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寫在《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出版三十周年之際

我的《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于1996年8月第一次出版，距今30年了！30年間，這本書作為許多大學經濟學院系研究生學習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的基本教材，以不同的版式多次重印，至今仍然暢銷，這略微超出我當初的預料。據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統計，《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連續多年名列被引用最多的50種中文書之一，在被引用的經濟學書籍中名列前茅。不少年輕一代的學者告訴我，這本書是他們學習博弈論的入門書。我至今仍然偶然會遇到讀者拿著最初的版本讓我簽名留念。曾有一位在美國留學的讀者告訴我，他在美國讀博士期間，還專門帶著這本中文書，覺得它比同類的英文版教材講得更透徹。作為大學經濟學教員，能以一本教科書影響一代代經濟學人，我深感欣慰。

《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30周年紀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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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能在1996年出版，與兩件事有關。這兩件事都發生在1994年。

第一件事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英文：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CCER)的成立。CCER是林毅夫、易綱和我等留學回國學人創辦的。CCER的宗旨之一是讓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的課程質量達到國際水準，最終使得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與國際接軌。CCER成立之前，北大經濟學博士研究生在讀期間只有導師單獨面授專業課程，個別指導，沒有諸如高級微觀經濟學、高級宏觀經濟學和高級計量經濟學這樣的必修課程。結果是，經濟學博士生普遍缺乏扎實的經濟學基本功訓練。CCER成立后，接受的最重要的教學任務是給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和光華管理學院的博士研究生開設高水平的課程，這些課程包括高級微觀經濟學，高級宏觀經濟學，高級計量經濟學，貨幣銀行學，發展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等。當時，CCER沒有自己的學生，北大經濟學院和光華管理學院等于把博士研究生的課程“外包”給CCER。從1994年秋季學期（即CCER成立后的第一學期）開始，我負責講授高級微觀經濟學。我的課程內容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主要是價格理論），第二部分是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課程難度與我曾就讀的牛津大學經濟學研究生(M.Phil.)相當。為了講好這門課，我做了最大努力，第一個學期，我的時間基本上都花在備課和與學生的交流上。聽我授課的不止北大經濟學的博士生，也有少數年輕教員和碩士研究生，還有外校來的旁聽生。這是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第一次進入北大課堂，也是第一次進入中國大學課堂。CCER改變了北大的經濟學教育，也改變中國大學的經濟學教育，這是一個例證。（延伸閱讀 ）

本文作者為北大94級經濟學博士研究生講授博弈論

第二件事是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發布。1994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約翰·納什(John Nash)、約翰·海薩尼(John Harsanyi)和賴因哈德·澤爾騰(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論專家，表彰他們對博弈論的開創性貢獻。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次授予博弈論專家，標志著博弈論進入主流經濟學，讓這一當時許多經濟學家都感到生僻的學科一下子火了起來。當時我正在準備高級微觀經濟學博弈論部分的講義，應學生們的邀請，我在北大校園做了一次關于博弈論的公開講座，標題是：“從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看主流經濟學的新發展”。我的講座聚焦于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博弈論在主流經濟學中的地位，第二個問題是三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對博弈論的貢獻。北大講座產生了廣泛影響，我又應邀在西北大學和南開大學做了兩次講座。《經濟學消息報》從1994年12月22日開始，將這三次講座的文字整理稿全文連載8期發表。發表時的編者按說：“張維迎博士在講座中通過大量妙處橫生的例子深入淺出地介紹了非合作博弈論的基本內容及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貢獻，受到聽眾的廣泛好評。應部分讀者的要求，本報從這一期開始分幾期連載講座的內容。”

本文作者主持約翰·納什在北大的講座（2005年）

《經濟學消息報》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經濟學專業報紙，在大學校園和政府機關流傳盛廣，影響力甚大。我關于博弈論的演講在該報發表后，想了解博弈論的人越來越多，我又應邀在多個場合講解博弈論，甚至國家統計局也邀請我做了一次博弈論的講座。我曾計劃在講義的基礎上寫一本《高級微觀經濟學》教科書，分上下兩冊，上冊是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下冊是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我計劃用三年的時間完成這本書的寫作。但在博弈論火起來之后，我覺得有必要將《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獨立并提前出版。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時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的陳昕先生，他非常樂意將這本書列入他主編的《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鼓勵我盡快寫完這本書。我夜以繼日地工作，花了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完成了書稿的寫作，于1996年5月底將書稿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初版封面

《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經責任編輯施宏俊先生精心編輯后，于1996年8月上市。這是博弈論的第一本中文原創教科書，上市后，很快得到出版界和經濟學界同仁的肯定，榮獲1997年華東地區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圖書唯一的特等獎，被《中華讀書報》評為1997年最暢銷的經濟學著作。當然，書的暢銷也與另一件事有關。書上市不到兩個月，1996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威廉·威克瑞(William Vickery)，表彰他們對非對稱信息下激勵理論的貢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是我在牛津大學讀博士期間的導師，他因對信息經濟學的開創性貢獻獲獎，讓我的新書通過主題和作者雙重沾光。我以“如何讓人說真話，如何讓人不偷懶”為題宣講信息經濟學，收到良好的效果，演講的文字整理稿經修改后發表于《讀書》雜志1997年第2期。

詹姆斯·莫里斯1997年4月首次訪問中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楊小凱教授對這本書的評價。1996年12月楊小凱來CCER訪問，就他的“超邊際分析”做系列演講。看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這本書后，他主動提出要寫一篇書評。他的書評發表在《經濟研究》1997年第2期，原文標題為《國內最好的一本經濟學教科書》，《經濟研究》發表時標題改為《一本有較高學術水準的經濟學教科書——評張維迎博士 <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 》。楊小凱在書評中寫到：“對策論（博弈論）和合約理論的數學模型進入主流經濟學和成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80年代和90年代經濟學發展的特色。這些理論的特點是非常適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也比傳統的經濟理論更符合現實情況。但是，由于傳統經濟學根深葉茂，所以在西方很多大學，能教這些新理論的人并不多。加上這些新理論的數學化結構，又與科斯、諾斯、威廉姆森產權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不同，所以只有西方一些好大學的經濟系在這方面才能在教學研究方面趕上這些新的發展。令人驚異的是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張維迎博士完成博士學位后不久，就寫出了這樣一本涵蓋前沿研究的新書，使中國在這方面的教學研究能迎頭趕上。”“此書不僅對與中國有關的模型討論比Kreps有名的類似教科書更為詳盡，而且對一些重要的模型（如拍賣模型、不同類型的逆向選擇模型等）也比Kreps的書更詳盡。”“與中國市場上我看到的經濟學教科書比起來，這本教科書可說是水平高出很多。以我在國外教學研究的經驗，若此書是英文的，在英文世界也會有相當的影響。”“我也會采用它作為我的高級微觀經濟學和工業組織課中對策論的教材。”在指出書中的一些不足之后，楊小凱最后寫道：“雖然有這些美中不足和同行生嫉妒的下意識，我還是不得不說此書是一本功力深厚，學風嚴謹，達到國際高水準的極好的經濟學教科書。它對中國經濟學發展和莘莘學子的貢獻不可低估。”雖然人人都愛聽贊美的話，我相信楊小凱的評價是中肯的。他不是一個輕易贊美他人的人。

楊小凱書評手稿（第一頁和最后一頁）

這本書的繁體字版《賽局理論與信息經濟學》經臺灣中山大學劉楚俊教授編校，由臺灣茂昌圖書有限公司于1999年出版，被臺灣中山大學、臺灣大學等學校選作經濟學研究生教材。劉楚俊教授是我牛津大學讀書期間的同學。

本書出版十幾年后，出版社曾希望我對這本書做些簡單的修訂，更新一些文獻，補充些案例，這樣更有利于銷售。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但我最終沒有這樣做，主要是基于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雖然自本書第一次出版以來，博弈論經歷了持續不斷的發展，也變得更為普及，但就教科書層級看，博弈論的基本結構和理論模型并沒有實質性變化，而我在撰寫本書時，已經將當時一些只是工作論文還沒有正式發表的文獻吸納進來，期待這本書20年不會過時。現在看來，作為教科書，這本書30年也沒有過時。僅僅為了銷售而修訂，可能是一些教科書作者的做法，但非我所好。當然，忙于其他事務也是我不愿為此花時間的原因。第二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從2004年開始，我將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引入北京大學本科通識教育，講授《博弈與社會》課程。在此課程講義基礎上撰寫的《博弈與社會》（學術版）和《博弈與社會講義》（教材版）先后于2013年和2014年出版，博弈論的應用和最新發展在這兩本書里都有體現。與《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相比，《博弈與社會講義》更少技術性，涉及的應用領域也更廣（包括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國際關系、歷史、法學、道德哲學、演化心理學、演化生物學，等等）。我相信，對博弈論的學生而言，將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讀，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在大學教授博弈論三十多年后，我想說的是，盡管博弈論為分析現實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深刻改變了經濟學和其他社會學科，但這一工具是否能在所有情況下都給出正確的預測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答案是否定的！博弈論能解釋均衡，但無法解釋非均衡。比如，按照經典博弈理論，戰爭的結果是確定的，因而戰爭從一開始就不會發生。但在人類歷史上，戰爭頻繁發生，結果很不確定。理論預測與現實的不一致，源于博弈論的三個基本假設：工具理性；理性是共同知識；每個參與人知道游戲規則。

工具理性是博弈論的最基本的假設，它意味著每個人決策都是基于理性計算。但現實中的人，不僅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盡管理性在許多情況下支配著人的行為，但我們切不可高估理性的力量。在市場領域，非理性行為通常會受到有效約束；但在非市場領域，非理性行為受到的約束要少得多，理性常常不敵非理性。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戰爭和沖突，都是非理性選擇的結果。古希臘伯羅奔尼撒戰爭就是復仇心理導致的，20世紀發生的一戰和二戰也不例外。現實生活中非理性行為比比皆是。

博弈論不僅假定每個人理性的，而且假定理性是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即每個人自己是理性的，也知道他人是理性的，并且知道他人知道自己知道他人是理性的，如此等等。在理性作為共同知識的假設下，每個人都有無限的推理能力，沒有任何人的行為是預期不到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事情壓根就不會發生。但現實中，即使我自己是理性的，我也無法確認對方一定也是理性的；即使我知道對方也是理性的，我仍然未必確信對方知道我知道他是理性的；如果我自己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我就更沒有理由假定對方一定是理性的。所以，出其不意就成為競爭中最成功的策略。事實上，無論商業競爭中還是戰爭沖突中，贏家通常是最擅于隱瞞信息和利用對方無知的一方，以更勝一籌的想象力超越對手的想象力是戰略家的致勝法寶（如將計就計）。但博弈論完全排除了這一點。

博弈論的第三個基本假設是游戲規則是給定的，并且每個參與人都知道這些游戲規則。這在諸如圍棋、橋牌等人造的游戲中是符合事實的。但在真實世界的生活中，游戲規則并不是完全給定的，許多游戲規則是在博弈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即便游戲規則給定，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清楚地知道和理解這些游戲規則。不同的人對相同的規則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由此，“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情就頻繁發生，就產生了對律師和司法的需求。只要我們對游戲規則不完全了解，我們就無法制定客觀上最優的決策，無法計算博弈的結果。對游戲規則的無知，也是導致人與人之間和國與國之間沖突的重要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本書中所介紹的經典博弈論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特別是來自實驗心理學家的批評。但到目前為止，對博弈論的批評與其說是動搖了博弈論的基本分析方法，不如說是推動了博弈論的發展，使博弈分析變得更為完善。當然，如何將非理性行為納入博弈分析，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可預見的未來，博弈論仍將在社會科學中大行其道！對經濟學乃至所有社會科學的學生來說，博弈論仍然是一門必修課，本書價值猶在。

（本文是作者為《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30周年紀念版寫的序）

2026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