適了，但我們看《文強口述自傳》和《新生之路》就會發現，文強并不頑固，他可能是電視劇《特赦1959》中劉安國的歷史原型之一，但絕不像劉安國那樣尖刻。

文強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變化就更大了：“兩年來的學習，使我懂得不少大道理、小道理，經過新舊生活的對比，對自己的前半生所作所為已持否定態度。”

明白人好說話，道理也講得通，文強的進步可比黃維快多了，所以在功德林辦墻報《新生園地》的時候，文強當了文藝專欄編輯，他“上任”后馬上“發表”了一首《雪里梅》：“翹望盈盈得，天風浩蕩來。都中多喜報，笑看雪里梅。”

能當《新生園地》欄目編輯，那一定是學習改造態度很好的，有意思的是沈醉沒當上任何一個欄目的編輯，他筆下那個比較暴躁的徐遠舉卻當了批評表揚專欄編輯，文強對徐遠舉的編輯工作評價很高：“他感恩懺悔，認罪態度很好，學習勞動也積極，但性情和作風依然故我。只要發現不利于改造的事情，如扯皮打架、分菜不勻、清潔衛生不負責、浪費公物等違反新生公約的自私自利現象，從不放過，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發批判。”

連徐遠舉這塊頑石都已經點頭，文化功底深厚且閱歷豐富的文強，當然轉變得更快更徹底，尤其是外出參觀幾次之后，文強已經完全是另一個人了，他在《喜聞首長宣布參觀有感》中寫道：“參觀祖國久思量，好訊傳來喜欲狂。整點行裝難自料，座談體會有榮光。”參觀長江大橋的時候，他又情不自禁吟出“我身不覺在霄漢，睹此宏圖暗叫驚”。

言為心聲，詩言志。文強在學習改造期間寫了很多詩詞，“發表”在《新生園地》上的古風體長詩更是佳句頻出：“極目堯天日月心，無邊恩德感人心。熟讀詩書千萬卷，不及參觀一日臨……”

文強那首古風體長詩實在太長了，而且那樣的長詩不止一首，所以不好完全復述，但我們可以肯定：文強能寫那么多長詩，說明他已經完全脫胎換骨，特赦時的言行更是感人：“秦城農場是我新生的搖籃，一旦離開，卻又難分難舍。一眼望到農場至小湯山十五華里公路兩旁的風景林，便想起這都是當初我們親手挖的魚鱗坑，栽下的根根樹苗，如今都已長得這樣高大粗壯了。再看看遠處的花果山，那里也都灑遍我們的汗水。我對農場的云樹蔥蘢，湯泉如鏡，甚至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產生了依依情別的感情。我在這里劃清了新我與舊我的界限，從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這天起，我新生了，我將使我的余生活得更好更加有意義。

文強和黃維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但他們都不覺得“委屈”，黃維說前幾次特赦的時候，自己還沒有完全改造好，文強則認為自己留在戰犯管理所并不是壞事，至于為什么那幾年在“里面”待著更好，不用筆者解釋，讀者諸君也知道，沈醉的回憶錄中也有答案。

不管怎么說，黃維和文強都不像電影電視劇演的那樣頑固，也不像某些網文寫的那樣執拗，他們通過長期學習改造，基本已經換了一個人，讀者諸君看了這二位的回憶，對當年的戰犯改造是不是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您看來，文強和黃維這兩位中將的變化，又說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