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那年冬天特別冷，我蹲在縣醫院的走廊上，手里攥著一張診斷書，紙都被汗浸濕了。
肺癌晚期。
護士從我身邊匆匆走過，白大褂帶起一陣風，吹得我打了個寒顫。我今年七十二了，一個人住在縣城那間四十平米的老房子里，已經整整二十六年。
我叫陳福生，年輕時候是村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1977年恢復高考那一年，我二十三歲，已經娶了媳婦秀蘭，兒子小軍才剛滿周歲。秀蘭比我大兩歲，是我娘做主娶進門的。她不識字，可干活麻利，孝順老人，納的鞋底子全村數一數二。
我記得收到錄取通知書那天，秀蘭正在灶臺前烙餅，麥香混著柴火味兒飄了一院子。她聽見消息，手一抖，餅掉進了灶灰里。她也不撿，就那么愣著看我，眼睛亮晶晶的，說："福生，你出息了，咱家祖墳冒青煙了。"
那時候我心里是真感激她的。她一個人扛起整個家，伺候我爹娘，拉扯小軍，還省吃儉用每個月給我寄五塊錢生活費。
可是大學四年，我變了。
宿舍里的同學談論的是普希金、是貝多芬，我回家面對的是秀蘭那雙裂著口子的手，是她說不清楚的普通話，是她身上常年洗不掉的豬食味兒。我開始嫌她，嫌她土，嫌她笨，嫌她跟我之間沒有一句話能說到一塊兒去。
大四那年，我認識了同班的林曉梅，城里人，會彈鋼琴，寫一手好字。她看我的眼神，是秀蘭一輩子都給不了我的那種——崇拜、欣賞、平等。
畢業前夕，我回了一趟村。
進門那天，秀蘭正在院里曬被子，看見我，笑得滿臉開花，趕緊去廚房給我下面條。小軍已經五歲了，怯生生地躲在門后看我，叫了一聲"爸"。
我把那張離婚協議從包里拿出來的時候，秀蘭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了桌上。
秀蘭沒哭，也沒鬧。她只是低著頭，用圍裙擦了又擦那雙手，半天才開口："福生，是我哪兒做得不好？你說，我改。"
我說不出話。我能說什么呢？說她沒文化？說她配不上我？這些話我張了張嘴，最終一個字都沒吐出來。
她見我不說話，就慢慢拿起筆，按了手印。她不會寫字，那個紅手印按在紙上，像一顆血淋淋的心。
"小軍跟我。"她說，"你以后……別回來了，省得娃心里亂。"
我那天走的時候，小軍追到了村口。他不哭，就那么直勾勾地看著我，眼神冷得像井水。他說："爸，你要是走了，我這輩子都不認你。"
一個五歲的孩子，說出這樣的話。
后來我跟林曉梅結了婚，在縣城安了家。可我們沒好幾年也散了——她嫌我從鄉下帶來的那股子寒酸氣，嫌我心里始終裝著事，過不到一塊兒去。再后來，我又湊合過了兩段，都沒成。
這二十多年，我托人打聽過秀蘭和小軍。秀蘭一個人沒再嫁，就守著那三間土房，把小軍供到了高中。小軍爭氣，考上了省城的大學，畢業后留在外地，聽說做生意做得不錯，娶了媳婦，生了倆閨女。
我去找過他三次。
第一次是十年前，我站在他公司樓下等了一整天。他下班出來，看見我，腳步頓了頓，然后繞開我走了。
第二次是秀蘭去世那年。我趕到村里，靈堂已經搭起來了。小軍跪在棺材前燒紙，看見我進來，站起身，一字一句地說："你不配進這個門。我媽臨走前說，她這輩子最后悔的，就是給你按了那個手印——不是后悔嫁了你，是后悔讓你走得那么輕松。"
我跪在院子里，跪了一夜。第二天天沒亮，被小軍叫人架了出去。
第三次是去年過年，我讓鄰居小伙子幫我錄了段視頻，發給小軍。我說我老了，我錯了，我想見見孫女。視頻發出去三個月，沒回音。后來那個微信號，被拉黑了。
診斷書在我手里已經皺成一團。窗外飄起了雪，縣醫院走廊的暖氣片"咣咣"地響。我想起1977年那個冬天，秀蘭把烙糊的餅從灰里撿出來，吹了吹，自己啃了，把好的留給我。
人這輩子啊，欠下的債，總是要還的。年輕時候覺得讀了幾本書，就把糟糠之妻當成了腳底下的泥。等到老了才明白，那個愿意陪你吃糠咽菜的人，才是這世上最金貴的。
我這一輩子，攀過高枝，也摔過跟頭，到頭來，連個端水送藥的人都沒有。
護士過來叫我的名字，問家屬來了沒有。
我搖搖頭，慢慢站起身。
走廊盡頭的窗戶外面，雪越下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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