鋰電“資源墻”越筑越高，全球性長期博弈開始了

界面新聞記者 | 高菁

“鋰電領域的資源民族主義并非獨立偶發事件，而是全球范圍內的長期趨勢。”

6月1日，中南大學金屬資源戰略研究院副院長邵留國向界面新聞作出上述研判。

今年以來，印尼、津巴布韋等國家在鋰電相關礦產資源上的政策持續收緊。

以印尼鎳產業為例，今年年初，該國鎳礦工作計劃與預算(RKAB)年度生產配額驟降至2.6億-2.7億噸，較去年的3.79億噸下滑約三成。

4月，印尼能源與礦產資源部關于礦產基準價(HPM)的測算規則新修訂正式生效，將1.6%品位鎳礦系數從17%上調至30%，導致鎳礦開采的稅費成本顯著增加，并首次納入鈷、鐵等伴生金屬計價。

自6月1日起，印尼棕櫚油、煤炭和鐵合金三類戰略性資源商品出口，將統一通過政府指定國有企業進行管理。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鎳生產國。作為工業金屬的鎳，被廣泛地應用在鋼鐵、機械、建筑等多個行業。其中，精煉鎳既可用于生產不銹鋼、合金、電鍍，也可用于生產電池所需的硫酸鎳。

2025年，全球鎳市場在宏觀壓力與結構性過剩中深度承壓，國內外鎳價整體震蕩下行。滬鎳主力合約一度跌破11.2萬元/噸，創近五年新低。在今年印尼一系列政策推動下，滬鎳主力合約已反彈至14萬元/噸以上。

上海鋼聯鎳分析師白瓊向界面新聞表示，印尼削減鎳礦配額落地后，鎳價震蕩上行，礦端供應趨緊推高了鎳礦及中間品價格。

下游不銹鋼與電池材料企業的采購策略轉為謹慎，部分企業開始加大從菲律賓等替代來源國的進口以分散風險。

“印尼此次配額收緊并非單純的市場調節，而是財政、資源、戰略三重訴求的共同驅動。”卓創資訊富寶鎳分析師劉鑫昆向界面新聞分析稱。

在財政層面，鎳價走弱嚴重沖擊了該國的礦業稅收。通過配額縮減制造供應缺口、推高鎳價，搭配與LME鎳價掛鉤的浮動資源稅，可實現財政收入與鎳價同步增長，成為緩解財政壓力的關鍵抓手。

在資源層面，印尼高品位鎳礦平均品位從2006年的2%降至2026年的1.6%，高品位礦可采年限已從20年急劇縮短至9-13年。配額縮減本質上是行政手段限制開采強度，防止資源短期內過度消耗。

在戰略層面，印尼希望憑借全球近70%的鎳礦產量，通過配額分配強化在鎳市場的定價控制權。

白瓊進一步指出，配額縮減已明顯阻礙印尼當地濕法項目的新增投產進度，且導致已有鎳鐵項目出現負增長。

不過她同時表示，當前印尼鎳產業減產是多因素疊加的結果，除了鎳礦配額縮減，還受到當地電力緊張以及硫磺短缺導致濕法項目減產，鎳中間品MHP大幅減產的影響。

基于印尼鎳產業當前的政策驅動型供應收縮，劉鑫昆判斷，短期結構性緊缺格局基本確立。在多重因素的疊加影響下，供應端的收縮力度足以將全球鎳市場推入緊平衡乃至實質性短缺狀態。

但中長期過剩風險仍存，需要關注配額執行力度、菲律賓鎳礦補充情況以及磷酸鐵鋰對三元電池的替代趨勢。

不同于印尼，津巴布韋的鋰資源民族主義政策則經歷了漸進式收緊。

2022年，該國率先禁止未加工鋰原礦出口，且原計劃自2027年起禁止鋰精礦出口。但今年2月，鋰精礦出口禁令便提前落地，所有鋰精礦立即暫停出口，僅允許硫酸鋰等深加工產品出口，覆蓋所有在途貨物，執行力度全面拉滿。

卓創資訊富寶鋰電分析師汪霏菲向界面新聞表示，上述消息一度引發市場擔憂，由于2025年中國從津進口鋰輝石占總量15%，月均10萬噸，若暫停時間過久，中長期將影響國內二、三季度供應，這一預期對鋰價形成有利支撐。

3月底，市場傳聞津巴布韋礦端出現積極進展，消息傳播范圍較廣，市場情緒受到一定影響，帶動碳酸鋰現貨價格有所回落。

上海鋼聯鋰礦分析師鄭曉強向界面新聞表示，目前當地中資礦企正在逐步辦理年初已協商好的配額發運手續，初期受運力影響發運量較少，但整體穩步運行。

5月中旬，已有在津企業表示鋰精礦出口手續已完成，并已啟動發運。汪霏菲指出，這一進展有助于緩解前期因出口限制造成的供應擔憂，然而物流時效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實際到港情況將成為驗證供應增量的關鍵。

截至6月1日收盤，碳酸鋰期貨主力合約2609下跌0.71%，報收于17.89萬元/噸。現貨方面，上海鋼聯最新數據顯示，6月1日，電池級碳酸鋰早盤市場均價較前一工作日上漲800元，達17.72萬元/噸。

近日，津巴布韋政府又發布了《礦產分類與宣言》，將鋰、鎳、鈷、石墨等14種礦產列為受股權和出口管制的“關鍵礦產”，并確立國家通過指定特別目的工具(SPV)行使強制性最低持股比例的原則。

印尼和津巴布韋并非孤例。從智利、墨西哥到剛果(金)，全球主要資源國同步收緊了鋰、鈷、鎳等關鍵礦產的管控，這印證了邵留國“長期趨勢”的判斷。

在邵留國看來，上述“長期趨勢”的形成背后有著全球結構性動因。

首先是關鍵礦產長期需求旺盛，全球對關鍵礦產的需求將持續攀升，市場繁榮直接刺激資源國采取更多管控措施。

其次，中美競爭加劇，使得資源國議價能力提升。關鍵礦產目前已成為類似芯片的戰略工具，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紛紛進入資源國爭奪礦產。多方競爭下，資源國“討價還價”的余地增大，為資源民族主義提供了生存空間。

最后是資源國自身追求更大收益。由于大多數資源國為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礦產收益對其財政至關重要。這些國家往往會通過干股要求、本地化采購、強制運輸、延伸產業鏈等手段，盡可能提升自身收益。

針對資源民族主義帶來的政策持續收緊與成本上升問題，中資企業主要采取了本地化深加工和多元化資源布局等策略。但邵留國認為，從實際博弈來看，并不存在“一招鮮”的解決方案。

本地化深加工能滿足資源國的核心訴求、保障供給，但也帶來了國內產業鏈風險暴露、技術溢出等問題，企業只能在順應要求的同時加強法律與風險控制。

從長期看，多元化資源布局有助于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削弱其要價能力，但礦山開發周期長、全球關鍵礦產分布集中，短期內難以見效。

“總體而言，中資企業當前‘討價還價’的余地并不大，多數情況下不得不滿足資源民族主義的目標，同時做好自身利益保護。因此，對于中資企業而言，最有效的做法是根據不同情境進行利益平衡，以在博弈中爭取更大主動權。”邵留國說。