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游戲人們各自為營

文/DirtyPaws

導語

從想法到Demo的距離占據了2/3的路程，而這段路程有可能延展至整段人生

游戲在這個時代意味著什么，人們爭論它的藝術價值，開發兩三年上架后是否能夠實現的財富自由。一個游戲團隊如何組建，是否有磨合的時間成本，過程中的生死疲勞。岸上的幸存者們并不在乎，對他們而言，這只不過是一場播客中才有分量的談資。

通電后，數個電路元件所共生的屏幕注目著每張獨立的面孔，沉淀著積攢的疲憊，同時也傾瀉著壓抑的欲望。這塊有限的屏幕，對于某些人而言能打造一個無盡的國度，而對于另一些人，它是被允許葬身的汪洋大海。無論屏幕前的面孔如何喜怒哀樂，它始終敞開自己的身體，從不吝嗇分享體驗，掙扎和喜悅，而這都因玩家而生。

如今電子游戲的背影，由密密麻麻的數據撐了起來。ChinaJoy現場，近800家企業擠在一起，40萬觀眾摩肩接踵；2025年東京電玩展約有4100個展位，展位數量已然是四年前的三倍多。2024年國內游戲市場的銷售收入是3257.83億元，到了2025年，這個數字跳到了3507.89億元。

01

如何在藥店里擺上一瓶紅酒

4月份，柳絮楊絮裹著種子漫天飛舞，他們在尋找著下一個落腳點。開春后，全國各地陸陸續續也萌發出諸多游戲展會。在北京，知乎的展會剛剛收尾。

第一天結束的晚上，背包里躺著一張宣傳單。上面介紹了一款游戲《天津1924》，右側有一行放大的字，是制作人留給玩家的話：

“……我突然覺得自己之前做過的所有互聯網工作都黯然失色了。我發覺自己整日沉溺于所謂的拉新留存活躍用戶，卻忽視了腳下結實的土地和身邊活生生的人。在那一瞬間，我似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下一個目標……”

傳單是順順給的，一位說話帶著天津口音的姐姐。

從天津到北京，120公里，火車兩個小時。出發前她準備好了所有的一切，唯獨缺少了Demo。世事難預料，準備Demo時狀況頻出，日期臨近，順順沒有多少辦法。她只身在會館這片幾萬平米的微型領土上快步行走，像個游牧者。因為先前的相識，她幾步就逮住了在休息區的我。

會館里的休息區周圍人來人往，，我們就這么聚在這個臨時攤位里。

順順地掏出平板，屏幕上是1924年的天津。相聲園子里可以玩接龍博滿堂彩，武館里能用炸金花的規則跟外國武士對局，等等。那些難以概括的在地文化，被這個名為“倍兒哏兒”的工作室賦予了特殊的幽默感。

“有芥豆絲麻丸嗎？”同樣被逮來旁邊Jason很快對上了電波。

她展示這些時，我們周遭常有人來打招呼。一個人剛走，另一個人又過來。遇見熟人，她就停下介紹，轉頭寒暄，再回來接著說。

她說，游戲里的立繪用了些AI。行業里的工具越來越方便，表達卻并沒有因此變得容易，想想小時候玩的傳話游戲大家就能明白。如今AI可以幫小型工作室省下一些力氣與成本，卻不能如本地人般明晰天津飯館內會聽見什么樣的對話，也不能替他們判斷菜單上應該是哪些菜。這種城市經驗還是要人自己帶進去，而這些細節才能決定一款游戲是否具有在地性。

他們這個項目從去年二三月份開始做，前面先鋪劇情，后面才一點點把整個框架逐漸搭起來。順順自己作為運營，兼一點商務，還兼一點開發。制作人Peter手里也不止做這一件事，他還要顧著橙光那邊的業務。

團隊里一共六個人，前后換過策劃，而兩個策劃留下的東西并不完全咬合。小團隊沒有足夠的錢和人，足夠的人又要時間磨合。花大量時間在人事上，不如就以有限的人數開始做起來。

Demo剛出來時，順順將這款只有3、4小時時長的游戲打到深夜。她以開發人員的責任為借口沉迷在這款作品中，也因此相信這款作品在后續的打磨中會有著更好的成長。然而，世事難預料。“不是，您確定紅酒和香檳擺在租界的藥店里，這合適嗎？啊？”她皺著眉頭，如此顯而易見的道理，程序員似乎有另一個理解的邏輯。

在看不見的代碼層面上，那位40多歲的程序員有著自己的執拗。為了讓代碼成功跑起來，紅酒和香檳只能上架在藥店里。

作為影視轉型的團隊，他們現在正在橙光進行孵化。此前團隊成員參與做過《卡牌偵探》、《少年宋慈》等作品，在科普類游戲上有著自己的發展脈絡，后來停了一段時間。這偶然間，制作人看到了《北京少女樂隊》《廣西少女樂隊》這類二創，這些創作表面上是在玩城市刻板印象，但也真的寫出了每個地方不同的底色。加上《太閣立志傳DX》重新發布，Peter就在想，能不能以天津為背景，做一款類似的游戲？

別人寫自己的城市，忽然覺得自己的城市也該被寫一次。于是變成一張地圖，有了一個故事，幾家天津街頭隨處可見的店鋪，變成藥店里的紅酒。再后來，它被順順裝進包里，從天津帶到北京。

雖然沒有Demo，通過順順提供的資料也能夠想象大概的玩法與體驗。但游戲是交互，只有親自游玩的人才有資格評判或是給出建議，百聞不如上手一玩。游戲需要接觸，得到反饋，加以改進，只有贊揚聲音的游戲往往最危險。

而得到玩家真實反饋，還有一種方式，是眾籌。

很長一段時間里，眾籌平臺是游戲制作者們的好伙伴。支持者付錢，創作者的代價則是向玩家許諾一份未來。有時候是鑰匙扣、徽章、設定集，有時是提前試玩資格，也有時只是一個名字，出現在游戲片尾的鳴謝名單里。這份回報不僅僅只是物質性回報，許多時候這種回報指向的是玩家們的情感期待，我們現在或許也可以說這是一部分的市場期待。

Jason在摩點待過很多年，他看過許多項目頁面，有些項目非常完善，結果眾籌目標只填了1000元，或者2000元。因為摩點有最低提款門檻，項目在規定時間里達不到目標，錢就會退回去。于是很多人把目標寫得很低，為了保證能拿到錢，但這已經將眾籌的意義進行了扭曲。

并非是1000元不重要，對獨立團隊來說，錢就是時間。多一可觀數量的投資，可能就多一個月打磨，多一段音樂，幾張背景，一次試錯的機會。

后來，他在2020年選擇從摩點裸辭去到愛發電，那里同時支持月付和類似摩點的眾籌提現。在他的觀察里，很多國內眾籌項目的背后其實站著資金充裕的發行商，開發者兜里有時候并不缺那幾萬塊。他們缺的是市場反饋，一種自己以外的確認。

當一個只有Demo的游戲放出去，還沒有正式發售，卻已經有人愿意提前付費，這群人和B站、小紅書、展會現場隨手留言的人不太一樣。他們看過玩法，看過設定，知道這款游戲大概會往哪個方向發展，然后仍然愿意掏錢。他們便是這款游戲的核心玩家，因為他們花了錢，便會覺得自己和游戲有關系，事關己，心態會悄然從觀眾轉變為某種意義上的精神股東。他們希望這個游戲好，希望看見自己支持的東西逐漸變得更好。

不同游戲的眾籌命運，Jason同樣見過太多，以至于每一個命運他都記得具體的例子。某款游戲還沒有Demo，只有一支宣傳片和幾張圖，團隊就放出眾籌。這時讓玩家付錢，多少有點像讓人對一張餅買單。

有些已經積累過玩家情感的項目，哪怕眾籌的只有設定集，也能籌到290萬的驚人數字。有些手游的禮包，甚至也上眾籌平臺進行過眾籌。而更多的項目，則是連三、四千塊錢的關卡都難以跨過去，他們大部分的結局在眾籌結束的那一刻就寫好了。

另一點，創作者們最容易產生的一種幻覺是，似乎只要上了眾籌平臺，就能順帶著獲得流量。然而，平臺只是一個支付入口，它能接納宣傳帶來的付費流量，卻很難憑空制造流量。如果一個游戲在B站、小紅書上只有幾萬播放量，卻寄希望于眾籌平臺能帶來翻天覆地的轉機，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玩家知道，理解，并對一款游戲產生興趣，他們才會來到這個入口，予以支持。雖然平臺會配合推薦，也可能給出一點曝光度，但它終究不是媒體，也不是展會。

順順還在一旁和熟人聊著彼此的項目，場館內依舊人來人往，不知道有多少人的項目能夠成功上岸，又有多少人會被自己的作品推著往前走去。如果一切允許，Jason最希望看到的，還是能夠通過眾籌的方式幫忙，并看到更多游戲廠牌的誕生，既能持續輸出好游戲，又有著足夠的個體生命力。

如今的眾籌在保有原來的職責上，進化出了更多的玩法。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測試市場反應，也能夠看出有多少玩家能與制作者的電波能夠對上。在不同的開發階段使用眾籌，所帶來的效益自是不同的。不過也并非所有沒有足夠資金的創作者選擇眾籌平臺，每一位創作者都有自己的出路。

02

想法到Demo的集體漫步，或馬拉松

對于大廠員工，或者曾經的大廠員工來說，大概都或多或少有一個游戲夢。

在他們的認知里，創作是某種可與他人共同游玩的東西。從想法到落地，Demo占據了旅程2/3的距離。如果想法在腦海里懸停太久，這2/3的距離，或許就此無限延長至整段人生。這段距離走得越久，越像在沙漠中徒步。

展館A館的空調似乎在偷懶，貓頭鷹的身影淹沒在人潮之中，攤位上一個小小的牌子寫著《凱爾塔黃昏》。背后的大屏閃動著畫面，身旁是在各個攤位躊躇的玩家。

貓頭鷹原先是學人類學的，那些形而上的虛無縹緲，指向的是遠離生活的路。她意識到，一篇人類學的學術論文對世界的觸碰，或許遠不及一款游戲實在。展館內逾百款游戲的攤位前，手柄與鍵盤被玩家們按動地發出響聲。

于是，她轉過身，扎進游戲設計的田野。

2022年某天的課上，學生們被要求利用游戲探討一些有意義的事物。那時，美國羅訴韋德案被推翻，貓頭鷹和同伴做了一個非常基礎的原型，討論政府和個人怎樣互相調控。

隨著開發的深入，那些宏大的政治敘事開始退潮。貓頭鷹開始看見更具體的人，在失序環境里活下去的人，個體怎樣在一個巨大、并不總是友好的不可控環境里維持生活。

她們拿到了英國政府的一筆補貼，作為啟動資金而言，金額數量遠不及它的意義——正在做的事有意義的公證。之后的幾年里，團隊從兩人變成三人，彼此都是同學，都彼此熟悉。

她們一邊全職做游戲，一邊用其他兼職解決生活開支。每年殺掉一個舊版本，每一版都進行諸多改變。貓頭鷹說，滿意是永遠不滿意的，開發的時候雖然比較清貧，但有時候寫出一個東西，會覺得牛逼而高興。

直到今年，版本才終于穩定下來，不再像之前那樣變動不居。三個人的小團隊花了三四年的時間，課堂作業和早期Demo的那段經歷其實都只占了很薄的一截，后面漫長的推翻、改名、換背景、重做循環才占據了大頭。

無論多少年的疲勞，都成為了一句話，朝著堅定目標前行的路上，時間確實沒有什么重量。于是乎，才有了在攤位前來回奔走的那個小小身影，于是，才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凱爾塔黃昏》。

似乎現在的游戲團隊總是越小越好，人數越少，越有著清晰的目標。這種取舍，得到了溝通和理念的一致，但是卻失去了各司其職的安逸。一群人的團隊意味著溝通需要得到保障，但那需要時間磨合，而有資源才有時間。

清華大學建筑系出身的南流星，在北京一家中型公司做過項目，后來去了廣州，在大廠里繼續轉，轉著轉著，開始厭倦那種不是在做游戲，而是在陪一群不太確定自己到底要什么的人耗時間的狀態。那種對項目失望的疲憊感，是他從網易出來時唯一帶走的東西。

他做項目中途其實就已經看見火坑，可這是一條只能往前的傳送帶，大廠項目只能繼續往前走。

去年，南流星坐上了一輛網約車，他注意到司機有兩部手機，一部導航，一部掛著群聊。導航里傳來“司機師傅您好，我是滴滴安全員”，微信群里緊接著出現一句語音：“你有單接就不錯了！”。那種細碎的，卻又生機勃勃的市井趣味，在那一刻擊中了他。

他想做一個關于出租車司機的推理游戲。在北京，至少有20個司機以前是股神，還有10多個破產的前商業大亨和數不清的退伍軍人。他們的故事通常以“想當年”開始，以“要不是……,我才不干出租車這一行”結束。

與他同樣從大廠出來的同事有好幾個，有的志同道合原地成團，也有轉成外包工作室的。但他組建團隊時似乎總是陰差陽錯，以前有小伙伴幫忙做運營，后來去讀博了，有過程序員合作，但對方三個月沒交出任何東西，浪費了時間不說，還留下了更多需要解決的事。最后，南流星環顧四周，只剩下他自己。

一個人倒還好，現在的工具使得開發過程簡單了不少，難度則變成了非常個人的恒定。于是在一年的時間里，原先計劃的一些功能對他來說太難實現的，便被直接割舍。有人問他，為什么一個文本推理游戲要用UE來做。這便是原先程序員的出局，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原本是有駕駛系統的。沒有了程序員，他一個人根本搞不定開發量，于是干脆把駕駛系統整塊刪掉，一個人的好處就是可以靈活變動。

想要、喜歡、舍不得，對他來說都不構成保留的理由。任何不夠確定的功能都會變成債務，越往后利息越高。不擅長的東西，寧愿放棄，也不在上面花過多的時間。這就是他的斷舍離。在大廠里，更多的資金提供更多時間，即便同事之間不能完全相互契合，項目也能往前推。而獨立制作人什么都沒有。

一個人的團隊還有個問題，他不知道自己覺得好玩的東西，別人會不會覺得無聊；也不知道自己覺得普通的東西，玩家會不會很喜歡。如何驗證這些方面，是他認為最困難的部分。找朋友小范圍測試，開Steam Playtest，參加線下展，似乎是最常見的方式。

展館里很熱，人也多。他滿頭大汗，彎下腰向玩家解釋界面操作，一邊審視出現的問題是否是自己游戲的問題。

另一邊的樓上正經歷著一輪又一輪的沙龍，在座無虛席的場館內，數十雙眼睛望向臺上的幾人。所有的問題都是當場才知道的，現場是正錄制著的，在這樣的舞臺上一舉一動都無所遁形。

咖喱被束縛在聚光燈下，身旁是作為前輩的《完美的一天》的制作人鄧卜冉，前輩的語言組織和概念運用顯然更加熟練。咖喱他第一次站在這樣的臺前，那些需要臨場發揮的問題強迫他快速思考著。對咖喱來說，他更喜歡具有思考間隔的溝通方式，面對面說話像在一間沒開燈的屋子里摸索。

他的《千禧夢》也是這樣的作品，不善于用文字語言來表達。咖喱原先在騰訊做策劃，辭職后做的游戲。《千禧夢》這個主題已經在腦子里轉了很久很久，大學剛畢業時，他就有過想法。小時候頻繁搬家，讓他對過去的場景有一種不太穩定的懷念。許多回憶經過時間的流淌，慢慢變得不再屬于自己。咖喱想留下的正是這些已經逐漸模糊的東西。

從沙龍出來，我和他并肩在場館外散步，柳絮漫天飛舞。

離開騰訊后，考慮到短期內難判斷合伙人是否契合，也有著溝通的成本，而他又不擅長溝通。所以他打算一個人做這款游戲，其中，只有不到一成的美術場景找了外包，剩下的所有事務他都盡量自己嘗試。他的游戲里沒有復雜的數值戰斗，沒有密集的任務指引，甚至沒有多少解釋。咖喱很清楚作為一個人的團隊，自己的邊界在哪里，也愿意承認這種邊界。

他原本想做更多東西，小型游戲，更自動化的投稿機制，某些能讓作品更“有特色”的玩法。但如果自己只能做到60分，甚至50分，他寧愿不要。

他說自己不太擅長敘事，也不太想講一個具體故事，因為那會變成一種單向的灌輸。而他希望《千禧夢》更像一個大家都能產生共鳴，通過游戲達成共同創作的地方。畢竟千禧年這個具體的時代，在每一個人的記憶里都有著不同的支點。游戲里有一些投稿內容，玩家會在游戲里看到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出現在其中，這更讓他覺得是在幫別人保存一份記憶。

咖喱承認，現在工具確實更加成熟了，AI也幫了很多忙，它能幫你省下一些時間，補上一些過去必須靠大量人力處理的邊角。貓頭鷹也說過類似的話，AI讓調研方便很多，查資料、找文獻都更快。但正如前文提到過的，真正把作品做成什么樣，仍然要回到人本身。

何況，技術門檻降低了，市場門檻便會相應變得更高。準入門檻低，更多人涌進來，玩家品位也在提高。現在的玩家見過太多半成品，已然變得更警惕。咖喱說，如果只是為了賺錢，可能等不到游戲上線那天，人就先放棄了。能繼續做下去，最終還是落在感興趣，因為確實是自己想做的東西，也因為過程里收到了很多反饋，大家喜歡給予了前行的鼓勵。

我似乎吸入了一點楊絮，喉嚨的不適感強迫我咳嗽，那一刻我連話都說不出來，而一旁的咖喱仍能繼續講述著他的故事。

很多人都有夢。少數人建了文件夾，更少數人有足夠行動力開始填文件夾。無論是一個還是幾個人，填到某一天，它便不再只是一個想法，Demo不再是旅程的2/3。一場閑散的漫步，卻繃緊著馬拉松選手的神經。

03

往后如何

走出場館的時候，我沒有想到什么宏大的敘事。對于世界而言，游戲是數據、是產值、是屏幕里跳動的像素；但對于他們而言，游戲是寄給家鄉的一封情書，是試圖在虛無的互聯網里鑿出的一塊結實的土地。它不保證財富，不保證掌聲，甚至不保證成功。

腦海里是大家的話語，無論是來展覽前朋友們的，或是抽空受訪的從業者們的。它們混在展館的噪聲、手柄的敲擊聲、屏幕的光和場外飄散的楊絮里，比任何論文都更接近這個行業真實的樣子。

游戲機禁令解除以后，Steam上的中國玩家變多了。《鬼谷八荒》、《太吾繪卷》這類面向中文玩家的作品曾經證明過，一些不那么像傳統商業大作的東西，也能活得不錯。千禧年前后最早接觸電子游戲的那批人也長大了，到了能為一個念頭消耗幾年的年紀。

人群正四散開來。有人從大廠出來，是因為厭倦了在一個巨大項目里消耗時間。有人原本做動畫、做影視、做短劇，發現原來的現金流越來越難，想試試其他的內容。有人看到手游賽道擁擠，換皮和買量的舊路越走越窄，于是轉身去問發行商。還有一些程序、美術、策劃，離開原來的工位后，蹲在家里，想著要不要自己做一個項目。

過去，技術、資金是最大的門檻。如今，引擎、素材庫、AI、眾籌平臺，讓這個門檻變得不再那么難以跨越。

在當前的行業中，游離的人員仍然很多，沒有了本職工作后，他們的時間很多，可資金很少。所以為了節省相互適應的復雜成本，他們大多各自為戰。缺失的人員，就用AI替代，似乎一個人也能做游戲了。過去需要兩三年開發時間的游戲，如今一個人一年的極限時間，也能做出個大概。

對于這樣的現狀，海外呈現出工會化的策略。即便在單一項目上這些游戲制作者們保持著獨立，但通過網絡和資源網的協同，制作者們得以共享推廣資源、相關信息咨詢以及發行經驗。而國內蓬勃發展的各類平臺與資源等，也提供了這樣的資源，從而使他們也得以像一個個的蜂群，各自為營。

或許他們也曾想增加人手，可一個個的試錯的成本，讓這群獨立游戲人們望而卻步，從而不得不調整策略。對于他們而言，一個真正能一起往前走的團隊，仍然很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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