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創始人曾撂下狠話“不能有工會”，全球芯片巨頭全是這個路子

有些恩怨，是刻在企業基因里的。

最近三星電子被勞資談判架在火上烤，總罷工的倒計時滴答作響。但在這場風暴的底層，藏著一句被塵封多年的創始人遺訓——李秉喆生前曾說：“在我眼里進土之前，不能有工會。”這話放在今天的輿論場上，簡直是往火藥桶里丟火柴。然而當我們的視線從三星身上移開，掃向全球半導體版圖，一個更耐人尋味的真相浮現了：英特爾、美光、臺積電，幾乎所有把芯片造到極致的玩家，都在默契地奉行同一條潛規則。

硅谷的芯片圈，工會根本擠不進去

在美國，汽車、鋼鐵這些傳統制造業是工會的大本營，但一跨進硅谷和半導體工廠，工會幾乎銷聲匿跡。英特爾從1968年創立至今，整整57年，不管外面刮什么風，始終是無工會狀態。甚至在2024年，拜登政府拿著巨額芯片補貼當籌碼，暗示“要拿錢就得對工會友好一點”，英特爾的回應依然是那個熟悉的字：不。

美光更是把這道防線守得像鐵桶一樣。工會只能在遠離生產線的行政辦公樓里偶爾露個臉，核心制造工廠的大門，工會連門縫都擠不進去。以至于前段時間美光破天荒和工廠建設工會簽了個小協議，彭博社直接驚呼這是“美國半導體產業中罕見的事例”——罕見到可以上新聞。

張忠謀的警告：美國汽車是怎么死的

把視線移到亞洲，臺積電的張忠謀更不客氣。他在2021年一場演講中復盤了美國汽車產業從全球霸主一步步滑向深淵的歷程，矛頭直指全美汽車工會（UAW）。他的原話翻譯過來就是：工會短期內能幫工人多拿錢、少干活，但代價是把企業的創新魂魄慢慢磨掉，等到整個產業開始失血時，誰都救不回來。臺積電1987年成立至今，無工會經營的底線就像他們產線上的良率一樣，從未松動。

日本的故事：有工會，但不罷工

日本的芯片產業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腳本。上世紀80年代，NEC、東芝、日立曾聯手統治全球存儲器市場。這些公司并非沒有工會，但日本芯片工會的性格，和韓國式的硬核對抗完全是兩個物種。日媒記載過一個細節：東芝在殘酷的結構調整中被迫出售存儲器業務，工會沒有組織暴力示威，沒有煽動罷工，而是異常冷靜地給出了四個字的談判底線——“保住雇傭”。這種把身段放軟、用內部協商換取就業穩定的溫和做派，讓日本芯片業在90年代后經歷斷崖式衰落時，也極少把勞資沖突演變成社會爆炸。

芯片工廠，一個“停不起”的地方

為什么全球芯片圈對傳統意義上的斗爭式工會如此警惕？這絕不是一句“資本家貪婪”就能解釋清楚的。芯片制造是在完全密閉的潔凈室里進行的，要絕對隔絕灰塵和細菌，溫度、濕度必須24小時、365天精確受控。跟汽車、家電那種可以關掉一條產線、鎖上門就下班走人的碎片化制造不同，芯片是連續工藝。一旦因為罷工意外停機，潔凈室環境失控，化學材料凝結，精密儀器失準，在制晶圓批量報廢。即使最終勉強復工，從清理廢料、重新校準到把良率爬坡回可接受水平，可能需要數周甚至數月，成本呈指數級增長。

這也是為什么有人尖銳地指出：半導體行業的勞資關系，絕不能用傳統制造業工會那種“堵廠門拉橫幅”的模式去套。當一個產業的容錯率低到以納米和毫秒為單位時，任何斷點重啟的代價都可能是毀滅性的。

那么，無工會誰來保護底層？

這恰恰是整個議題中最鋒利也最容易被回避的一問。

從英特爾到臺積電，無工會并不意味著不發錢。恰恰相反，芯片行業給核心工程師和研發人員提供的報酬極其豐厚——高額底薪、績效獎金、股票期權，構建的是一套高度精英化的個人議價體系。但對于站在華麗天幕邊緣的另一群人——大量外包技術員、產線輔助工和設施維護工人來說，在這個精英體系里，他們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到。當沒有工會這把保護傘時，這些底層勞動者的訴求很難從分散的個體匯集成有效的集體談判力量。

這正是整個芯片行業長久以來無法自洽的痛點：精英可以用技術說話，底層卻需要制度兜底。

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全球實驗

三星目前的僵局，本質上是韓國工會數十年積累的強悍動員力，與半導體制造對連續性近乎偏執的要求之間，一場避無可避的正面對撞。李秉喆那句“不能有工會”的遺訓，代表的是產業邏輯對勞資關系的一種極端判斷。而韓國工人在民主化進程中積累的斗爭經驗和組織能力，同樣不是一句“你們不適應產業特性”就能一筆勾銷的存在。

美國式的無工會精英分配，日本式的溫和內部協商，中國臺灣式的制度化嚴防，韓國式的強勢對抗——四種模式同時存在于同一個行業，本身就是一場關于“勞動與資本最優關系”的全球平行實驗。三星今天的困境，不過是這場實驗中最極端、也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切片。

未來會不會有第三種工會形態？既不像傳統制造業工會那樣用停產當武器，又有足夠力量為底層勞動者提供制度性保護。這個問題不只屬于三星和韓國，也屬于每一個深嵌在芯片供應鏈上的經濟體。

你怎么看芯片巨頭集體排斥工會這件事？無工會經營是產業邏輯的必然，還是資本家聯手圍堵？評論區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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