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近50年回頭望？霍薩姆：神權國家不是必然結局，是戰略失誤

霍薩姆回到推動伊朗革命的社會力量之中，重新審視這場革命，并指出它的結局并非歷史必然。近半個世紀過去，伊朗革命的結果至今仍常被視為不可避免。

伊斯蘭國的出現，并不是因為伊朗社會天生傾向神權統治。教士領導層的勝利，也并非命中注定。這場革命本質上是一場深刻的社會動蕩，其走向受到相互競爭的階級力量、組織能力、政治誤判，以及革命陣營內部戰略博弈的共同塑造。

這場革命原本并不一定要以教士統治收場。它的結果，是在斗爭中被爭奪出來、決定下來的。理解這一點，在今天尤為重要。這不僅關系到如何解釋伊朗的過去，也關系到為什么反對針對伊朗的帝國主義侵略，不能被混同為對最終鞏固權力的那個政權的政治支持。

推翻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是數十年自上而下、發展失衡的資本主義轉型累積到頂點的結果。石油收入支撐了工業化、城市擴張和國家主導的現代化，但政治參與始終受到嚴密控制。農村人口流離失所的速度加快，不平等加劇，數以百萬計的人被擠入城市中不穩定的生存狀態。

到1978年，異議已經突破精英圈層，演變為大規模反抗。示威讓主要城市陷入癱瘓，但真正致命打擊君主制的，是罷工運動，尤其是石油工人的罷工。

在工廠和各類工作場所，工人建立了被稱為“舒拉”的委員會。這些機構負責監督雇傭，挑戰管理層權威，在某些情況下還直接控制生產。

它們并非出自動員，而是在斗爭中自然形成的。在那短暫的歷史時刻，權力分散在一個正在崩塌的國家與新生的民眾機構之間。

革命打開了一個權力真空。接下來發生的，并不是伊斯蘭主義自動取得勝利，而是誰來填補這一空間的斗爭。

伊斯蘭主義網絡進入這場斗爭時，擁有決定性的優勢。數十年的持續打壓，已經摧毀了世俗政黨和獨立工會。相比之下，清真寺、慈善機構和教士網絡卻得以保留下來，成為嵌入日常社會生活、覆蓋全國的組織基礎設施。

人們話語還把不同群體的不滿，轉化為一種共同的道德語言。經濟不公、政治壓迫和民族屈辱，都可以被解釋為道德敗壞的表現。正因如此，巴扎商人、學生、專業人士以及剛剛進入城市的貧困群體，得以把自己想象成同一個革命共同體的一部分。

伊斯蘭主義領導層一方面動員民眾對專斷統治和外國支配的憤怒，另一方面又維護私有財產和社會等級秩序。它一邊高舉為受壓迫者伸張正義的旗幟，一邊反對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和婦女解放。

它的力量，恰恰就在于能夠把彼此并不相容的社會利益，納入同一把意識形態大傘之下。真正關鍵的問題，不在于是否應當與這樣的力量結盟。革命會讓結盟變得不可避免。問題在于，這種聯盟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反對巴列維國王，必然把世俗激進派、民族主義者、自由派和其他活動人士聚攏到一起。在反對專斷統治的過程中合作，既不可避免，也具有正當性。沒有任何一股力量能夠單獨擊敗政權。

伊朗左翼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是通過教士領導層的反帝修辭來理解它。正因為它反對美國影響，譴責君主制的親西方取向，它被視為一個進步的伙伴；在一個被認為只是過渡階段的時期里，它的權威不應受到挑戰。

左翼主要派別沒有在合作斗爭的同時保持組織獨立，反而支持了賦予教士權威以合法性的公投，壓低了對強硬措施的批評，并接受了以革命團結之名施加的種種限制。

問題并不在于合作本身。拒絕統一斗爭，只會讓左翼脫離革命群眾。真正的失敗，在于放棄了政治自主性。革命中的聯盟，要求人們清楚看到彼此不同的社會方案。而在伊朗，對巴列維國王的共同反對，被誤當成了對未來的共同想象。

工人運動的薄弱，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失衡。盡管工廠委員會迅速擴散，但它們仍然扎根于地方，政治上彼此分散。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全國性的結構，能夠把工作場所中的斗爭性力量轉化為另一個權力中心。

正如有關伊朗勞工運動的研究所分析的那樣，工人擁有巨大的破壞性力量，卻缺乏能夠把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工廠連接起來的持久性組織。沒有協調，經濟控制就無法轉化為政治權力。

教士領導人迅速行動，遏制這一威脅。罷工被斥為有害于國家恢復。訴諸伊斯蘭團結的說法，則把勞工訴求重新包裝成對革命的自私干擾。

那些曾讓君主制陷入癱瘓的工人，被鼓勵、也越來越多地被迫恢復生產。工人的籌碼就這樣逐步消散。教士統治的鞏固，并不只是通過強力控制完成的，它同樣是在革命機構內部的政治斗爭中展開的。

那些對工作場所民主感到不安的專業和管理階層，與恢復紀律的努力站到了一起。伊斯蘭活動人士則重塑了各類委員會，使其變成忠于新興國家的結構。

反革命并沒有恢復巴列維國王時代的舊秩序。它恰恰是從勝利聯盟內部生長出來的。到20世紀80年代初，獨立組織已被邊緣化或摧毀。強力壓制并不是先于政治孤立發生，而是在政治孤立之后到來的。革命打開的空間一步步收窄，直到教士壟斷成為現實。

此后的解釋，往往落入兩種相反的簡單化敘述。一種把伊斯蘭主義運動描繪成天生的法西斯敵人，以此為與強勢治理國家或自由派精英結盟辯護。另一種則把它們浪漫化為真正的反帝力量。

扎根于社會失序的運動，可能一方面挑戰支配關系，另一方面又建立新的等級秩序。在斗爭中合作也許必要，但政治獨立不可或缺。否則，組織最嚴密的那股力量就會攫取革命能量，并按自己的目的重新塑造它。

在今天伊朗持續面臨軍事威脅和攻擊的背景下，這些歷史教訓顯得更加迫切。伊斯蘭國是一個高度集中的國家。它壓制工人，監禁持不同意見者，限制民主運動。這些事實都不應被淡化。

帝國主義干預從未給中東帶來自由解放。從伊拉克到利比亞，那些打著解放旗號發動的軍事打擊，摧毀了社會，同時強化了反動力量。外國轟炸不會賦權民主運動，反而會摧毀那些真正有能力推動內部變革的社會力量。

解放不可能來自帝國主義。外部攻擊會強化強勢統治，因為它讓政權得以把自己塑造成國家主權的捍衛者。它會壓制內部異議，使政治軍事化，并撕裂公民社會。最先承受代價的，是工人、學生和普通平民，而不是統治精英。

因此，捍衛伊朗免受帝國主義侵略，并不意味著支持其統治者。這意味著必須承認，社會轉型只能來自社會內部的斗爭。

伊朗一波又一波的抗議、勞工罷工、由女性主導的起義以及青年動員，都顯示出那一未竟革命時刻留下的緊張關系仍在延續。人們的訴求依舊熟悉：尊嚴、經濟正義和政治自由。

記住這場革命原本不必以教士統治收場，才能把歷史行動的主體性重新還給人們。歷史結果，是由組織、領導和戰略塑造出來的。

伊朗的經驗表明，在革命時刻，聯盟不可避免。但聯盟究竟會帶來解放，還是令人窒息，取決于能否保持獨立、保持清醒，并在勝利改變局勢之后，仍有能力挑戰昔日盟友。

它也提醒我們，在今天同樣重要的一點：高壓式統治無法靠炸彈、制裁或外國干預被推翻。無論在伊朗還是別處，真正的解放，只能由社會內部那些正在斗爭的人自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